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国主义树立了伪满政权以后,又谋进取热河。它的办法首先是利诱,企图使汤玉麟自己上钩。如利诱不成,就作出威胁姿态,想不战而取,要汤玉麟自己投降。若再无效,才以武力夺龋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汤玉麟在沈阳的一部分家属携带细软,跑到沈阳小南关的法国天主堂避难。日本驻沈特务机关,原想派宪兵到汤家去“保护”,作为拉拢的开始。听说他们已经跑到天主堂,就叫一个台湾籍汉奸谢履西(也就是以后做伪满外交大臣谢介石的族弟)到天主堂向汤家人说,他是汤家二少爷的朋友,可以保护汤的全家生命财产的安全,并可护送他们到天津日本租界内的住宅。就这样,由汤玉麟的妹子带着全家大小和细软东西,在谢履西的陪同和日本宪兵队的保护下,乘南满火车去大连,搭船到天津。到一九三二年四月伪满在长春成立后,就特命汤玉麟为热河省长兼热河军区司令。据说当时的汤玉麟还未失掉绿林豪气,大骂来人说:“张雨亭是我拜把子弟兄,你们害死他;我没有那么混蛋,去作你们的官!”又由邮局退还了伪满的委任状。

这年冬天,日军占领了锦州,进窥热河的门户北票,于是用伪满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日方代表有武部六堂,外加关东军参谋长代表和锦州日本驻军代表各一人。

汤玉麟派公安管理处处长张舜卿前往参加。会上日方向张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说汤是满洲国委任的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必须派亲信负责的人为代表常驻长春,加强联络。第二、为了满、热一体的关系,要汤同意把铁路由北票延长修建到承德。第三、为了加强联系,要汤同意日本军部在承德设无线电台。这三条由张舜卿电告汤玉麟,并直接电告在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复电令张舜卿断然拒绝。

日寇这时企图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编组了不少伪军,一 部分是招募土匪,另一部分是强拉农民。内中不少爱国人民,不甘心为虎作伥,常把日军的军情通知我方;有的还倒戈投诚。就因这种关系,一个日本军官松井大佐坐飞机侦察,被我义勇军用步枪打下,落地后松井被俘。经报告北平张学良,张命就地处死。指挥伪军的寺内长雄大佐,发现了伪军与我军有联络,松井因而致死,仍借召集会议为名,集合伪军旅团营长数十人于新立屯,令日兵用机枪包围,全部被活埋惨死。

当时统治热河八年的汤玉麟,别号“汤大虎”,这个绰号可以代表他的性格。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固然是他的本色;而不学无术,贪污虐民,却是他的本质。他自己兼任卅六师师长,用他的三弟玉山作该师五十八团团长,四弟玉铭任师属炮兵团团长,五弟玉书任师属骑兵团团长。他的大儿子佐荣任禁烟局局长,二儿子佐辅任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这简直是把热河变成汤家的私产。热河的禁烟局根本不是禁烟,而是指派老百姓种烟纳税。热河种烟也是请得南京蒋政权许可的,名义是筹措军饷,实际上禁烟局每年收多少烟税和怎样开支,全是汤氏父子的秘密,别人没法知道。至于军饷,还是常常拖欠数月不发。据说汤氏父子有这样一句信条,说什么:“雄兵百万,发饷就散。”这样养兵,怎能卫国保民。

汤玉麟常怕人民“造反”,特别是在朝阳地带。那地方百姓为了自卫,在羊山和二十家子等几个山村,盛行红枪会的组织。汤为了镇压,派他五弟领骑兵团驻守朝阳;假禁烟之名,对老百姓横征暴敛,老百姓纠集红枪会数千人围攻朝阳。

时朝阳有个中学校长是地方有名的举人,名沈鸣诗,平时对汤家父子兄弟的暴政,常表不满。此时传言,说沈与围城的红枪会有关系,汤老五为了镇压示威,“杀一警众”,把这位沈校长夤夜抓来,不容分说,立地枪决。但是朝阳之围仍是未解,反而加甚。老汤看着没办法,真是众怒难犯,才把他的五弟调走,派了被民众信仰的杨子仁的儿子杨仲山去当县长,城围始解。据说杨子仁以前曾在朝阳作了几年县长,清廉爱民,深得人民的爱戴;后来调充热河烟酒公卖局局长,因病死去。他的儿子杨仲山此时是泺平县长,老汤调他去朝阳解围,他挺身而出,向老百姓说:“我是杨子仁的儿子,请你们大家回家安心种田,有什么不平事,我都可以负责解决。”

