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距今四十三年,检视旧存采访笔记,新闻已成历史。现追忆当年亲身经历,略记史实如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袭击卢沟桥、进攻宛平县城的炮声,不仅震醒了全中国人民,也用事实昭告全世界,日本侵略者决不以侵占东北三省为满足,还要用武力夺取华北,进而征服全中国。

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新闻记者的职责所在,就是及时赶到战云密布的华北,把危机真相告诉广大读者。七月十三 日上海《新闻报》派我赴平、津采访,在北站登车之前,我已从站长室获知日军占领天津东站的消息,铁路当局对这趟列车能否到达平、津,亦无把握。列车经济南时,始知到天津时将停靠总站。十五日上午十时到天津,总站虽尚未被日军公然占领,但荷枪实弹的日军已在天桥上站岗放哨,空中也有日机侦察。下车走出总站,见日军三五成群,忙于征用公私车辆,抢运军用物资。

就在我到津的前晚,即七月十四日晚上八时,天津日军一千五百人,包括步、骑和炮兵部队,从海光寺兵营开出,在大街上游行示威。当行抵东马路时,架枪在马路旁休息,附近居民因天热乘凉,见日军开到,聚集围观,日军恼羞成怒,立即展开战斗队形,举枪作瞄准状,居民纷纷逃避,日军始耀武扬威而去。这时北宁路沿线天津至山海关一段,除原有日本驻屯军一个师团之外,新调来天津的有原驻朝鲜的第十 师团四千多人,其先头部队由川口少将统率,尚有由坂垣统率的第五师团亦将来津。关东军佐藤师团此时已越长城古北口向北平郊区集结。中国军队因受《何梅协定》(一九三三年长城战役后何应钦和梅津少将签订的停战协定)的种种限制,不能布置防御,事实上,平、津两地早已门户洞开,处于日军直接威胁之下。当时著名的汉奸如刘桂堂和白坚武等都住在天津日租界,策划组织暴乱。北宁线上,日军调兵遣将,军运频繁,但在当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上还常刊载宋哲元、张自忠、陈觉生、齐燮元和天津日军驻屯军司令香月、日本驻华大使川越等云集于此,应酬谈判,几夜无虚席,单是和平的幻想实不足以掩盖平、津所处的危急!

在天津稍作停留,翌日即到北平。这里除白天常见日机作编队飞行掠空而过,晚上遥闻日军在郊外进攻的枪炮声之外,商店照常营业,市面仍保持镇定。但交通要道堆满沙袋,警察严密布岗,晚上实行戒严,商店都在晚上八时提早收市。

戏院及娱乐场所营业不佳,中山公园、北海、中南海和故宫游人大减。我曾约三、五友人,到中山公园绿荫深处品茗,虽茶座遍贴“莫谈国事”的警告,但邻座茶客仍纵谈时局危机,语极激昂。北平大、中学校虽值暑假,大部分留校教职员和学生都忙于组织抗敌后援会、尉劳团等团体,进行紧张地工作。妇女团体则组织救护队,加紧训练,并为前线战士缝制布鞋、衬衫,日夜加工,不稍懈担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根据党中央提的抗日救亡号召,正密切联系社会各阶层群众,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

十八日下午,我驱车出宣武门至彰仪门,城门半开,二 十九军战士严密把守,力劝记者勿再前进,谓城外大井村已被日军占领,经解释后放行,继续徒步前进,到大井村时果为日军哨兵所阻。折赴永定门外南宛,经过大红门时,曾与二十九军战士谈话。据他们说,前不久曾与日军发生武装冲突。最初,有日军三辆卡车疾驶而来,我军上前制止,日军不仅不听,反开枪射击,我军当即奋勇还击。第一辆卡车司机中弹受伤,车辆撞树倾覆,其余二辆狼狈退去。此后,日军即不敢再向大红门守军任意挑衅。

从北平郊区的局势来看,证实日军已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紧紧包围北平。当时逃离北平的人们,大都搭平绥路支线的火车,先到门头沟,再到长辛店,换搭平汉路火车南下。

