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弟兄壮烈殉国
命令下达，我旋即率部折回，退到五台山附近，将我那一营兵力，略作部署。当时，我满以为敌军即将乘我军方乱，攻入城内，陷我首都的呢。讵料，我们在五台山守到１２月１３日破晓、清晨、午间，四周反倒静悄悄的，毫无动静。——敌军的先头部队，一直到１３日午后，方始入城。
１２月１３日午后，首先，是在五台山上，发现了一面日本红膏药旗。接着，源源而来的日军，便以这一面膏药旗为中心，非常谨慎而小心，步步为营，甚至带有几分畏缩神情，缓缓地向各街各巷，进行武力搜索，谁能想到，这便是南京大风暴的前奏。
在南京城里，五台山一带，首先与日军发生遭遇的，是我教导总队辎重营的一个排，我原将这一排人部署在五台山的背面，他们全副武装，始终严阵以待，当敌军的先头部队抵达，他们奋起应战，英勇不屈，终被敌酋调集重兵，轮番猛攻，这一排英勇的弟兄，竟然全部壮烈殉国，无一幸存。
当日军和我那一排弟兄在五台山上进行激战，日军大队迅即将五台山上全部加以包围，我辎重营的弟兄，处在日军的强大压力之下，只要稍微探一探头，露一露面，便有悉遭日军围而歼之的危险。军人以报国为天职，老实说，我把我的辎重营拉到五台山上，起初，未始没有据险而守，和敌军拼到最后一兵一卒的打算。尤其我部下的五百余名官兵，在亲眼目睹，亲耳听说挹江门里外，和下关江边的种种惨况以后，无分上下，人人益曾敌忾同仇之心，个个都想跟敌军拼一拚命。只不过，在我部进驻五台山的那半夜半天之间，我一连遇见的几位往后多时同患难、共生死的好朋友，爱国侨胞罗剑雄，以及郭迪民、龚敏、贾维翰、吴学模及其夫人以后，从他们的口里，我才获悉，五台山一带不但人烟稠密，而且还有若干外国使领馆，其间颇不乏不及撤离南京的重要人士，倘若我们孤军力战，和日军拼斗到底，使五台山成为战场。那么，在当时除造成民间的重大伤亡外，尚且极可能引起日军残酷的报复，似乎我即将成为五台山无辜受害同胞的罪人了。
但是，我和我那一营弟兄，自然不甘于向敌军缴械，举手称降，因此，几经研拟，方始决定，将我那一营弟兄化整为零，换上便衣，各自逃生，并且相互约定，一等到南京城内秩序恢复，我们幸获逃出城外，立即投奔国军队伍，俾与敌军奋战到底。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又遵照罗剑雄等诸位先生的意思，通知我的弟兄们说，我将住进意大利驻京总领事馆，以便他们万一有事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找得到我。
我之住进意大利总领事馆，虽说是听从罗剑雄等诸先生的建议，其实，却仍然还是一项相当冒险的行动。日本与德意两国，后来固曾成为一丘之貉，三国分别签订盟约，号称轴心国有以对抗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国家，但那毕竟是南京失陷于日寇两年后的事。当南京城陷之日，意大利驻南京总领事早就跟各国使节一起撤出南京城了。此所以，我那匿身之地，意大利驻南京总领事馆里，竟然连一个意大利人都没有，我们，包括张家遨先生，以及上述的６位先生和夫人，所恃的唯一保障，仅是逐日悬起的一面意大利旗。
那么，这面意大利旗又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意大利总领事馆馆址，就是南京大陆银行张经理的产业，而由张经理出租给意国领事馆的，意国领事馆人员撤走以前，张经理便向馆方人员提出要求，可否准许他每天仍将意国国旗悬起，用以避免日军的骚扰。张经理提此要求的用意，是他在那幢房子里还存有些物件，同时，他的令侄张家遨，也住在领事馆里面。当时意大利总领事馆的人很慷慨的答应了，因此，那儿便成为了我们几个人的临时庇护所，尤其使我度过了南京大屠杀初期，几于不可避免的重重杀机，幸而保全了一条性命。想当年，我不过是国军一名中校，生与死，渺不足道，只不过，正由于我当时幸免于难，方可留下这条命来，能够在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谷寿夫战犯一案时，出庭作证，陈述了日军在我首都南京的屠戮之惨，引起了举世舆论同声挞伐，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部“文明进化史”上，留下永远无法雪的污点。