这说明热河政治的黑暗,可惜象杨子仁父子这样好官当时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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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图谋热河和汤玉麟不可靠的情形,天天载在报上,惊动了上海爱国人士,主要是上海的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以黄炎培为首的上海地方协会内,有穆藕初、刘鸿生、钱永铭等,与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共同努力,推动了当时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要他急急设法挽救热河和华北危局。

宋子文为了表示关心热河防务,增加自己政治资本。于二月十一日偕秘书周象贤、顾问端纳飞到北平,与张学良商议热河防守问题。杨杰以军事专家身分先到,代表上海爱国人士的黄炎培、穆藕初等也先到。他们会同当时北平爱国人士朱庆澜、熊希龄及东北的杜重远、王化一等积极组织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于二月十六日下午假东城外交大楼举行成立会,出席人还有张伯苓、蒋梦麟、胡适、周诒春、张嘉森、章元善、汤尔和、丁文江、阎宝航等六十多人,公推张伯苓为主席。宋子文与张学良亲临致词。会上通过章程并决议:(一)通电全国人民报告热河后援会之成立,要求全国一致起来援助;(二)通电全国军政官兵,请一致团结御侮,并推定朱庆澜等数人为常务理事,又决定朱等次日同宋子文等去热河,察看情形,进行援助。

二月十六日晚八时,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会议,分配防务,作去热河的准备。宋子文、杨杰均出席,到有万福麟、宋哲元、商震等将领十数人。张学良将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红蓝铅笔俯伏地上要划防地,首先仰面向宋哲元说:“明轩你可把守这一线(指长城、冷口、喜峰口一线)。”宋哲元当时厉声拒绝说:“我的兵力太薄,装备又差,怎能担当了这么一个大面。”张说:“不要紧,你的右翼有何柱国,他可以支援你。”宋又很不客气地说:“何柱国是败军之将,靠不住,我怎能信他,我不干!”张听了这样不客气的回答,极感难堪,约有几分钟没有抬起头来。后来说:“再商量吧!”杨杰在旁,看见这种情形很着急,用手拉胡若愚到外边说:“你劝汉卿不要勉强宋哲元,因为作战时,如将领不服,心中有问题,是很危险的。”

至于宋哲元为什么说何柱国是败军之将呢?因为在锦州失守后,何柱国任临永警备司令,山海关为临榆县治之所在,是关内外的门户,何的责任即守卫山海关。日军在一九三丿年一月一日借词向山海关进攻,用猛烈炮火打毁城的东南角,守城的何部第九旅营长安德馨浴血抗战,壮烈牺牲。但接着第九旅即撤出山海关,致使华北门户洞开。宋哲元的那番话,实系有意挖苦。

当时张已与宋子文商定发表张作相为保卫热河的统帅,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汤玉麟任副司令。张作相原是张作霖、汤玉麟的老“把兄弟”,对于张学良是父执,素有“浑厚”之名。他原是吉林省的省主席,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锦州原籍为父治丧。张学良怕汤玉麟疑心,用他以安汤心,以利指挥,也算煞费苦心。受张作相指挥的部队按编制应有六、七 万人。但张作相也是不学无术,既无威以制人,也无智以服人,无信心,无决心,也毫无准备。在热河危急的当头,被临时“拉夫”上台,统率腐朽的封建军阀雇佣兵,去抵御日本帝国主义训练出来的法西斯强盗,胜败之数已注定了。

二月十七日晨四时许,宋子文与张学良、杨杰偕同随员卫兵数十人,分乘汽车、卡车三十余辆为一路,朱庆澜、黄炎培等乘车十余辆为一路,浩浩荡荡向热河进发。据说事先汤玉麟闻讯,怕对他不利,大骂说:“小六子(张学良小名)是不是勾结宋子文等来打我的主意!”经左右人说:“宋子文是代表中央,张汉卿是华北直接指挥的长官,因热河防务吃紧,前来观察,阁帅(汤玉麟字阁臣)可趁机向他们要些钱,要些东西是有利的,应当表示欢迎。”汤这才无话,于十七日下午率文武官员数十人至郊外二十里处广仁岭迎接。宋、张、朱等于当日下午五时到达承德,分别宿于都统公署和地方机关。张学良这时因有烈性毒品瘾,去热河的路上每走三十里,停车一次,必注射毒品针,到热河已疲劳不堪。当晚只与汤玉麟稍谈,定次日举行会议。

