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一月前后，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之下，东北义勇军的情况愈趋不利。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先后退出国境，他们的残部和冯占海部撤退到热河边境开鲁一带。辽宁省东边唐聚五和其他几位将领都逃到北平。辽南的义勇军遭受日冠疯狂的“扫荡”，也难于立足。敌人在这个时期，于占领锦州以后，更大举向榆关进犯，平、津震动。
一月六日，我在燕京大学报告榆关及东北各地情况，一 千多师生高呼抗战口号，响彻云霄；当场即有叶楚生等几十 名学生报名参加义勇军，赴热河抗敌。同时北平爱国分子在常演日本影片的中天电影院投掷手榴弹，在各商场散发抵制日货传单。爱国妇女发起慰劳会，征集到大批捐赠的物品和现金。受共产党领导的爱国青年纷纷在街头和各校宣传讲演，号召抗战，反对不抵抗政策。当时华北人民爱国的情绪有不可遏止之势。
在北平和东北义勇军直接有关的两个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以下简称后援会）都集会讨论应付紧张局势的措施，两会的重心都集中到热河问题上，均认为情势发展下去，热河将是重点。
一月四日，救国会常委会决定：（一）劝促张学良率全体东北军出长城反攻，请他更换热河主席汤玉麟；（前此救国会负责同志一再请张去汤，张已有所决定，并拟以万福麟代替，但为张作相、王树翰等人劝阻。救国会的意见以胡毓坤、王以哲、黄显声诸人为宜）；（二）发动东北义勇军配合国军反攻，各军团总指挥一律到前方去；（三）呼吁全国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一致督促南京政府抗战。会后即推王化一向张学良面陈救国会意见，并交给张具体办法十一条。后援会于一月六日夜间由朱庆澜在何遂宅内召集何遂、严宽、富占魁、高仁绂、王化一、何绍南、查良钊、杨斌甫、李端浩、刘竹波、姚凌九等开会，决定：（一）后援会进驻热河，支援抗战部队，北平仅留办事处；（二）向国内外发出抗战号召，募集捐款；（三）联系十九路军蔡廷锴、翁照垣诸人（在座有人提议联系冯玉祥，有人反对）；（四）设置电台，添购、募集交通用具等。
当时全国人士都注视热河情况的变化。一月十四日，黄炎培偕杜重远（救国会常委，住上海）、李组绅、章元善等来北平，他代表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了解北平各方情况，商量合作办法；一再和救国会、后援会负责同志及各方人士会谈，大致得到几点结论：（一）救国会、后援会团结一致，并和上海各爱国团体加强联系；（二）大战一起，所有军权（指义勇军）交中央和地方当局（指张学良）统一指挥，各团体专负募捐、后援责任；（三）也讨论了交通、医药、救护等问题。
黄炎培于一月廿二日返上海，二月十日又偕穆藕初、颜福庆、杜重远、杨志雄诸人再度北来，代表上海各界对督促政府重视热河及支援抗战等问题，起了相当作用。
这时热河情况越来越紧张，敌人暂时放松山海关而对热河采取攻势。张学良于一月廿四日在南京和蒋介石见面，旋即秘密回平。蒋介石迫于全国舆论和张学良的一逼，不得不应付一下，因遣宋子文北来，编组两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宋哲元，第二方面军张作相，宋子文的税警团由温应星率领也北上参战。二月二日晚八时，朱庆澜（后援会）、张作相（第二方面军）、王以哲（军分会）、王化一（救国会）同往见张学良，商讨热河军权统一，义勇军指挥权移交军分会，和如何进行后援工作各问题，深夜始散。张学良当时很兴奋，一 洗往日消极情绪。
