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再有几天，就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的祭日。我的心很冷很冷，对着我书橱里的几张照片发呆。照片中的主人公都是当年“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南京大屠杀”受害幸存者李秀英，“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几年前我亲自采访了他们为他们拍照，而今他们都已作古。

　　我的视线凝固在东史郎的照片上，那是2002年7月9日，我第二次赴京都丹后町采访东史郎，他当场亲笔题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卡板赠给我，我以此为他留影。

　　这就是东史郎吗？他的神态目光，他曾经留给我的印像，宛若飘飘缈缈的幻觉，在眼前翻飞飘荡。战争，和平，罪恶，忏悔，一个个字眼从脑海划过，把一个真实的东史郎定格在面前??

　　这就是那个知耻者勇的东史郎！

　　这就是那个正义斗士的东史郎！
　　
　　东史郎，一个当年曾亲身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作为一名加害的亲历者，他以战地日记的形式，如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同时，作为一名有人的良心的忏悔者，他勇敢地将自己的战地日记公诸于世，以铁一般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向全世界昭示日军侵华暴行。然而也正因此，他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势力的疯狂攻击，并引发了著名的“东史郎诉讼案”。历经8年的艰难诉讼，2000年1月21日，东史郎被日本最高法院判以终审败诉。正义再一次被扼杀于邪恶的屠刀之下。

　　因为“南京大屠杀”，因为东史郎，因为东史郎日记，也因为东史郎诉讼案，东史郎成为了中国人民关注的新闻人物。

　　                               （一）

　　至今，我和东史郎已是十年相识的老朋友了。

　　1997年11月底，我随花冈事件诉讼团第二次访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东京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东京开幕，我作为摄影师受邀参加。那天的一项议程，即作为曾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东史郎到会报告，公开作证南京大屠杀。他的敢于正视自身罪恶的勇气，他的敢于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胆量，引起了会议的极大轰动。在日本的土地上，听日本“老鬼子”血淋淋的战争亲历，对我是平生第一次，对东史郎恨敬之情交加心头。

　　会后，我采访了他，并第一次为他拍照。当晚，我们一起参加了在东京街头举行的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烛光游行。

    1999年4月，我的大型画册《花冈事件》正式出版并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首发式。会议前一个月，我接到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的通知，东史郎先生以及他的律师，还有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的事务局长等，将赴京参加我的出版首发式。我没有想到但非常高兴。那时，东史郎诉讼案正进入三审后斗争白热化的关键时期，也是花冈事件诉讼案二审原被告交锋的紧要关头。事实上，那天的会议成为了对两个诉讼案的声援会，东史郎的与会更成为了重大新闻。

　　这次活动后的第二天，东史郎先生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的录制。这次分上、下集播出的《实话实说》，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反响。也正是由此，使得东史郎和他的诉讼案愈发受到中国人民的关注。

　　分别时，东史郎先生对我说，欢迎你到我家做客。

　　1999年7月，我真的如愿到东史郎先生家采访。

　　东史郎的家，位于远离京都府的丹后半岛的竹野郡丹后町。这是一个濒临日本海湾的美丽的小山村，风光秀丽。从东京坐新干线到京都后，要住一宿，才能坐第二天的专线电车，经两次倒车后，再坐几十公里的汽车，才能抵达东史郎家中。

　　我分明记得第一次在他家乡和东史郎先生见面的情形。那天，我和陪同我的林伯耀先生、林美智子女士走下电车，老远就看见东史郎先生快步迎了上来。他紧握我的手，异常兴奋地说：“你是第一个到我家来的河南记者，感谢河南人民对我的支持，我保存有许多声援过我的媒体报道，其中就有河南的报纸呢！”接着，东史郎先生又亲自驾车奔他家中。从他驾车的风采和潇洒，你一点都看不出这是八十七岁的老人。一路上，东史郎先生侃侃而谈。他说，尽管他的诉讼案二审败诉了，但他毫不气馁，因为他乐观的预计，在即将结束的终审判决中，他肯定要胜诉，因为他坚信真理在他手里，而真理一定会胜利；因为，他也毫不怀疑的认为，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南京大屠杀”，绝不会在日本的最高司法机关再一次歪曲和颠倒吧。那天，东史郎先生的情绪真是好极了，几乎一整天的采访议题，全是围绕“南京大屠杀”和他的诉讼案展开。他以毕生的经历，阐释着历史的沉重和庄严。

