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举行了庐山会议,召集各界人士会谈,决定抗战。旋即在南京组织对日作战大本营,全国各界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踊跃参加。这样,神圣的抗日战争就展开了。

当时大本营作战组根据敌我基本情况,对敌我战略方针,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逐步蚕食政策,和它这种政策相适应,它在战略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歼灭战方针。所以,当它挑起卢沟桥事变时,一方面引诱宋哲元等谋作地方事件解决,以便达到它不战而略取华北的目的;一方面调集重兵,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针,先解决华北,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进一步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承认。

它之所以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是因为:它的兵备虽强,但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贫乏;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且它是侵略者,侵略的不义战争是失道寡助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又有矛盾,若长期战争,它会引起第三者干涉。所以,它只能采取速决歼灭战略。而我国军备虽处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领土大,资源丰富,国家潜力大;并且我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有哀兵必胜,得道多助等有利条件。故我利于采取用持久消耗战略。

根据上面分析,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应尽量使战争全面化;针对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应利用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消耗战略。这些意见,成为当时指导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思想。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中国决心抗战,它的不战而屈和企图使事件局部化的阴谋不能实现时,就一面加紧进攻华北,一面到处挑衅,并于8月9日发生了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借口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撤退上海保安总队,压服中国各地的抗日运动。我为扩大战场,造成全面抗战的形势,就乘机主动把驻在苏州的张治中部三个师迅速驰援上海,迎击敌人对上海保安总队的进攻,展开了八?一三淞沪抗战,迫使敌人逐步向上海增援,打乱了它整个作战计划,使它陷于被动,而且深深地陷入了中国持久抗战的泥淖之中。在战事迁延不决的情况下,日本侵略军改用战略包围由杭州湾登陆,对上海阵地进行远后方的迂回。

11月初,日军由杭州湾登陆后,蒋介石想把部队向原阵地后方稍撤,即把右翼(原中央兵团)撤到青浦、白鹤港之线,结果也站不稳脚。于是左翼兵团又不能不连带一起,向吴(苏州)福(山)线既设阵地转进。这时,受敌机动性较强的海陆空军的追击,部队不能不尽量疏散,就使原来已经混乱的部队更不好掌握。加之既设阵地线上既没有设留守部队和向导人员,也没有工事位置图。部队转进到来后,找不到工事位置;找到了工事位置,又没有打开工事的钥匙。以致在敌跟踪追击的情况下,没有占领阵地的余裕时间。因此,在吴福线上还没有站稳脚时,敌人已从吴福线的两侧(平望、福山、浒浦)进行威胁,只好继续向锡(无锡)澄(澄山,江阴县城)线既设阵地撤退,终于在锡澄线上也没有站住脚。

这样一来,南京防守问题,就出乎意料之外地提前提到日程上来了。

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南京

战局的演变,使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蒋为解决这个问题,11月中旬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等几个人参加,当时我认为上海会战后期没有贯彻持久消耗战略精神,没有适时调整战线保存部队有生力量,不应该在敌海陆空军便于协同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胶着太久,且依靠九国公约,把战略作了政略的牺牲品,致自陷于被动。我军应坚持持久消耗战略原则,不应该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争胜负,而要从全盘战略着眼,同敌人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如果拖到日本对占领我国的每个县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它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它非垮台不可。

对于南京的防守问题,我认为日军利用它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宁杭公路)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大,后方联络线也很便利。而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故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的形势下,守是守不住的。我军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能力。基于我军当前的战斗任务,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初期被敌强迫决战。

故应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争取时间,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及进一步实行全国总动员,争取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的打击。针对以上的情况判断,我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对兵力使用上,以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

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我的意见,说应该这样做。何应钦和徐永昌也说有道理。蒋介石虽说我的看法很对,但又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当时他没作明确的决定。对上海作战中损失大的部队,他则说应一律调到后方整补。

蒋这次的决定虽然是模棱两可的,但决定上海作战损失大的部队调后方整补,则同对南京只作象征性防守的方针还是符合的。因当时估计吴福线站不住脚,已指令在吴福线的部队尽力掩护占领锡澄线之后,即向浙皖边境的广德、安吉、孝丰等地转移。只有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是调到南京整补的。胡宗南的第一军则在镇江附近整补,在掩护南京防守部队占领阵地后,即向长江北岸转移。

过了两天,大约是11月的15、16日,接着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之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另外还有一个人,姓名记不清了。谈到守南京的问题时,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我仍主张只用12至18个团的兵力,作象征性的防守,并把当时敌我形势又谈了一遍。实际当时主力部队已下令向广德、安吉、宁国一带退却,连陈诚、顾祝同都已到皖南一带去部署部队的整补工作去了。蒋在这次会上既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改变以前的部署,只说:“孟潇(唐生智的号)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罢!”

