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树枫先生最近在调查日本在二战期间掠夺中国劳工罪行时,新发现了一批日文实证,证明日本掠夺中国劳工是由日本政府决策,企业参与,军队具体实施的。

    张研究新发现的日文实证主要有:

    一九四四年八月日本北支那军向华北各地伪政权下达的征用五万中国劳工到日本和中国东北、华北的命令和计划任务书:《战时重要紧急动员对策要纲》;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再次下达的一九四五年度征用五万中国劳工的计划任务书;

    伪青岛市政府和华北劳工协会奉日本侵华军之命在青岛设立关押和输送中国劳工赴日本的专门机构“劳工训练所”的组织要领和运营细则。等等。

    张树枫研究员说,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应国内企业申请解决劳力严重不足,于一九四四年二月正式通过了从中国掠夺劳工“强制连行”到日本“强制劳役”的决议,并通过其侵华日军来实施。此次他新发现的日本北支那军发布的《战时重要紧急动员对策要纲》,即是日本政府制定的掠夺中国劳工国策的产物。

    张研究员指出,在新发现的这批实证中,日军明确提出掠夺中国劳工的三个来源:其一,抓捕中国平民,即所谓“行政劳工”。其二,关押在华北各“战俘”集中营中的中国“战俘”。其三,关押在各监狱、法院、宪兵队中的中国“犯人”。上述人员分期分批被关进设在青岛的“劳工训练所”。每个被关进去的人都要接受严格“审问”,然后,被“恩威并施”加以“洗脑”,“去除”抗日意识,做驯服听话的劳工。稍有不满,即遭毒打。

    新发现的实证表明,每批数千名被关在训练所内准备输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住的是没有窗户的大仓库和阴暗潮湿、没有任何卧具的地下室。患病和死亡者每日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次传染病,死亡四百余人。据新发现的实证记载,为了反抗非人待遇和拒绝到日本作苦役,训练所内的劳工多次举行暴动,均遭到日本军警的残酷武力镇压。

    在新发现的伪华北劳工协会编制的《华北劳工协会业务概况报告》(日文)中记载,仅从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二月的半年时间内,即有二万二千八百四十九名劳工被分别从青岛和唐沽劳工训练所输送到日本各矿山、码头做苦役。

    “勿庸置疑,掠夺中国劳工是日本二战时期的国策。对中国劳工在日本的悲惨遭遇,日本现政府亦应承担全部责任,赖是赖不掉的。”实证在手的张研究员对记者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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