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们虽然忙着实施军事侵略,武装镇压,策划建立伪政权。可是就在同时,他们为了消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反抗斗争,让东北人民能永远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供他们驱使、压榨和剥削,就下令所有的学校都停办。到了伪政权建立以后,马上就对原来的中、小学进行了所谓的整顿,想用“文治”的手段宠络人心。
    九一八事变之前,据有关资料记载,东北地区原有中、小学1300余所,大专院校近30所。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殖民地教育和文化,开始恢复停办的学校,但仅恢复的700余所中、小学设备简陋,后来虽有增加,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儿童的就学需求,使得东北高达70%以上的儿童失学。
    日伪统治者规定小学教育要“遵照建国宣言,以王道主义为施教之方针”。麻痹广大的少年儿童,注重培养身体强壮,具有普通知识技能的劳动后备军。对中学教育采取继续小学教育的方针,加深对青少年的奴化思想教育,注重职业训练,好使学生们能直接成为他们进行经济掠夺的劳动力。
    到了1937年实行了“新学制”,规定小学教育四二制(初小四年,高小两年)。中学教育把原来的六年制缩短为四年制,到高等教育阶段,则把原来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学生三个阶段受教育的时间总共是13年,比当时日本国内的学制缩短了5年,可以想象学生能学到的知识,当然比应达到的水平要低得多,这必然就使学生的文化素质大大下降。
    “新学制”的突出特点是奴化教育政策,加强了殖民主义的政治与思想教育。要求学生必须“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赞颂“日满亲善”和“王族协和”的“王道乐土”;拥护“大东亚圣战”,为战争效力等等。强迫学生背诵伪满皇帝发布的《即位诏书》、《时局诏书》等,并且每天都必须向“皇宫遥拜”,用汉语和日语集体背诵《国民训》,违者就要遭到毒打。
    在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上,也体现了反动的政治思想教育。小学设了一门“国民科”课,占全部课时的二分之一。把日本殖民主义的政治和语文合在一起,其中一半的课时用日语讲,普及日语教学,后来又取消了地理和历史课,单设了一门“建国精神”课,讲授“日满一心一德”、“日本亲邦”、“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内容。
    在中学,原来设了“国民道德”课,还是主课,后来也改为“建国精神”课。内容主要有训服中国人的《中坚国民》、《学生之本分》;有对日本侵略者的《报思感谢》;有美化日本侵略者的《我国之建国》、《友邦之仗义援助》;还有美化傀儡政权的《皇帝即位》等。强迫中国学生信仰日本迷信的“天照大神”,拥护日本发动的对外扩张的“大东亚圣战”。
    在语文课里主要讲授的是日本历代天皇、历代将相武土、现代法西斯统治者的军人传记故事和宗教迷信的故事。比如:有讲明治时期的侵华军人、武土道日本军官的《乃木大将》,有讲日本海军军人,在潜艇沉没时为军国主义尽忠的《佐久间大佐事略》,有讲明治维新时,辅佐君王的忠臣元田的《元田永孚幼学纲要序》,有讲日本17世纪具有对外扩张冒险精神的航海家《山田长政》等等。还选讲了中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曾国藩写的文章。向学生们灌输反动的政治内容。
    日本侵略者在教育上采用实用主义政策,一方面把中学改为分科四年制,分为农科、商科、工科、水产科、矿科等,注重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另一方面,就是在学校里实行强制性劳动,叫做“勤劳奉仕”,使得伪满时的学生成了战时的劳动军。
    九一八事变以前,东北有大专院校约30所,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大专院校师生的爱国反日斗争,几乎查封关闭了所有学校。后来虽有少数学校恢复,但当局仍大力限制中国毕业生入学,到了1943年,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在校大专生只有6000余人,教职员1000多人,而日本学生则占了55%。
    在“新学制”中,贯穿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最重要的是日语课和日语教育,把日语列为“国语”,要求人人会说。小学时日语课与语文课课时差不多相等,到了中学,日语课课时竟超过中国语文课课时的一倍。还把日语定为学生考学就业的必备资格,一切正式文件都使用日语。
    另外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从根本上毁掉汉字,就准备用日本的拼音文字代替汉字。所以在学生们使用的课本中,把我国国名、人名、地名和一些专用技术词,都用日本的片假名拼音。后来在报纸和杂志中也夹进这种拼音文字。
    为了加强对学校的控制与管理,日本侵略者一方面是严格控制教职员的使用,镇压爱国师生的反日斗争,另一方面是往大、中、小学校派驻日本教职员。中学的校长和副校长大部分是日本人。高等学校,不仅校长和副校长是日本人,教员大部分也是日本人。比如 1939年,高等学校日本教员有784人,中国教员有379人,还不足日本人的一半。像伪旅顺工大,日本人有159人,中国人有1人;伪满洲医大,日本人170人,中国人1人。到了1943年,对20所学校的统计,日本教员有777人,中国教员仅203人。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不仅实行殖民地教育,而且还推行殖民地文化,想以此淡化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软化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2年,溥仪刚一就任伪满洲国的执政,就立即发出“通令”,强令全东北都不许使用中国教材,不经日伪当局的批准,不许集会、结社、游行、摄影、出版等等。日伪当局封闭中国书店,焚毁中国出版的图书,禁止输入中国出版的报刊杂志,控制中国拍摄的电影,禁止使用中国编写的教科书。在《伪满年鉴》中记载着1935年间,伪满禁止发行的报纸为7445份,扣押13664份;禁止发行的普通出版物3508册,扣押924852册。
    相反,日本国内宣扬军国主义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却源源不断地运往东北,数量年年增加,后来竟然占到当时东北进口出版物的80%,甚至是90%以上。1936年日本向伪满出口的书籍有58.7万册,1937年380万册;1938年1000余万册;1939年1440余万册;1940年2230余万册,1941年达 3440万册。仅举 1939年一例,当年伪满进口的日本报纸5494万余份,杂志827万余册,书籍1440余万册。与同年中国关内出版物进入东北的数字相比,报纸是10倍,杂志是487倍,书籍是14倍。据统计,当时平均每天进入东北的日本出版物数量分别为报纸15万余份,杂志2.2万余份,图书4.9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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