　　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2000年1月21日，东史郎被日本最高法院判以终审败诉。巨大的精神打击压向八十八岁的东史郎。但是，他没有屈服，也没有倒下，他点燃生命的余火，向邪恶势力发起了又一轮挑战。
　　
　　                   （二）

　　2002年7月9日，我再赴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第二次专程采访年已九旬的东史郎先生。

　　在要去丹后町的头一天晚上，我在京都约见了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事务局长山内小夜子女士，她告诉我，这两年多，东史郎经受了太多的打击。两次大手术使他九死一生，诉讼案的最终败诉，也总使东史郎接受不了，他更感愧对中国人民，心理包袱太太沉重。而且他仍然要面对无数右翼分子对他的谩骂和人身攻击。这一切，使得东史郎先生身心交瘁，毕竟他是九十岁的老人了。

　　到东史郎家，稍歇息片刻，他约我出去一走。我们乘车，沿海边的一座山头盘旋而上，来到东史郎先生的家族墓地。东史郎将他的族上墓碑一个个指给我，很认真地告诉我：“这里躺着我的列祖列宗，今天我把你们带到这里，是想再一次表明，我将作一个正直的人，我将以自己的言行，去证实我绝不愧对我的祖宗，也绝不愧对对我恩重如山的中国人民。当然，我九十老叟，时日不多，但在我生命的最后终点上，我会为维护历史的尊严战斗到底，死而无悔！”

　　东史郎又领我们走向更高处的山头。顺着东史郎的指向，丹后町尽收眼底。山风呼叫，东史郎迎风而立，一头皓发随风飘动，似一部飘拂不定的史书。

　　“90年前，我就出生在这个山村。1937年8月，也就是我25岁那年，我奉天皇之命应召入伍，成为侵华日军的一员。当年我们福知山地区有600多人被征集入伍参加了侵华战争，其中有两人受到天皇的嘉奖，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1937年8月26日，东史郎随16师团20联队从大阪坐船启程，抵中国后在河北省大沽港登陆，先后参加了攻占天津及华北地区的战斗，又从大连由海上在白茆口登陆，在侵占上海、无锡等地后，参与了当年12月占领南京的战斗，并亲自经历了“南京大屠杀”。每到中国一地，东史郎不仅自己枪杀俘虏、侮辱妇女，抢掠粮食财产，而且目睹所在部队集体屠杀中国军人俘虏、集体轮奸少女、将全村男女老少杀光、将整个村庄烧毁、大肆屠杀中国平民并且毁尸灭迹、强奸中国妇女等等残暴行径。

　　“在中国，我们就是一群屠夫，毫无罪恶感地杀死很多中国人。我们的口号就是‘讨伐支那，山川草木皆敌人，要杀尽宰光！’我们所到之处，就是烧、杀、抢、奸。部队没有粮食补给，采用的办法就是抢掠自给。在搜索的过程中会发现躲藏的女人，而一经发现抓住必是奸淫。攻入南京后更是如此。”

　　在东史郎家里，我再一次看到了他出示给我的一幅照片，而我上次曾见过的原物，他已捐献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发黄的破布上，缝着一面破旧的太阳旗，上有东史郎亲笔书写的“天皇陛下万岁，武运长久，七生报国”字样，周围写着密密麻麻的名字，是当年东史郎出征时乡邻以及战友们的签名。当年，东史郎就是举着这面旗子，参加了攻占南京的战斗。

　　战争，将年轻单纯的东史郎变成杀人魔鬼，而对战争罪恶的反省和忏悔又使东史郎从鬼变成人。

　　“1945年8月，我们在宁波得知日本战败的消息，不久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而上海受降是我生命的新始点。当我们被解除武装时，押送我的中国军官对我说：‘我在南京战斗中被日军俘获，在下关码头遭遇到集体屠杀时，我被压在了一个被枪杀的战友的尸体下装死，才九死一生，趁着夜晚悄悄逃出。想到可恨的往事，我真想把你们杀掉扔到河里去。但是上司有令，让我们以德报怨，所以饶你们一命。’我没有遭到报复，才得以保全性命 。我被中国人的宽宏大量感动得留下了泪水。中国人以德报怨，而日本却以复仇为美德。我从内心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大度。我们必须深刻反省过去的错误，表示谢罪。作为战争的经历者和加害者，我要讲出历史真相并以此为鉴，才是真正反省的基础，才是中日友好的基础，而不应该掩盖战争的罪恶，抹杀历史的真实。”