二月十一日，宋子文到北平，连日和张学良会商。十?日午后四时由上海平津各界人士、各团体在外交大楼组织“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张伯苓主席，黄炎培报告成立的意义和组织办法，以及人选各问题。宋、张两人在会上都初次正式发表抗战言论，希望全国一致，共赴国难。会后商定共同赴热，推动汤玉麟抗战并实地视察情况。
在这个阶段，辽南义勇军第二军团选出精锐骑兵三百余名，由郑子风、王化民两支队司令率领到达热河阜新，接取弹药服装。紧接着辽南地区遭受敌人严重压迫，义勇军支持不住，化整为零，四散潜伏；并选精壮骑兵约两千多人，由副总指挥李纯华和各司令领导穿过敌人封锁线，也跟踪到达阜新。我当时是救国会军事部长兼任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名义，因此救国会、后援会两团体决定派我赴热河一行，慰问、补充到达的部队和视察热河实际情况。杜重远以救国会政治部副部长名义率学生宣传大队（宣传队的组织和宋子文有关，杜同宋有联系）一同前往。
二月十七日晨二时，我率救国会军事部和第二军团到平的一部分人员，杜重远率救国会政治部一部分人员和学生宣传大队四十余人合共八十多人，同朱庆澜、黄炎培、穆藕初及后援会一部分员工，分乘卡车八辆向热河出发。车子多半破旧，道路坎坷不平，颠簸过甚。但因行将抗战，人人精神振奋，忘却疲劳，且歌且行，勇往前进。朱、黄、穆诸先生均年届花甲，更不服老，矍铄愉快，给青年人以很大鼓舞。途中孙殿英军队自山西经河北徒步来热，三五成群，络绎不绝，但纪律尚好，半途开小差的很少。午后四点抵承德郊外，汤玉麟率文武官员迎接（朱庆澜在前清末年服务于东北军界，极有威望，旧东北军首领对他深为敬佩）。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等也于六时到达。
二月十八日宋、张、汤等会谈后，汤玉麟于午间举行盛大宴会，席上宋、张发言和十六日在平的谈话大致相似，不过多加些鼓励汤玉麟的话，汤的简单答词是事先准备好的，照稿一念。饭后全体摄影。下午宋、张即行返平。
我一面和朱庆澜等商讨后援计划，一面深入了解热河情况。热河电台台长吴子坤详告热河军事政治的黑暗情形说：“汤玉麟视热河为私产，一切不许外人过问。两个儿子最坏：大儿子汤佐荣任禁烟局局长，公开要每县包缴鸦片烟若干两，名为‘寓禁于征’，售者、吸者、运者均须纳税行销各地，为热河最大的岁收；次子汤佐辅任财政厅厅长，想尽名堂抽捐抽税，从人民身上敲骨吸髓。县长、税捐局长、警察局长按缺的肥瘦，报效的多少，论价出售。军队完全为镇压人民和防止抢他地盘的工具；真实的人数、枪枝（新购的枪弹存放库内不发，敌人进城完全放弃）不及定额的一半，多数吸毒；军饷层层克扣，最后军队驻在那县，给养即向那县摊派。上下交征利，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痛苦已极。甚至有人喊出宁愿日本鬼子来，不要汤氏父子继续下去。目下尚有两名日本浪人藏在汤的地下室内，督造白面。张副司令（张学良）如果还要热河，就不能要汤，要汤就必丢掉热河。日本人熟悉热河情况，汤玉麟想要做汉奸，日本人都不要他。”吴子坤的这一段谈话和我听到一般人所谈的大致相符。
十九日午后和杜重远同往吊唁汤妻之丧，借便同汤谈了很久。他谈话的要点：（一）表示他两年来同日本人“虚与周旋”的苦衷和抗战的决心；（二）张作霖撵走段芝贵攫取奉天督军的详细情况，他在当时如何卖力气为张作霖打天下；（三）他因为反对张作霖重用王永江，同张作霖闹翻了脸，他反出奉天的经过，以及后来如何恢复感情重回东北的详情；言下大有张氏父子对他不起，愤愤不平的情绪，好象他已经知道张学良要撤换他的秘密消息。在汤的客厅里摆着一只猛虎的标本，墙上挂着汤手持机关枪骑在虎背上的照片，他坐的椅子上蒙着一张虎皮。据说和张作霖同时的“草泽英雄”，都相信他们自己是天上星宿降世，来辅助张作霖的。吴俊升是黑熊投胎，平时家中养着几只熊，吴本人走路行动也模仿熊的动作；张海鹏自己说是张飞转世，一遇到关羽庙，便进去叩头，向关羽泥像喊二哥。而汤玉麟说是猛虎投生，因此他很爱老虎，坐着谈话时候两手握拳前扑桌上，也表示“虎威”。如此头脑、如此政治，热河如何不失。我们本来注意他谈的第一点，想借机会鼓动鼓动他，但他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便溜过去了。而对以后两段却谈得津津有味，足足讲了三个多钟头。