使我得以顺利避入意大利总领事馆的大功臣，首推敝同事罗剑雄先生，罗先生是一位热爱祖国超乎一切的华侨，他的为人行事素为社会各界所尊敬，这位早年罕于一见的华侨军官，正是洞澈国事阽危，发奋投笔从戎的。他的父亲是南洋富商，对于儿子的忠义之举，支持不遗余力。每次赈灾，罗剑雄都会力请乃父，捐赠巨款，拯救灾黎。同时，罗剑雄也以南洋巨商之子，和国军青年军官的双重身份，成为首都南京交游广阔，众所艳羡的人物，他所结交的多为达官贵人，殷商富贾，大陆银行的张经理，也是他的好友之一。从而，他到张经理所拥有的“意大利总领事馆”匿居，我和郭迪民、龚敏、贾维翰诸先生，还有吴学模先生及其夫人，再包括张家遨和罗剑雄在内，一共是８个人，一概成为意国领事馆的住客。
匿身领馆比鼠不如
一同住进意大利总领事馆的我们7个人，在那一段共患难的时期，更是奠定了真挚无比的友谊，沦敌之初，我们无法测度下一分秒的遭遇，更无从决定未来的去向与命运，愁云惨雾，弥漫心头，焦灼恐怖，无时或已，我们就只有相互慰藉，相互支援，如象亲人骨肉一般，表现出迥乎寻常的友爱。还有一位。还有一位雎团长雎友兰先生，他住在北平路34号，和我7个不同一幢房子，但却受到我们7个友爱气氛的感染，不时从他的住所来和我们在一起。连他在内，我们8个人真是做到了同一条命，同一条心，为了维持生活，保障安全，大家更是毫不迟疑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以意大利总领事馆为匿居之地，那一段日子的生活，过得比老鼠都不如，因为老鼠尚且能昼伏夜出，在更深人静的时分大肆活动，而我们却连夜间都不敢轻易外出，有时迫不得已非出门去买东西或找柴火不可，也得推派代表轮流地去，但凡有一位难友硬起头皮鼓勇出门，其余的难友无不为他担心害怕，有人喃声地祝祷诸天神佛予他庇佑，有人目不转瞬的朝向大门盯望，一旦门外响起他的脚步声响，立刻飞快地去替他打开大门来，相互庆幸他居然不曾遇险，得能顺利归返。
同时居住的难友，都尊我有如家长，我也尽心尽力地为大家的安全设想，因而定下了若干“戒条”，例如，不准高声谈笑，不许登楼眺望，不得点灯照明，不可打开大门，大门不但不准打开，而且平时一律加锁，免得兽兵闯入。
有了这一份确保难友安全的责任在肩上，每天我都早早地睡觉，早早地起床，四处巡视，探听外间的动静。
三方临时协议
在兽兵尚未进城以前，先有几位急公好义的外籍人士为保全民命，免使生灵涂炭，酿成惨剧，曾经和中日双方商妥，由南京城里的山西路起，经上海路、新住宅区、五台山麓以迄新街口为止，设立一个难民营。在难民区内，每一条出入路口，都插有红十字会的会旗，作为标识，另派有国际警察，负责维持秩序。当时由三方约定，难民区内中日双方一概不许设防，或作任何军事设备，同时，武装士兵一律不准进入。
这一项三方面的临时协议，我方是彻底遵守，从未违反的，我军在撤离南京之后，不但不准武装士兵经过难民区，尚且派出便衣人员，防止汉奸混入骚扰。因此，兽兵进陷南京以前，偌大的难民区里，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从而使南京市民在心理上获得了莫大的保障，纷纷扶老携幼，争先恐后，涌向那个“保了险”的安全地点，据较保守的估计，在１２月１１日到１２月两日之间，避入难民区的南京市民，有30余万人之多。
30多万人挤在那么一个狭小的地区里，人潮拥挤，不难想象，何况30余万难民，人人都尽可能的携带着他们的财物和用具，因此，马路边，走廊里，到处都挤满了人，堆积着各色各样的东西。当时抵达难民区的每一个我国同胞，都以为自己已经幸免于难，已获得生命和财务的保障。然而，殊不知，日本军队是绝无信义可言，向来蔑视国际公法的。早在１２月１１日上午，南京陷落之前，日军便自城外一炮射到了福昌饭店门口，轰然一声巨响，顿时就有十余位同胞，断头决腹，当时惨死，造成难民区里第一次恐怖事件。
经过１２月１２日深夜我军奉命撤退后的那一场大混乱，一般自认无法渡过长江，向江北转进的我军，包括我们在内，全都换上了便衣，跑进难民区里暂避。只是，部队众多，所携的军械由不在少，急切之间，从那里去找这么许多便衣？埋藏武器，更是措手不及。因此，只好找到什么便穿什么，不论男装女装，花花绿绿，在难民区里出现了大批奇形怪状，一眼可以觑破的我军武装同志。尤其，他们的枪械子弹，虽然大都已经隐藏起来，其余如军毯、军装、公文箱和绑腿等等，一时不及毁弃，就唯有随手抛弃，在难民区的四周，一堆一堆地堆着，谁也不敢去过问，去设法消灭。有几位外籍人士，顾虑到这样可能会引起日军进入难民区搜查我军的借口，也曾雇人前去抬开埋掉，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１３日入城的谷寿夫所部兽兵，首先发觉，紧接着，他们又在首都最高法院，搜出了满满一库的枪支，复于金陵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