                         （三）

　　战后的几十年来，东史郎不断反省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对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抹杀“南京大屠杀”罪行，否定对华战争侵略性质的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决心在有生之年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暴行公布于众，让日本人民了解真相，接受教训，避免日本重走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老路。

　　1987年7月6日，东史郎邀请两个战友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展示《阵中日记》等证据，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随后以《阵中日记》为蓝本，撰写《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详细披露了他所亲历的南京大屠杀以及侵华日军的残酷暴行。东史郎的正义之举，使日本右翼势力恼羞成怒。他们对东史郎百般围攻，企图遏制东史郎以及更多的老兵公布南京大屠杀真相。东史郎同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日本右翼势力疯狂反扑，遂指使东史郎的战友桥本光治以“《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书中关于其虐杀一个中国人的记载不符合事实”为名，将东史郎告上法庭。

　　东史郎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的战友桥本光治（即西本）在原中国最高法院的大河对面，将一个中国人装入邮政袋，浇上汽油点上火，然后绑上手榴弹扔进水塘，将其炸死的残酷情形：

　　12月21日，受命整肃南京城，离开郡马镇（马群镇）。

　　位于中山北路上的最高法院是一栋灰色的大楼房，大概相当于日本的司法省。

　　法院前面横卧着一辆撒了气的小轿车，马路对面有一池塘。

　　不知从哪里带来一个支那（中国）人。战友们像孩子耍小狗似的耍弄他。西本（桥本光治）提出一个残忍的办法，即把他装进袋子里，浇上汽车用的汽油点火烧。

　　哭喊着的支那（中国）人被装进邮袋中，袋口扎得牢牢的。他在袋子里挣扎、哭泣、大声喊叫。袋子像足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向蔬菜一样浇上小便。西本（桥本光治）从撒了气的轿车里拿来汽油浇到袋子上，袋子上系上一根长绳子，能够到处拖着走。

　　有良心的战友皱着眉头注视着残酷的行为，没良心的战友有趣地声援着。

　　西本（桥本光治）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就在这时，袋子里发出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袋中人用浑身的气力使袋子跳了起来，自己滚动。

　　抓着邮袋绳子的西本（桥本光治）说：“喂，你那么热的话，给你凉一凉怎么样？”说着把两枚手榴弹系在绳子上并扔进了池塘。火灭了，袋子沉下去了，就在波纹即将恢复平静的时候，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

　　水咕嘟蹿了上来，然后又恢复了平静。游戏结束了。

　　这样的事在战场上什么罪过也没有，大家只是对西本（桥本光治）的残忍厌烦而已。接下来，好像一点儿也不记得刚发生的事情，这一队人又吟着小曲继续行进了。

　　其实，东史郎在这里纪录的，只是日军南京大屠杀千千万万暴行中的一件而已。但是，这些真实的记录公诸于世，却是对日本极右翼势力妄图否定南京暴行历史事实，推卸侵略战争罪责，竭力为侵华日军战犯罪魁祸首翻案罪行的沉重打击和揭露。右翼势力不敢正视东史郎日记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实记录，也无法否定南京暴行血写的历史，就只好选择某一个事件来做文章。1993年4月，一个毒辣的阴谋经过右翼势力的精心策划出笼了，一个当年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华日军分队长--东史郎日记中提到的那个桥本光治，以一个“被害者”的身份，将一张状纸递到东京地方法院，对东史郎等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他的名誉损失，一是登报公开赔礼道歉，二是支付损害赔偿金。

　　在东京地方法院，是非曲直完全被颠倒了，反省侵华罪行的日本老兵东史郎被加上种种罪名，而屠杀无辜中国人的凶手却成了“被害者”。1996年4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竟然置历史事实不顾，以东史郎的记述“没有客观证据”、“损害了原告的名誉”为由，判定东史郎败诉，责令向原告赔偿50万日元，并登报道歉。当东京地方法院宣布判决之后，支持桥本的旧军人身穿旧军服，走上街头，高唱军歌，为“胜利”欢呼。显然这一判决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

　　东史郎当然不服这颠倒历史黑白的判决。在之后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和日本最高法院的三审中，东史郎及他的律师团数次赴南京，就案件中有关问题作了反复的试验，并以此提供给法庭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和具有确凿证据的法律文书，但日本法庭一概置之不理，一道模式似的判决东史郎败诉、败诉……