二十日和杜重远会见了孙殿英，同孙一起洗澡吃饭，随便聊天，了解他的情况和军事力量。他说他自己是“流门户”，没有几个真心朋友，都是想在利用他。我们鼓励他下决心，因为有消息说他和刘桂堂都暗中同日本勾搭，匪性难改，唯利是图。但他很会讲话，表示得很坚决。
这一天我们也会见了汤的参谋长李赞廷，他分析了热河军事情况，印证一下外边的传说。他既想为汤掩饰，又流露出“毫无把握，打起来必败”的消极情绪。第二天（二月廿一日）汤的参谋处科长崔荫轩（广森）来告知，晨间朝阳寺南岭我董辅廷旅已同敌人正式接触，热河战幕已揭开。崔是陆大毕业，和我有小同乡关系，请他关于战事情况随时和我保持联系，因此有关当时战争消息，得到的比较详实。
廿二日我们由承德出发赴朱
石录
科村（属建平县），后援会
交通队凑集了六辆卡车，载运炮弹、宣传队以及随行人员等。
这六辆车子只有两辆车子有灯，三辆车子有喇叭，车轮破旧，零件不全；行起路来，三里一停，五里一修，司机无一不吸白面。过红石梁车子上不了坡，我和杜重远、李纯华带头倡议每人背一箱炮弹，减轻重量，始得过岭。下午三点由承德出来，晚九点才到老爷岭，只行九十里路。次日午后四点到平泉，寓县公署；县署破烂不堪，连窗户纸都不完全；县长吴某因战事关系屡次呈请辞职，今天接到批准公文，欣喜若狂，清理行装，等移交新任。在此会见了东北军第二十九旅旅长王永盛（万福麟部）和他的部属，我们一行有共同的看法：兵有决心，将无斗志。
廿四日晨我们临时副官长高鹏，想了一个“好”办法，给每位司机买了一包白面。这办法立即生效，不但途中障碍减少，而且速度加大。午后四点即达到凌源，只有一部车子抛锚丢在后面。义勇军第二军团各路司令、支队司令、总指挥部负责人员均由朱石录科到此，夜间召集一次会议，让他们先返朱石录科。廿五日我们在凌源同南京政府参谋本部高级参谋、美国大使馆参赞、张学良的顾问端纳，随东北军第卅旅旅长于兆麟（万福麟部）赴叶柏寿阵地走马看花似地巡视一下。看见一条完全暴露的战壕，没有复盖和掩蔽物，掘出来的碎石块即放置壕沟的两侧。那位高参指出这些碎石块更给敌人炮火增加杀伤力量。于旅长不服气，正在争论时候，敌机飞临上空投弹，并俯冲扫射。我们急忙跳入沟内躲避，也有人躲到附近树林中去，争论也自然地结束了。
杜重远带宣传队在凌源展开工作。我在夜间前进到朱石录科第二军团的临时总指挥部，途中军队、难民不绝于道，一 片战时景象。廿六日晨召集各司令会议，决定在此参加战斗，同第卅旅联系。十点前进到四家子（属朝阳），检阅到达的全体官兵，对他们讲话，并召集附近老百姓开会，号召军民合作，互相帮助。朝阳寺炮声已清楚可闻。
为避免敌机轰炸，夜车返凌源参加军事会议，途径榆树林子遇着热河赵国增旅长。他一个人在一家民宅内的土炕上据枕高坐，两张炕桌并在一起，上边摆满了鸡鱼酒肉，独自大吃大喝，见我们进来，下座相让。外面人心慌乱，百姓奔逃，十室九空，不知他从那里弄来这些酒肉，还能有心吃得下去！同他约略谈谈，他说“我这旅不过三四千人，平时毫无准备，怎能干过日本，看吧！”闻之令人愤慨。
到凌源同于兆麟、彭振国（义勇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唐聚五（义勇军第三军团总指挥）、李纯华、于百恩司令等开会，讨论敌我情况，及配合作战计划。开鲁已失，朝阳危殆，情势万分紧急，决定李纯华率第二军团参加作战；推我即刻返回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实际情形，请火速增援，并展开全面抗战。廿八日返抵北平，即往见张学良，详陈在热所见所闻，及凌源开会的意见；肯定汤玉麟支持不了，前线兵力单薄，应火急作准备；并应当由山海关出击，和在热西布防以防敌人趋林西、经棚、多伦而袭击察哈尔。张说东北军陆续开往前线，中央业已派来增援部队，他命我催促张作相立即出发。即晚会见张作相，研讨一下前方情况，他决定夜里即动身。