我在十九日上午出发到卢沟桥前线采访,也是走这条路线。

门头沟距长辛店仅四十华里,有小毛驴和洋车可以代步,经过小坡儿和卧龙岗两个小山岗时,还是要靠步行。午刻到长辛店,首先至警察局访问驻在那里的宛平县长王冷斋。他是卢沟桥事变中的新闻人物,来往于宛平县城与长辛店之间,既要办理宣抚居民、供应军队需要的各种物资,又要经常与日军谈判交涉,每天办公达十二小时以上。

他在百忙中抽暇和我谈话,略述事变经过。自从丰台被日军强占以后,日军经常到卢沟桥举行实弹演习。七月七日晚上又来演习,收队时说失踪日军一名,坚持要进宛平县城武装搜索,我方据理拒绝,日军即开枪挑衅,引起武装冲击。

到八日清晨,日军牟田口联队长亲率步、炮兵四百多人,发起攻城,我军奋起抵抗,一排人壮烈牺牲,后援部队闻警赶到,始稳住阵地,不让日军冲进城内。八日下午三时,日军送来两封信,限我军于六时前撤退。当天晚上八时,王冷斋正同日方代表樱井中岛在县政府谈判之际,城外日军即以重炮攻城,炸毁县政府及附近民房。九时后,我军忍无可忍,冒着敌人的炮火展开反攻,即将卢沟桥夺回。九日上午,日军一面提出要求停战,一面仍坚持必须撤走原有驻军,改由保安队换防。日军要求停战只是一种烟幕,事实上从未停止其咄咄逼人的进攻,尤其令人愤概的是当换防的保安队通过大井村时,竟遭到日军从背后袭击,我军伤亡甚多。从十日起,战斗时断时续,我军仍在原有阵地,始终坚守卢沟桥与宛平县城,而外交谈判则从当地转移至平、津进行。

辞别王县长,经过一小时奔波,始在简陋的驴马饭店中觅得一宿之地。当晚,蚊虫与跳蚤联合进攻,难以入睡。二 十日清晨,由王县长派向导带路,徒步走五里到达卢沟桥。桥南入口处堆满沙袋,防卫森严,只能让一人侧身通过。桥上二十九军战士横擎着上刺刀的步枪,胸前束着沉甸甸的子弹带和两颗木柄手榴弹,肩荷系有红色绸带的大刀,目光炯炯,注视前方。核对口令后,始通过此横跨永定河上的大桥,进入宛平城,我发现城门口已改由保安队布岗。进城后,先到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何基沣旅所属的团部,访问吉星文团长。

吉团长是抗日名将吉鸿昌之侄,当时年仅二十九岁,长得粗眉大眼,身材高大,具有豪迈的军人气概。由于指挥作战中负伤,头部还裹着几层厚厚的纱布,两眼因连续失眠而发红,但他绝无倦容地接见了我。他说:“事变前,刚从南京中央军校高级军官训练班受训归来,原想告假回乡探亲,继思日军常到卢沟桥我团驻地演习,军心愤懑,可能会引起冲突,还是先回部队的好。军人守土有责,人若犯我,我们绝不能毫无抵抗。这次作战,与连年内战大不相同。最显著的是民众十分踊跃支持军队作战,宛平城内居民大部分没有逃跑,愿为我军挖战壕、做工事、挑水、烧饭,协助部队守城。

连日,北平青年、学生和妇女团体到前线慰劳者络绎不绝。其次是士气高昂,空前未有。官兵在作战中负伤后,都不愿后撤,认为若一撤下火线即丧失此千载难逢的抗敌机会。例如我团金营长,大腿给敌军炮火打伤了,我叫他回后方就医,他坚决表示,要带一连人战死在卢沟桥上。中国有此民心和士气,深信我军抗战必胜!”