                         （四）

　　丹后半岛的七月，正是当地的梅雨季节。沉重的历史，沉重的诉讼似乎压得东史郎先生喘不过气来。望着他高龄而孱弱的老躯，突然给我一种心疼的感觉。我不想再让他讲下去，提议出去散散步，放松一下。

　　东史郎先生领我来到海边。茫茫的日本海，浊浪翻滚，惊涛拍案。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咆哮，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东史郎站在岸边的一块巨礁上，遥望着大海的远方，一字一句地对我说：“你知道，此刻我的心情难以平静，事实上几十年了，我的心情何尝平静过。我可能会永远被中国人憎恨。说来你也许不相信，真的，我多少次地一个人站在这海边，面对着中国，在忏悔、忏悔；然而我的愿望至今尚未实现，我死不瞑目。中日战争持续了8年，而这场强加于我的诉讼案已经持续了10年。在这10年里，我无数次的往返于丹后半岛与东京之间，多少艰难都压不倒我，我连起码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可我绝不会屈服，我要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在全世界公开，要求日本对侵华战争的非人道行为作出深刻反省，希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对日本的战争暴行彻底揭露，共同谴责。”

　　“那么，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我问出了我迫切想知道的问题。

　　“控告！”东史郎坚定地回答。“我要向联合国法庭控告，我要向全人类控告！我的案件在日本判以终审败诉，说明在这里已没有真理和正义而言。我不是图什么法庭上的输赢，但是历史的公证一点也不能让步，我更寄望于国际法庭和世界人民对历史的审判。我将讨个公道。我九十岁了已经进入迟暮之年，也许活在世上的时日不多，但我仍要坚持与军国主义斗争，决不放弃，即使我的生命完结，也要在地狱中寻求证言，请阎王做出公正的判决。”

　　此刻，我再一次认识了东史郎。我坚信他会为寻求正义战斗到最后一刻。东史郎的女儿告诉我，这二年多，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工作。他在夜以继日地写啊写啊，整理战时日记，提供证言材料，起草控诉状稿，而且还要随时同围攻他家的右翼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东史郎给我讲，就在昨天，他和他的律师团还在为向国际法庭递交的诉状作最后的定稿，计划向国际法庭提出正式控告。而且，他将尽快亲赴南京，完成他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捐赠“东史郎日记”手稿的夙愿。

　　然而，这却成为了他最终未能实现的遗愿。
                                                       
                        （五）

   200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重要一年，同时，也为日本政府能够正视反省历史、推动中日和平友好事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难得的契机。而此时，东史郎的精神，东史郎的勇气，在日本有着何等重要的示范意义。

   这是东史郎先生的又一美好期待。但是，他所期盼的2005年，是对他一次比一次沉重的精神打击，那是日本政要对中日关系一次次冷酷的伤害。

   东史郎绝望了。直到他熬过了2005年的严冬，在又一个轮回的开始离开了这个人世。

   东史郎先生，你能够瞑目吗？

   我又一次打开我2005年五月出版的《为历史作证》一书，那里边有“正义不屈”一章，介绍了东史郎诉讼案和他勇于忏悔并为追求正义而奋斗的余生。此前的2004年，在我去日本采访时，我曾带去了这部分书稿，意在送他审阅。但由于事务繁多，未能见他，只好托人将书稿转他。不想，东史郎先生很快给我寄来信函，那一字字，一句句，是血？是泪？是悲愤满腔？是仰天长啸？我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来形容。

   在此，我想把东史郎先生作为了我书的序言的《我的抗争》一文附与本文，作为对东史郎先生的纪念！

                                 东史郎：我的抗争

    军国主义分子命令我们战斗到底，正是他们把我送上了法庭，而起诉的理由是“东史郎将屠杀之事公之于众损害了日军的名誉。”

    中日战争持续了8年，而我的审判竟长达10年之久。

    我主张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应作深刻的反省，但在法庭上我败诉了，他们说“东史郎日记”中关于屠杀中国人的记述是虚构的。真实的战场日记竟被判作虚构？在这样的国度里，我想没有必要保存这些日记，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将它捐赠给了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同时捐出的还有金 ?勋章，瑞宝勋章及证书，而那些勋章是我在战争中表现不俗而获的奖励。

    要将日军惨害中国人这一事实公诸于众，我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事实不能被掩盖起来，应该公诸于世，我犹豫再三，还是捐出了我的战场日记。