承德是满清皇帝行宫之所在,有避暑山庄,风景美丽,有里八景、外八景之称(即行宫内外各有八处地方,景色宜人)。十八日晨,宋子文偕秘书侍从等,先看内外风景,中午是汤玉麟同地方各界预备的欢迎午宴,计主客共六十余人。主客当然是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杨杰和后援会的朱庆澜、黄炎培、穆藕初、杜重远等,还有一个天主教法国人敏司铎也参加。宋子文首先说话,表示南京与全国皆非常关怀热河的安危,要大家保国卫土,所需饷械,他当负责,并与张学良随时接头办理。他说的是广东调的官话,在座的人多有听不明白的,于是由杜重远起为翻译说明一遍。张学良接着致词,勉励大家誓守热河,准备反攻,以雪九?一八之耻。继由汤玉麟起来答词,表示“决心”与日寇周旋。这样这个礼节上的欢迎会历时二小时完毕。按理张学良、张作相应带一 些高级参谋人员与汤玉麟举行一次详细会议,就抵御日寇作一些知己知彼的估计,和攻击防守上的安排。但这样的会没有开,就把由北平带来的两电稿由承德发出。一个是由宋子文、张学良署名,致日内瓦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大意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抵抗日寇的侵略,现集中兵力,保卫热河,请向国联和全世界声明;另一电由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宋哲元等廿七名守卫热河有责的将领,向南京及全国通电,表示决心抗战,呼吁全国一致支援。张作相听说发出这样一个通电,叹气说:“一点没有准备,发出这样一个电报,岂不是惹祸吗?”他的意思是说日本人看见这样一 个通电,会恼火起来,加速进攻热河。宋、张于下午三时带领全部随员离开承德,夜宿古北口,于十九日下午一时许返抵北平。

在二月二十二日,距宋、张热河之行仅四日,日军即大举攻热,由日本关东军司令率领约三个日本师团,以锦州为大本营,分兵三路: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并配有张海鹏和于芷山的伪军。防守主将张作相原计划配备的兵力有一半以上尚未到达防地,根本未构成一个防御体系;又加士气低落,真是将无决心,兵乏斗志。日本人用飞机扔了几个炸弹,用机枪扫射了几下,又出动几部坦克车。就这样,开鲁一线,汤部的崔兴武旅即首先投降,万福麟的第四军团守凌源一线,闻风溃退,朝阳亦即不守,三条阵线同时溃败。复有平时受日军收买的汉奸作为响导,因此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汤玉麟于三月四日晨先撤出热河,日军于四日午后一时以一百二十八人先行,由承德商界代表迎接入城。汤玉麟带领他的文武官员及家属退走时,从未看见过一个日本兵,更不用说有什么抵抗了。这样,压在当地人民头上的封建军阀大山倒了,换上了日本帝国主义大山。中国人民是不甘心的。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和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后盾的热河后援会,此时在唤起民众支援抗战上,曾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张学良曾接受他们的建议,决定把汤玉麟捉住正法,以振士气,而励人心。但汤玉麟畏罪逃往察哈尔,竟得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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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失陷后,全国舆论哗然,同声谴责南京的军事和外交。张学良更被国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于三月八日电南京辞职,略谓“……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负政府督责之殷,及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莫辞。……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一面迅派大员接替,用伸国纪。转还之机,在此一举。……”此时全国舆论攻击的矛头主要落在蒋介石的身上。他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先用视察名义来北平,自己也作北上督师、筹划反攻的虚伪宣传,偕宋子文北来。先止于石家庄,与阎锡山、徐永昌等会晤,并电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三月八日晚十二时,张学良轻车简从,偕端纳、汤国桢、王卓然等由西便门登上早备好的一列专车,并对王卓然说:“我与蒋先生约会在保定见面,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

主要条件是必须补充枪炮弹药。我想要求补充一、二千挺轻重机枪和二、三百门迫击炮。再就是要充足的弹药,能加些高射炮更好。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办法了。你看我想的是不是?听说南京有一些亲日和恐日派,正同日本人拉拢讲交情。我已于今日发出辞职电,南京可能牺牲我,以平息国人愤怒。同时外交上,因为国联靠不住,要与日本谋和。你看我想的对不对?”次早(三月九日)五时到达保定。蒋、宋等原约定同时到达,此时尚未到来,车站上也无消息。张学良亲到站长室向石家庄要电话,宋子文接电话说:“蒋先生有一 项重要意见,要我先来保定与你商谈。因为太重要,电话中不便谈。我即来,见面再详细商量。”张放下电话回到车上,面色阴沉。端纳忙问:替?未(T.V.、宋子文英文名简称)怎说的?他们怎还不来?张说:“我的预料果然不差,替?未先来传达蒋先生重要意见,这里大有文章。我估计绝不是共谋反攻热河,更谈不到全面向日本宣战了。老王(王卓然)你好好译给端纳听。”于是大家猜测纷纷,并共劝张上床休息,静观事变。