从宛平县城再回长辛店时,卢沟桥畔枪炮声又起。在长辛店旅馆中,巧遇《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与中外新闻摄影社记者小方,相互交流情况。长江认为时局重大消息此刻在平、津和保定三地,而不在卢沟桥前线。他建议我速返平津采访谈判消息,他自己则将赴保定,了解后方的军事部署,相约不久在保定重晤。

二十一日清晨,我在北平见日机十七架越城南飞,据说是飞往卢沟桥一带侦察我保安队换防情况的。这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经过与日方谈判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示后,下令把三十七师冯治安部调离前线,另以一百三十二师赵登禹部接防,卢沟桥前线则调冀北保安队程希贤旅驻守。这次军事调动,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至二十二日结束。二十三日上午,宋哲元还对集合在北平天坛附近的冯治安部一旅人训话,一再解释撤兵换防的苦衷,声言这是我方最后的让步,如对方不同时撤兵,则不惜与之作最后周旋。训话后,官兵情绪悲愤,不能控制,有的人竟失声痛哭。

天津的形势更比北平紧张。北宁路沿线的丰台、杨村和天津东站,已被日军公然占领,铁路运输完全由设在天津东站的日军兵站司令部控制,专为其进攻的军事需要服务。我第二次到津时,亲见市内中原公司附近洋房,有好几幢都用白布大书《满铁第二宿舍》字样,被日方占用,里面住满了满铁员工,为即将接管平、津一带的铁路运输业务作准备。在日本租界,日方可以任意捕人,关进日军司令部。即使居住华界者,日方当时也为所欲为地开出黑名单二十多人,通知天津市政府协同缉拿。最荒谬的是日军原在津郊东局子设有军用机场一处,但尚不满足,最近又划宜兴埠和李明庄一带农田数百亩,增辟军用机场两处,强把这一带农舍和农作物夷平,农民受此灾祸,虽一再向地方当局呼吁请愿,都无结果。二十三日上午,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在记者招待会上,对以上事实直认不讳,还恬不知耻地声称:和平第一步已告圆满解决,而且获得的和平是无条件的。当场就有记者问他:和平既有第一步,试问第二步是什么?他顿时语塞,想了很久,才支吾其辞地说,那是善后问题吧!可见处此兵临城下的危局,地方当局在国民党中央不抵抗主义的方针下,仍不惜委曲求和,苛延残喘。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张自忠所部为了避免和日军冲突,不驻天津市区而驻在郊外,忍让日军在市内横行霸道,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二十六日我离北平赴保定时,已悉高丽营和昌平一带发现日军,平绥路感受威胁。单从平汉、平绥、北宁和平通(即北平至通州)四条交通要道的形势来看,北平的命脉已经掌握在日军手中,若再侈谈镇静,只能欺骗自己。二十七日晚,我和范长江、小方、还有北平《实报》的记者宋致泉得到我军全线应战的消息,即于二十八日上午一同出发赴长辛店。到车站时,获悉孙连仲所部二十六路军将开到保定增援,长江遂留驻保定采访,我和小方等仍照原定计划登平汉路客车北上。车抵良乡,距长辛店还有二十五里,前线炮声已清晰可闻,到达长辛店时,月台上都是军人,其中有十几个刚从前线救护下来的伤兵。有两位山西牺牲救国大同盟的盟员,汗流浃背,军装湿透,还到处奔走,逢人就大声疾呼:“前线大规模战争爆发了,我军正在进攻丰台!”前线传来稠密的枪炮声,证实了这次战斗远比往日的接触更为激烈,人们兴奋极了。这时,小方即和我匆匆告别,跳上铁路线上的铁甲车,要驰赴前线,摄取我军反攻的镜头。

我与宋致泉直奔设于长辛店大衔的宛平县政府办事处,当时县长王冷斋已去北平,所有紧张的工作都由秘书洪大中处理。洪原为北平新闻界熟人,对我们冒着日军炮火来到此地,极表欢迎,既为我们安排食宿,又为我们借军用电话传递消息,当时北平到长辛店电报已中断。

当天下午有日机两架,对长辛店进行扫射、轰炸。此地距卢沟桥最前线仅五里,在过去三周中,一切前方供应和运输事务都靠宛平县承担,说得更具体一点,都靠长辛店来解决。自从北平被日军三面包围以后,仅有北平至门头沟、再由门头沟至长辛店这条路可通,当地还有平汉路上规模最大的铁路机厂,不论从战略意义或交通价值上说,长辛店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从卢沟桥事变以来,当地连最起码的防空设施如高射炮、高射机关枪和防空洞等等,一点都没有。每遇空袭,地面上只有少数步枪还击,日机欺我不设防的弱点,即低飞投弹,并用机枪反复扫射,任意残杀我军民。事之痛心,曷甚于此!