我向救国会、后援会负责同志汇报了情况，张学良拨给我一部分警卫用的枪械，于三月三日晨冒大雪再度出发。几天里前方情形已发生重大变化，沿途由热河不断地逃来官吏眷属和难民。在密云遇到冯庸（后援会给他第七军团总指挥名义，率一批“冯大”（冯庸大学）学生于一周前去热河），他丢下队伍，只领三五名学生逃回；他说热事已不可为，劝我无须再往。午抵古北口，先打电话给崔荫轩，询问承德情况，崔告以前方军事非常紧急，汤准备出走。急电询北平军分会，王以哲说万福麟由前方来电报，报告凌源赤峰均打胜仗，我告知他事实多不相符。午后四点张作相自热河退回古北口，住商务会内，他对我说：“各军抵抗的力量很弱，汤部节节溃退，万的报告不见得真实。指挥不统一，运输不便，给养困难，情况一天数变，我印包还未打开，卫队（张廷枢旅）也未跟上，不能赤手空拳作战，只好退回，拟请示汉卿（指张学良），转返北平。”我即以此情况电告张学良，他说已命宋哲元军队加速赶往凌源、平泉一带增援，我请他注意各方消息的真实性。
义勇军第二军团和其他部分已完全隔绝，消息不通，只有暂停古北口，以电话局为临时住所。晚间崔荫轩告知汤的行装已分批陆续出发。四日晨得各方情报，敌人先头部队已过凌源、平泉直趋承德，另一部由朝阳过建平趋赤峰，可能绕过围尝隆化袭击承德之背。午前问崔荫轩，他说承德以东红石砬岭已接触，承德街上已呈现混乱，大商店和士绅已有人准备迎敌，汤马上离此去滦平。崔于说完这次电话以后亦即离开承德追随汤玉麟西上。我同承德电话局夏君（可能是一位电话员）约好，保持随时联系，直到不能通话时为止。
午后二点左右夏君说敌人飞机由上午一直不断地在上空低飞，十一点前后敌人先开进装甲车，然后骑兵也到达，但人数并不多，街上有人在放鞭炮欢迎。他最后说了一句“日本人进院来了”话即中断。这位电话员富有爱国热情，令人敬佩。
敌人攻下朝阳后（董福亭旅在朝阳抵抗甚力，是汤部较好的将领），以少数快速部队，长驱直进。汤、万两部，望风奔溃；再不严肃军纪，将有土崩瓦解之势。我一再将情况向张学良报告说：“平津的安危，东北军整个的命运，热河关系最大。万福麟谎报军情，逃入喜峰口，汤玉麟不战而退，遁往滦平；华北局势，危殆万分，非杀一二统兵大员，不足以维持军纪。对于汤、万，必须给以严厉处置，以平民愤，以振颓风。我根据救国会同志们的意见，如果汤来，我先杀汤，杀错了你再杀我。”张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但你不要冒失搞出乱子来。”晚四点以后汤由滦平来电话，求转达张学良，要来古北口转回北平。我转告张，张说制止他回平，叫他带队反攻，如果不听命令，即以军法从事。入夜，张又来电话，说：“汤如一定要来北平，放他进来好了，即按着你的意见处理，我派人送一个密令来，务必审慎。”我命随来人员即作准备，随来的第二军团几位义勇军司令和他们的警卫，都是转战辽南的有名好汉，缜密计划一下，相信足以制服这个穷凶极恶残害人民临阵脱逃的汤大虎。因为张廷枢部属在古北口外截夺了汤的驼运队，逃回去的人向汤报告；又因张学良有命令叫他带队反攻，他感到回北平来凶多吉少，就转赴安匠屯，并撤走了他在小红石砬布置的五百多名军队，同孙殿英会合西走。张学良于七日派王以哲来古北口，携来处置汤的密令，嘱我严守秘密不得泄漏。事后据万福麟的宣传部长杜超桀说万在退入喜峰口后电张学良要求回北平一行，张气愤地说：“要你率部反攻，你要回来，拿头来见我！”因此万一时不敢回平。张当时确想杀一警百，振作一下。