约十时,宋子文的专车到保定。张立时登车与他接谈,约二、三十分钟,张匆匆下车,神情紧张,我与端纳趋前急问,他说:“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我已干脆告诉了宋子文,当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机会休息休息,要他急告蒋先生不必烦心。”张与我们谈话时,宋子文已去车站向石家庄打电话给蒋。大意说:“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请委员长速来见面。”下午四点蒋的专车到保定,进入张的专车站台另一边。张的卫兵吹接官号。张学良戎装立正,行军礼恭迎。车停后,张与宋子文立刻登上蒋的专车进行商谈。蒋不待张开言,首先很庄严地向张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传达你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张唯唯说:“我感谢委员长的苦心。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所以申张纪律,振奋人心。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吞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决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蒋闻张语连说“是的是的”。这样相谈不过十几分钟,张看蒋似不愿多谈,即行退出。张退回自己的专车约有五分钟,蒋偕宋来到张的专车回拜,无非用好言安慰张,并劝他次日(即十日)即飞上海,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说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名义和手续,当妥为安排。约有十来分钟,蒋即出来。张随下车,送蒋上了他的专车立于车门之外。蒋连说:“汉卿,再见吧,再见吧。”并且目视宋子文说:“子文你留在后面,多与汉卿谈谈。”话说完,蒋车即向石家庄开行。

蒋去后,宋来到张的专车。张吩咐预备晚饭,即与宋商谈善后。大致是将东北军编组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四个人分别统率,北平军分会由何应钦任代理委员长,原参谋长鲍文樾调为办公厅主任,并调中央军第二师黄杰和第廿五师关麟征开赴古北口,以抵抗日军的前进。

至于张建议动员全国全面开战,以关系太大,留待中央从长计议。宋的专车和张的专车挂在一起。到夜十时半抵长辛店,宋车与张车分开。宋辞回自己专车,连说“汉卿,一两天内上海再见”。他也就开回石家庄向蒋会面报告。

宋子文走后,我们的专车即向北平进发。我在客厅,正与端纳闲话,忽然副官谭海跑来说:“王老师,副司令大哭,你快与端纳过去劝劝。”我急同端纳进张的卧室,见他正伏枕大哭,非常沉痛。端纳说:“Youngmarshal,beaman,braveandstrong。”意即“要作一个大丈夫,勇敢与坚强。”我说:“副司令,你还记得老子的话吧,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你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要责成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皆不胜任,那时失败,不如这时痛痛快快一走,把病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患无柴烧。”我与端纳正待他的反应,他突然一跃而起,仰天狂笑,急拉端纳和我坐在他的床上。此时汤国桢与谭海皆在旁呆立。他说:“我是闹着玩,吓你们呢!我刚才听替?未说蒋先生对日本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使我想起一个笑话,让我们开开心。话说有一个财主,土匪夜里来抢,持刀要杀人。财主跪地求饶,边叩头边说要什么都行,就请饶他一命。土匪一眼看见财主的老婆还好,说‘这样办吧,我玩你的老婆,罚你跪在旁边叩头,头叩得好就饶你的命。’财主连声答应。及土匪尽兴席卷而去,财主老婆起身整衣哭骂财主说:‘那有你这样无耻的人!我被贼作践,你应拼命救我,怎么还在旁边跪着叩头?’财主说:‘你别哭,你那知我们还占了他便宜呢!’妇人大哭说:‘老婆被贼奸污,你有什么便宜好占?’财主说:‘当你们最紧张的时候,他顾不得看我,我少叩了很多头,岂不是占了便宜!’”张说完对我说:“老王,你好好翻译给端纳听,问他若有这样便宜交涉,他干不干?我看这位财主最好当外交部长,好与黄郛唱双簧。”端纳很仔细地听我翻译后,也说了一个讽刺故事,他们彼此一笑。这时谭副官进来报告说:已到西便门车站,请副司令下车。于是我伴张学良驱车回顺承王府,到达时已午夜十二时。张学良在下汽车时,我问他:“蒋要副司令马上飞上海,你想想我可帮你作些什么准备工作。”他沉思一下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象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那天呢?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送给我。”我进屋翻参考书,查出原文是这三句话,译文是:“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我送交他时,已是午夜二时,他还在阅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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