    我抱着“应该推进面向未来的中日友好关系”的信念，公开了史实。

    战争给了我一个教训。军国主义者在最初的教育中就企图将我们培养成东洋鬼，送去打仗的东洋鬼。我们对天皇的忠心重于高山，而自己的生命轻如鸿毛，我们是战争的牺牲品。

    战场上的悲惨情景让我非常悲痛，极度的伤感促使我以日记形式记下这些事情。当时，拣抄中国军队的传单，也是我战场记录的一部分。日本军人视自己的生命尚且轻如鸿毛，更别说中国士兵的生命了，他们杀人就象杀猪一样毫无顾及，说一声“杀了他”就把多少中国人给杀了。

    中国军队没有入侵日本也没有占领首都东京，而日本军队不但入侵中国还占领了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这就是侵略，这正是我们必须反省的根本所在。

    德国人拉贝的日记是爱心的记录，记述的是救济难民；日本“东史郎日记”所记述的史实，则是加害难民的。我东史郎可能会永远为中国人所憎恨，但我捐出的“东史郎日记”是真实的战争纪实，我公开事实，反省过去，并真诚地向中国人谢罪。

    军国主义者信奉“活着不受俘虏之辱，死了要做护国忠魂”，就是要战到死。他们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胜利，胜利之后做什么都行，胜利者就是正义的，而有了憎恨更容易胜利，这样一来，屠杀的恶行就出现了。

    战败的那天，在上海，一位中国军官这样说：“我在南京作战成为日军俘虏时，在下关码头遭到集体屠杀，因压在战友的尸体下才九死一生，一直与可恨的日军进行战斗。今天，我恨不能杀了你们，然后扔进黄浦江里。但是，因为上级有令要‘以德报怨’，所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他只是说说，但没有报仇。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就是源于当时中国军队宽大的胸怀，倘若换了日军，一定会复仇的。

    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在血腥的战场上战败了，在道德的战场上也战败了。日本在日清战争胜利时，占领了台湾，并索取了大量的赔款。而这次战争，胜利的中国并没有索要战败的日本一寸土地，他们是如此的宽容。与其取得赔款使日本人民受苦，不如修好中日关系。

    科学、文化的基础是文字，日本的文字是从中国那儿学来的。可我们却对文化恩师的中国肆意践踏。

    我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在打官司。中日战争从1937年到1945年经历了8年，我的官司从1993年开始，现在已经是十几个年头了。

    我始终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

    中国人以德报怨对待日本，我们本应该感激中国反省自己，日本军国主义者却指控我损害了日本军的名誉，而参与审判的法官与军国主义者沆瀣一气，毫无道义可言。

    在德国，若有人在公共场所说犹太人大屠杀是谎言，就会被以煽动大众罪处刑5年。而在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竞公开集会，声称“20世纪最大的谎言是南京大屠杀。”

    德国人拉贝的日记是救济难民的爱的记录！

    日本人东史郎的日记是加害难民的史实！

    我可能会永远被中国人憎恨，而南京大屠杀和纳粹党的犹太人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恶行，是人类文明的污点，必须加以反省。

    在东京高等法院第二审判决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原告方面挂起了“捏造南京屠杀诉讼胜利”的横幅，法官虽在判决书中有意避开了对南京事件的判断，但原告就是要达到横幅中所写的目的。

    第二审判决后，我也举起了自己书写的“仰不愧天，俯不愧地”这句引于中国古人老子的话。意为即便是判我败诉，但是，我所记录的真实事实是对得起天地良心的。

    我为何要如此抗争呢？就是为了击碎那些伪君子的谎言。

    南京大屠杀是历史学家已作出定论的事实。而这些人企图以司法形式来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虽然这场官司说是为了恢复所谓个人名誉，但实际上是以此为突破口来证明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板仓由明在《星期一评论》中所述），这就是原告方的主张，他们一开始就挑起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争。正因为这样，决不能允许他们歪曲战争历史的真相。为此，我将作彻底的抗争。

    李白在体弱衰老、身境悲凉时作过《秋浦歌》这首诗：“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我一个老兵孤独地进行了十几年的抗争，早已心力交瘁，不觉已是满头银发了。

    李白悲感于生命的衰老。我虽非青春，却在胸中燃烧着火焰并决心战斗到底。

    不是中国进攻了日本，而是日本进攻了中国，根本上就是侵略。对此，我们应当反省。不是什么“自虐”，而是“自省”。

    我90岁了，已经进入迟暮之年，但我仍要坚持与军国主义者斗争，决不放弃。

    苍天为证。                                               
                                                                 2004年冬写于丹后半岛自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