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央党部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过从甚密。曾与曾一起参加过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活动。1936年8月随曾养甫到广州,曾出任广州市长时,作者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随后随曾养甫赴港,与港英当局谈判援华抗日问题。作者以亲身经历,揭露港英当局“援华抗日”的两面手法。



    1936年7月,陈济棠在广东反蒋失败后,蒋介石派他的亲信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曾养甫为广州市市长。黄、曾等到了广东之后,对内政改革,并未见有什么措施。他们首先注意的事情,显然是在弄好“省港关系”。意想借英国的势力保存广东,不被日军侵入。一旦中日战争发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条后方的交通线。
    黄、曾等是1936年8月17日在广州宣誓就职的。9月中,他俩就组织了一个访问团去访问香港。我当时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曾养甫邀我同去,并说此行对于把广东作为抗日战争时的一个后方根据地之一关系重大。
    他俩一共在香港呆了四天,曾受到英国商会和华侨团体的欢迎。他们和香港总督有过一次谈话,我没有参加。事后曾养甫对我说,他们谈得很“融洽”。香港英国总督答应一旦中国和日本发生战争,港政府愿提供交通上的便利和物质上的援助。
    在一次英国商会的招待会上,坐在我左边的是一位有着爵士头衔姓司梯芬生(Sir Stephenso)的中年绅士。他和我有这么几句交谈:
    他问:“你以为中日战争一定会发生吗?”
    我说:“日本人步步进逼,得寸进尺,其目的是想独占中国,把中国全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奴役中国人民,不诉诸战争,是没法制止日本人这种野心的。”
    他问:“你们有什么把握可以制胜呢?”
    我说:“中国地广人众,战争延长到几年以后,可能引起国际关系的变化。”
    他说:“英国是不会参加战争的,但英国政府可以对中国提供一些物资上的援助”。
    我说:“目前英国参加中日战争的可能性的确看不出来。但中日战争一旦发生,而又相持到若干年以后,那时候就很难说了。英国能充分对中国提供物资援助,使中国对日战争能维持得长久一些以至于胜利地结束,对英国在华南的利益显有好处。”
    这位英国绅士的见解,显然代表当时英国统治阶层大多数人的意见。随后我们又谈了一下黄埔开港的问题。曾养甫在讲话时,谈到黄埔开港是一件有利香港和广东的好事情时,在座的英国人都一致摇头地喊叫:“No,NO!”(“不对”,“不对”)
    英国人一直想利用中国人当小卒打前线,自己躲在后面避免战祸临头。历史事实证明,英帝国主义者的这种企图,是落空了的。



     “七?七”事变后,“八?一三”上海战争发生,中日战争已全面展开,天津、上海港口已失掉作为中国人口物资的作用。曾养甫曾于1937年10月又亲自去了一趟香港。我因设法联系1927年广东暴动的农民领袖们回来组织广东农民游击队,也在10月一连去过几次香港。这回曾养甫去港,我也同去。曾同香港当局取得一项协议:把九龙租借地和广东省交界地方深幼睐往的一处孔道的公路过道由原来的5公尺加宽成20公尺,以便大型汽车来往。同时广九路和粤汉路也正式接轨通车。曾养甫原任南京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兼“新路建设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到广州访问香港后,就着手改建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接轨的工程。“八?一三”上海战争发生后,即已接轨,随即正式通车。那时候,国民党军队里的重型武器大半是向“希特勒德国”购买的,上海战争发生后,滇缅公路通车前,华南的对外交通只有这一条线可供运输。所以1938年10月,广东沦陷前,日本人曾不断派飞机轰炸这条铁路上的桥梁,有一个时期专门炸株洲泳口的桥梁,也就是这个道理。
    这一事件表示英国政府继李滋罗斯来华帮助改革币制后的又一次有力的援华抗日工作。可以和滇缅公路的修建同样地看成是具有相当重要性的。这并不是英帝国主义者特别厚爱中国人民,而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危及了大英帝国在华的利益,所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有所支援,才有这样的举措。当香港工人阶级在“七七”事件后,热烈地进行各种活动以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时,英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就暴露无遗了!下面说的事实就足以充分说明港英当局援华抗日所用两面手法的真相。
    从1937年10月初起,我一连到过香港几次,为的是找1927年12月参加广东暴动的农民领袖,想邀他们回乡组织游击队准备抗日。我同他们中间的二十几人谈过话,其中有几个已经是香港海员工会、机器工会和其他工会的负责人。11月底他们邀我到海员工会讲过一次话,这次谈话会到了四五百人,把一个小小的会议厅挤得满满的。我所讲的也无非是鼓励香港工人努力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那时正值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香港工人激于爱国热情,捐助款项劳军,组织志愿军回国,抵制口货,救国活动也随即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样就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我发觉有人在旅馆注意我的行动。在12月初的一天,香港警察局派人找我去谈话。那位局长先生(名字记不清楚,好像是姓Pater)同我有下面的一段交谈。
    他首先表示: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自从1925年以后,香港一直是安静的。最近香港各工会又活动起来了。这是因为我在海员工会讲了一次话,煽动了他们,现在各工会又纷纷开会,这对香港治安将有不好的影响。
    我对他说:香港工会最近的活动,并不是我煽动的,而是中日战争所弓!起的。最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香港工人激于爱国热情,所以各工会纷纷集会,作一些支援的活动,也是清理之常。英国正在援助中国,各工会的活动当不至影响香港的治安。
    他说:工人爱国是好的,但希望他们做得安静些,却无妨更加热诚一些。
    我说:伦敦海德公园最近曾有几千人示威游行,反对日本侵华。香港的中国工人又何尝不可以有一些表示呢?
    他说:一桶汽油在这里,远远地一炉火是没有关系的,在靠近的地方擦一支火柴,就可能引起火灾。
    我说:我来香港的目的是另有事情和华侨有所接洽,不是对这些工会有所活动。请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香港警察局如需要我告诉各工会负责人安静一些,我可以转告,但香港警察局也可直接告诉他们。



    我将同香港警察局长谈话的经过告诉了曾养甫,曾要我不再去香港。过了不多几天,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接到蒋介石从汉口来的一个电报。内容是说:据英国驻华使馆照会,说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有人到香港进行工人运动,希予制止。我去问曾养甫怎么回复。我照着曾的意见回了一个电报说:“并无其事。”
    1938年1月下旬,香港报纸上登了一段用大字标题的消息,说香港警察局查封了海员工会。工会门首贴了一张大字布告,宣布的罪状是“扰乱香港治安”云云。报纸并说有二十几个日本人在海员工会门口读了那张布告后,还徘徊甚久,云云。
    后来我从间接方面了解,日本驻香港的领事曾对香港英当局施加压力。这和1941年夏季停止滇缅公路运输是同样性质的事情。但结果,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香港和缅甸都在很短的期间内被日本军队占领。英国帝国主义者想借讨好日本帝国主义来缓和英日矛盾,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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