当晚八时,日军用炽烈的炮火轰击长辛店大街,炮声震耳欲聋,县府办事处的玻璃窗全部被震碎,证实炮弹已落于近处,我们即随办事处人员到附近一家商铺的地窑中躲避。二 十九日清晨,整装待发,秘书洪大中特赶来劝阻,并转告确实消息,略谓从二十八日起,日军已对平、津两地同时发动全面进攻。日军突袭北平南宛我军驻地时,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都被日机炸死,部队仓卒应战,损失惨重。天津市郊也发生大战。宋哲元、冯治安和冀察政委会一部分军政要人即于当晚撤离北平,独留张自忠处理危局。冯治安已回部队,指挥作战,宋哲元则直接赴保定。全线我军正在调防应战,情况复杂多变,他建议还是取道门头沟回北平,了解全局消息最重要。我们即辞出,到长辛店车站时,又遇刚人前线归来的小方,谈了部队指挥混乱、各自为战的情况。

上午九时,我们三人向门头沟方向前进,走了五里,遇见不少难民从门头沟退回,都说门头沟到北平的交通,已被日军切断。不得已仍折返长辛店,适遇日机十五架前来轰炸、扫射,其中有七架沿铁路线南飞,紧追不舍。幸当时沿线青纱帐起,这是最好的天然掩护,我们在高梁田中继续步行南进,安然脱险。过良乡、窦店,走了七十里到琉璃河车站,才搭上平汉路客车返保定。

保定下车,时已午夜。城门紧闭,路上戒严,只好在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中坐以待旦。三十日早上进城,先到保阳旅馆找长江,他见到我们平安归来,高兴得跳起来。不久,又有七、八个南开大学和东北大学的学生跑来,大家谈论前线见闻。他们听到平、津沦陷,南开大学校舍被焚的消息,都极度悲愤!他们说:“东北沦陷已六年,骨肉离散,音讯不通,现在已无书可读、无家可归,只剩下一条命,就要跟敌人拼到底,打回老家去!”

这天上午,日机曾来保定侦察。保定与长辛店虽有一段距离,但敌方根据其侦察报告,即于上午一时派来五架飞机低飞轰炸。首次空中袭击,即将保定车站的一切设施炸毁,造成铁路交通瘫痪,可见在现代战争中难以划清前线与后方的界限。保定被炸时,我们都在城内,当地除曾发出空袭警报之外,别无其他防空措施,即使在车站附近也没有可供隐蔽的防空壕。事后,我们到车站察看,见到一辆原定开往石家庄的客车车顶上,机枪弹痕累累,车上还有五十多具血肉模糊的尸体,附近房屋都炸成一片瓦砾。另有四辆弹药车上的军火,正在着火爆炸,电线、路轨都被炸得遍地狼籍。

残酷的战争现实,使我们逐步懂得有备与无备大不一样!

半月多来,从卢沟桥、长辛店以至平、津、保定所见所闻,教育我们:在强敌压境、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蒋介石幻想和平,只能自取覆灭。当时和战大计不定,即使在喜峰口有过光辉战绩的二十九军,由于事先没有健全的战斗部署,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等敌方调度好了,一翻脸就发动突然进攻,逼得我们仓卒应战,吃了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大亏。

可是,卢沟桥前线的战斗,只是我国民族抗战的序幕。就在卢沟桥事变的翌日,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宣言,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此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奋起抗战,经过八年的浴血战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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