万逃汤跑，张作相空手退回古北口。倘敌人由承德乘胜追击，轻骑疾进，在这无阻拦的道路上一日夜可直捣北平。我请张学良火急布置古北口防务，以备突袭。张在电话中叫我传达，命张廷枢作古北口警备司令，因为这时到古北口的只有他的一个团。（据赵毅同志说前此张已任命他作古北口警备司令）说电话时张廷枢即在电话旁边，我叫他直接接电话他不接，由我来回传话，无论张学良怎说他也不肯担任警备司令。张于是叫我临时负责古北口警备事宜，他马上就正式派人接替，并命第七旅听我指挥，立即催在密云的王志军团开赴口外。三月四日早四点王团到达青石梁、小黄土梁布防（在口外五十多里），赵镇藩团随后亦即开到，即时到右翼黑石峪布防。左翼白马关由张廷枢派一个团前去。第七旅官兵开赴前线时慷慨激昂，斗志甚坚。隔日第七旅旅长张政枋甫出病院即赶来前方。北平救国会负责同志重视这一任务，动员全部力量，同军分会、后援会密切联系，支援古北口的防御，送来地雷和食物及慰劳品甚多。张学良知道我对军事是外行，由电话中指示机宜。古北口无工兵，深夜我把南京美国顾问带来视察古北口形势，拟修筑工事的工兵官兵十二人（北平军分会所属）强迫登车，送往青石梁阵地，协助王团安放地雷。六日晨二点王志军团长以电话告知，地雷布置就绪后，不久敌人装甲车十数辆，飞速开来，触中地雷，遭我两侧伏军夹击，损失甚重，后至者当即狼狈逃回。敌知我有备，不敢轻进。七日敌陆空联合，继续来犯，王团奋勇抵抗，不稍退却。
敌机于五日开始来古北口轰炸；六日，十二架敌机轮流投弹，我住的电话局是主要目标，房屋尽毁，几遭意外。街上老百姓不知躲避，许多人被炸死。马匹也炸死不少。
张作相到古北口的下午（二月四日），他随行的高级人员劝我说：“正式军队都毫无办法，义勇军起不了多大作用，你没有职责，何必在此作无谓的牺牲，可以回平。你不回去，辅帅（张作相字辅忱）怎好先走？”我说：“我受救国会、后援会两团体的指示，大敌当前，不能见危而退。辅帅可以回去，张副司令不会对他怎样，打败仗他负不着责任。”六日晨张作相患病，得张学良同意，返回北平。
七日王以哲自北平来，他重任军职；告以蒋介石已北来，蒋嫡系军队第二师黄杰、第廿五师关麟征两师即到古北口，东北军何立中、黄显声各旅亦开拔前来，宋哲元军已抵喜峰口。
敌人方面亦集结重兵，长城沿线将展开激战。张已任命胡毓坤为古北口警备司令，明天带宪兵来此督战。我把古北口附近作战情况，向他详告，因负责有人，即晚回北平。
八日晨冒雪到平，即赴顺承王府（张住处），张尚未起床，就卧室中汇报前方情况。张赠给我平日自用的左轮手枪，以示慰劳。他说“蒋委员长业已到保定，约我即往晤谈，我拟请集中兵力，同敌人一拼，如蒋不同意，我即辞职出国。”并说“南京方面对我们散布了很多破坏的谣言”，他促我仍回古北口。
当天晚上我得到后援会、救国会同志们决定，仍回前方，任务是：（一）在前方主持援助各部抗日军队事宜；（二）收容整理散在热河的义勇军；（三）协助古北口防务。次日再返古北口，接纳了自热河退回的后援会技术队、救护队，安置在石匣镇。我设临时办事处在石匣王汝勤宅内，在古北口同王以哲、黄杰、关麟征等会商宣传、救护、民夫、运输等有关支援各项问题。随时以电话同北平两团体商讨，黄杰同意救国会政治部派大批青年到该师作宣传工作。
这时王志军团由青石梁撤退，十二旅白团（团长牺牲）由十八盘撤退。战事移近长城，国民党嫡系军队参加战斗，炮火益趋激烈，伤员陆续到达。救护工作因运输工具不足发生困难，北平各界人民大批慰劳品送到前方也很迟滞。我于深夜由古北口返石匣，过南天门路上遇运送伤员卡车陷入冰辙中。口外炮声震耳，途中车马拥塞，寒风刺骨，车中伤员既冷且痛，呻叫不绝。当将车中伤员抬上我乘的中型卡车继续运送。我徒步返石匣，到办事处患重感冒，发高烧，于昏睡中被朱庆澜将军和救国会同志送到北平协和医院医治。病中得悉蒋介石为了完成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不惜屈膝投降，卖国求存。保定之会迫使张学良下野。蒋介石就这样借着热河战事，结束了张学良统治华北的局面，然后派来了何应钦、黄郛签订塘沽协定卖国条款，抽回对外兵力到江西去对共产党进行第五次的“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