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分赴辽宁抚顺、云南昆明采访了三位健在者。其中81岁的莫德胜老人，在接受采访后不久，于5月15日病逝。平顶山惨案的见证人又少了一位。

中秋佳节夜，“大刀会”突袭日本鬼子的消息让平顶山村民大快人心

84岁的杨宝山老人回忆，1932年9月15日是中秋节。这天晚上，他听到外面喊“杀啊、杀啊”的声音，一直到后半夜才停。第二天听说，“大刀会”把日本人开的卖店给烧了，这个卖店是日本人压榨中国人的地方，矿工给日本人干活一天发3角钱饭票，饭票还不能在外面用，只能在日本卖店里买东西。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拍手称快，说烧得好。

据记载，日本人认为平顶山村民没能及时向“皇军”报告有抗日武装的消息，有“通匪的嫌疑”，所以决定以屠杀来进行报复。

杨宝山与莫德胜都居住在抚顺市。对莫德胜的采访是在医院中进行的，他回忆：“1932年，我刚刚8岁，家住在平顶山村，全家有四口人，父亲是矿工，外公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家家户户过中秋节的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我们一群孩子跑到平顶山西坎，看到道上有好几辆汽车，上面载的全是日本兵，头上戴着钢盔，端着带有明晃晃刺刀的枪。我急忙跑回家，对姐姐说，不好了，鬼子兵来了。我妈说，可不要往外跑了。”

“中午刚过，3个鬼子兵闯进我们家，把门踹开，日本兵说，把好东西通通拿出来，我们皇军保护你们，还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赶我们全家出门。我父亲说，这是我的家，我不走。鬼子兵拿枪把子劈头盖脸地往他身上打。母亲抱着3岁的妹妹，父亲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被赶出了家门。满街都是老百姓，哭哭啼啼，都被赶到村外牛奶房子南边的草地里。”

两次机枪扫射过后，日寇怕有人没死，竟然第三次挨个用刺刀检查

“突然，有人大声尖叫，洋鬼子烧房子啦！人们回头一看，平顶山浓烟弥漫，大火冲天。”杨宝山对73前的那一幕记忆犹新，“我母亲看着那个方向说，我们家的房子被烧啦，说完就哭了……”

午后一点多钟，人们差不多都被赶进了屠杀场，日本守备队从四面八方拼命把人群往中心压缩。莫德胜回忆，“这时，鬼子军官刺刀一举，周围的机枪立即叫起来，人群随着枪声一排排地倒在地上。我前面有个人穿着薄棉裤，一打他一蹬腿，棉花还冒烟，一会儿就不动了。我吓得头发一竖一竖的……”

“有人喊‘不能白白叫鬼子打死！’靠东南边的喊声很大，起来一些人往外冲，枪声也集中到这个地点。以后喊声渐渐小了，是否冲出去一些人我就不知道了。”

“一些没有受伤的人起来准备逃时，又进行了第二次机枪扫射，这次子弹打得更低，鬼子怕有人不死，一拥而上，挨排挨个地用刺刀往人身上扎。”

只要地上还有呻吟的，日本兵过去就补枪，然后再用刺刀捅。杨宝山说：“日本人从北头到南头，死的活的每人一刺刀，检查到我时，用刺刀把我娘挑到一边，扎我的后背，我强忍痛一动没动。日本人在我身上走了好几个来回，把我脑袋都踩破了，我都没敢动。”

另一位幸存者方素荣，如今生活在昆明，她很怕回到平顶山。她说：“这么多年来，我还经常做恶梦。”那一年，方素荣只有4岁，她还有两个年龄更小的弟弟。“枪声一响起来，爷爷一下子把我摁在了身下。过了多久我都不知道，我醒来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日本兵踩着血，皮靴在血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的弟弟还在地上爬，喊着‘妈妈??妈妈??！’，日本兵用刺刀一攮，然后给甩了出去，弟弟再也没有声息了。”

“只要我还活着，这个官司就要一直打下去”

日本兵走后就听到有人喊，没死的快跑吧，鬼子去拉汽油了。杨宝山说：“第一次没敢起来，连喊三次我才敢抬头往周围看了看。当我看到鬼子真的不在了才起来。我去拉父亲，他瞪着眼睛看着我就是不起来，摇他手他不起来，拽他也拽不动，我咬他的手，他还是不动，我就倒在地上哭。”

莫德胜说：“我把盖在母亲身上的棉被掀开，母亲和妹妹满身都是血，大喊‘妈、妈呀、妈！’喊也不醒、推也不醒。姥爷姥姥也死了，我像个木头人不知怎么才好。听到有人喊，快跑吧，日本人要回来了。我最后看了亲人一眼，钻进高粱地。”

1996年，杨宝山、莫德胜、方素荣作为原告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侵华日军犯下的罪行，向受害者谢罪并给予赔偿。杨宝山说，至今已经9年了，我都去了五六趟日本了，几次都是败诉。2002年6月，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了“平顶山惨案”的事实，但驳回了诉讼请求。2005年5月13日，东京高等法院做出二审判决，支持一审判决，驳回了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讼请求。

虽然见证者之一的莫德胜没能等到胜诉的消息传来，杨宝山说，只要他还活着，这个官司就一定要打下去。

作为平顶山惨案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大尉川上精一在日本投降前回国，1946年服氢酸钾铝自杀；中尉井上清一就是目击者在屠杀现场看到的那个高举战刀下达射击命令的日本军官，1969年病死于大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