又过了一天的晚上,接开第三次幕僚会议。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蒋介石明确地同意他的意见。蒋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这时没有一个人作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坚决地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蒋并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蒋在决定固守南京的方针时即决定迁都重庆。那时日本空军已对南京进行过三次空袭,中央机关各部门都已纷纷迁往武汉,只有很少数的人还在南京。蒋为避免敌机轰炸,住在中山门外树林荫蔽的四方城旁边的一幢极小的房屋里,全部只有两间小房。蒋吃饭、会客、办公,都在一幢小房里。汪精卫却住在中山陵园他自己的别墅里,当他得悉前线部队已撤离乍(浦)嘉(善)吴福线,日军已沿太湖南岸西进向南当浔压迫等情况后,就乘船去汉口了。

蒋介石决定了南京防守方针后,唐生智在11月20日先行到职(命令24日才发表),组织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首先把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由第三战区预备序列调归卫戍军序列,并准备调第六十六军叶肇部也参加防守南京。此外参加防守的还有原在南京的教导总队、宪兵团等。防守计划大体分作两线配备。即一部占领自京芜路上的大胜关起,至淳化镇、汤水镇(汤山)、龙潭这一弧形线的前进阵地。主力占领复廓阵地,就原有永久工事增强成为闭锁式或半闭锁式阵地。

在防御方针上则已改为永久性防御了。大约是27、28日左右,日军已经越过锡澄线继续西进一两天的样子,蒋介石以计划已定,让作战组的人先走,他说他准备坐飞机走,还缓些时没关系。后来蒋介石在南京又大大增加了防守南京的部队,就地由东战场第三战区序列抓去的不算,连在武汉的第二军团徐源泉部也正在向南京输送中。

南京失守

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以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从他坚持固守南京的一切姿态来看,确有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的。唐就职后于11月27日向新闻记者谈话,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

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在唐生智以固守南京为目的方针指导下,就尽量要求增加兵力,蒋介石把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都调去防守南京,以致兵力愈增愈多,共计达到10多万人。蒋介石在离开南京时曾召集守军高级将领讲话,要他们死守;并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说,现在云南部队已经在开拔途中,只要他们死守下去,不久他就会亲自率领强大的军队来解他们的围,歼灭入侵的敌人,光复国土云云。

唐生智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城借一的必死决心,还要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间的渡轮撤退;以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第一军,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个人,都请制止。如有不听他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

那时日军对南京分三路进攻:右路敌主力沿沪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经溧阳、句容攻南京;左路由太湖南侧西进,先攻广德、宣城,趋芜湖,截断南京守军退路,再向南京合围。

12月4日,右、中两路日军攻陷句容、秣陵关,向南京外围阵地猛攻,至12月8日先后攻陷淳化镇、汤山、龙潭各地。

这时,敌左路也攻陷芜湖,即北上于11日陷当涂,继续向南京攻击前进。南京外围前沿阵地守军已逐次退入复廓阵地固守。

占领南京外围阵地的日军,从10日起对复廓阵地展开猛烈的攻击,集中步、炮、空协同的威力向各城门猛轰。当天下午就有一部分日军窜入光华门外廓,经尽力反击,到黄昏时才把窜入的日军打退,修好被轰毁的城墙缺口。战斗继续到12日正午,敌主攻方面的雨花台被敌攻陷。那里的守军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由城墙爬进城内,径趋挹江门,企图由下关渡江逃脱。经卫戍司令部指定的戒严部队宋希濂部堵劝,收容约2000人,仍由孙元良率领回中华门附近作战。到下午4时许,俞济时部第七十四军又由三汉河向下关搭浮桥,作向下关撤退的准备,又经长官部制止。这时,敌虽猛烈攻城,雨花台和紫金山第一峰据点被敌占领,但战斗并没有到最后分晓阶段。

据说当天下午5时左右,唐生智向守城各部队长下达了撤退、突围的命令。由于安排不周,大部分部队没有按计划撤退,而是退入挹江门,造成极度混乱,使许多人在城门洞内丧生或淹殁在江里。因为许多部队并没有由正面突围,一 起拥到下关去了。既然这么一打就要突围,当初又何必向复廓阵地撤退呢?岂非多此一举。既然在自己国内作战,由正面突围倒是比较安全的。

当时,有些部队长没有把突围命令传达下去就一走了事。

所以到13日敌人进城后,下关一带还在纷纷地扎木筏抢渡,自相践踏,有的淹殁到江中去了。也有许多士兵,徘徊在南京街头,像无舵漂船不知往何处去好;有的只好向难民国际委员会交出武器请求收容了事。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一阵风吹散了。接踵而来的是日军惨无人道的大肆劫掠、屠杀,牺牲我几十万无辜人民,写下了史无前例的野蛮记录。

在蒋介石错误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使上海会战陷于被迫撤退,敌人跟踪追击,一举直迫南京,并占领了南京。我主力损失惨重,多数已不能成军,给尔后抗战所带来的影响和困难,是无法估计的。如果蒋介石在上海会战后期,不对九 国公约存有幻想,不改变及时主动撤退的决心和已下的命令,适时保全实力,主动转移到吴福线上,就能利用永久工事,更能继续消耗敌人。即使还要从吴福线后撤时,也可以利用锡澄线及镇江以西的山地,继续抵抗,而南京附近的作战也不会如此迅速地到来。就是打到南京来了,如果只用少数部队作象征性的防守,把大部分兵力控置在南京外围,利用外线有利态势,实行机动作战,亦可以争取较多的时间,确保自己的主动地位。因为上海会战后,南京和徐州已成互为犄角的形势,如果保持主力在南京外围,日军就不能从南京抽调兵力去攻徐州。徐州也不会在南京失守后不到半年就过早失守,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也决不会很快发生。这样,我就可保有平汉、粤汉、陇海、津浦各铁路和长江等交通大动脉,来维持和补充战斗力,增补第一线的打击力量,继续赢得时间。

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战局的演变,也会和后来的情况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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