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伪满的殖民地教育和文化-918爱国网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们虽然忙着实施军事侵略，武装镇压，策划建立伪政权。可是就在同时，他们为了消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反抗斗争，让东北人民能永远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供他们驱使、压榨和剥削，就下令所有的学校都停办。到了伪政权建立以后，马上就对原来的中、小学进行了所谓的整顿，想用“文治”的手段宠络人心。
    九一八事变之前，据有关资料记载，东北地区原有中、小学1300余所，大专院校近30所。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殖民地教育和文化，开始恢复停办的学校，但仅恢复的700余所中、小学设备简陋，后来虽有增加，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儿童的就学需求，使得东北高达70％以上的儿童失学。
    日伪统治者规定小学教育要“遵照建国宣言，以王道主义为施教之方针”。麻痹广大的少年儿童，注重培养身体强壮，具有普通知识技能的劳动后备军。对中学教育采取继续小学教育的方针，加深对青少年的奴化思想教育，注重职业训练，好使学生们能直接成为他们进行经济掠夺的劳动力。
    到了1937年实行了“新学制”，规定小学教育四二制（初小四年，高小两年）。中学教育把原来的六年制缩短为四年制，到高等教育阶段，则把原来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学生三个阶段受教育的时间总共是13年，比当时日本国内的学制缩短了5年，可以想象学生能学到的知识，当然比应达到的水平要低得多，这必然就使学生的文化素质大大下降。
    “新学制”的突出特点是奴化教育政策，加强了殖民主义的政治与思想教育。要求学生必须“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赞颂“日满亲善”和“王族协和”的“王道乐土”；拥护“大东亚圣战”，为战争效力等等。强迫学生背诵伪满皇帝发布的《即位诏书》、《时局诏书》等，并且每天都必须向“皇宫遥拜”，用汉语和日语集体背诵《国民训》，违者就要遭到毒打。
    在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上，也体现了反动的政治思想教育。小学设了一门“国民科”课，占全部课时的二分之一。把日本殖民主义的政治和语文合在一起，其中一半的课时用日语讲，普及日语教学，后来又取消了地理和历史课，单设了一门“建国精神”课，讲授“日满一心一德”、“日本亲邦”、“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内容。
    在中学，原来设了“国民道德”课，还是主课，后来也改为“建国精神”课。内容主要有训服中国人的《中坚国民》、《学生之本分》；有对日本侵略者的《报思感谢》；有美化日本侵略者的《我国之建国》、《友邦之仗义援助》；还有美化傀儡政权的《皇帝即位》等。强迫中国学生信仰日本迷信的“天照大神”，拥护日本发动的对外扩张的“大东亚圣战”。
    在语文课里主要讲授的是日本历代天皇、历代将相武土、现代法西斯统治者的军人传记故事和宗教迷信的故事。比如：有讲明治时期的侵华军人、武土道日本军官的《乃木大将》，有讲日本海军军人，在潜艇沉没时为军国主义尽忠的《佐久间大佐事略》，有讲明治维新时，辅佐君王的忠臣元田的《元田永孚幼学纲要序》，有讲日本17世纪具有对外扩张冒险精神的航海家《山田长政》等等。还选讲了中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曾国藩写的文章。向学生们灌输反动的政治内容。
    日本侵略者在教育上采用实用主义政策，一方面把中学改为分科四年制，分为农科、商科、工科、水产科、矿科等，注重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另一方面，就是在学校里实行强制性劳动，叫做“勤劳奉仕”，使得伪满时的学生成了战时的劳动军。
    九一八事变以前，东北有大专院校约30所，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大专院校师生的爱国反日斗争，几乎查封关闭了所有学校。后来虽有少数学校恢复，但当局仍大力限制中国毕业生入学，到了1943年，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在校大专生只有6000余人，教职员1000多人，而日本学生则占了55％。
    在“新学制”中，贯穿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最重要的是日语课和日语教育，把日语列为“国语”，要求人人会说。小学时日语课与语文课课时差不多相等，到了中学，日语课课时竟超过中国语文课课时的一倍。还把日语定为学生考学就业的必备资格，一切正式文件都使用日语。
    另外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从根本上毁掉汉字，就准备用日本的拼音文字代替汉字。所以在学生们使用的课本中，把我国国名、人名、地名和一些专用技术词，都用日本的片假名拼音。后来在报纸和杂志中也夹进这种拼音文字。
    为了加强对学校的控制与管理，日本侵略者一方面是严格控制教职员的使用，镇压爱国师生的反日斗争，另一方面是往大、中、小学校派驻日本教职员。中学的校长和副校长大部分是日本人。高等学校，不仅校长和副校长是日本人，教员大部分也是日本人。比如 1939年，高等学校日本教员有784人，中国教员有379人，还不足日本人的一半。像伪旅顺工大，日本人有159人，中国人有1人；伪满洲医大，日本人170人，中国人1人。到了1943年，对20所学校的统计，日本教员有777人，中国教员仅203人。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不仅实行殖民地教育，而且还推行殖民地文化，想以此淡化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软化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2年，溥仪刚一就任伪满洲国的执政，就立即发出“通令”，强令全东北都不许使用中国教材，不经日伪当局的批准，不许集会、结社、游行、摄影、出版等等。日伪当局封闭中国书店，焚毁中国出版的图书，禁止输入中国出版的报刊杂志，控制中国拍摄的电影，禁止使用中国编写的教科书。在《伪满年鉴》中记载着1935年间，伪满禁止发行的报纸为7445份，扣押13664份；禁止发行的普通出版物3508册，扣押924852册。
    相反，日本国内宣扬军国主义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却源源不断地运往东北，数量年年增加，后来竟然占到当时东北进口出版物的80％，甚至是90％以上。1936年日本向伪满出口的书籍有58．7万册，1937年380万册；1938年1000余万册；1939年1440余万册；1940年2230余万册，1941年达 3440万册。仅举 1939年一例，当年伪满进口的日本报纸5494万余份，杂志827万余册，书籍1440余万册。与同年中国关内出版物进入东北的数字相比，报纸是10倍，杂志是487倍，书籍是14倍。据统计，当时平均每天进入东北的日本出版物数量分别为报纸15万余份，杂志2．2万余份，图书4．9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