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天,在华北发现了一种怪文书,这就是日本关东军驻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在那情报中说:“1931年‘九?一八’,发动满洲事变而占据之一时帝国市场与原料,得稍缓和。然因尚有若干原料问题,短期中不能满意,尚须相当之岁月,经营与培养。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短期间亦难再行扩大,即不能与帝国生产率之增进相调和。帝国为确保满洲并使万全不能不努力满洲边境…………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之解决,实不能不注意易于进攻的地外区之缓冲设施。

……中国华北。……

将来,在我帝国有计划的指导与经营下,则原料与产量能增加三倍,民众之消费能力亦自能大为增长。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孙怀仁:“华北经济提携一 瞥”,“世界知识”5卷5期,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二 1935年间所谓“华北经济提携”1935年1月25日,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中的一篇演说,掀起了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运动。这个运动,不仅在表面上不会象大炮炸弹的那样容易引起中国一般民众的反抗,并且还可以博得某些中国士大夫的称赞,而明目张胆的“助桀为虐”。

最初日本对华经济进攻,??“中日提携”??的计划,打算分成五点:(一)中、日间互派考察团,(二)日本援助中国改良农业技术,杜绝洋米洋麦的输进中国;(三)中国生产大宗农业物,供日本工业之用;(四)增进中日间贸易,根绝排货运动,日本在华购棉花3000万元;(五)在上海设2万万元信用制度,以期两国贸易之圆滑。但这种计划不仅日本经济力量办不到,而且一时也无从着手。因此,这计划在1935年2月间,虽曾甚嚣尘上,但始终未见诸实行。

于是在是年(1935年)5月末,在华北发生了所谓河北事件的挑衅。6月初,发生了张北事件。这两次事件的解决,使日本军部在华北获得了更巩固的基矗于是,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计划,更修正得具体和积极了。这次修正案据说分为四点:第一,是对中国之农工业(工业如面粉、棉纺织业)由日本给予以技术上的指导:对中国之农产物,则应以增进日本工业之利用价值为前提。第二,是对中国之煤、铁、锑、钨等之开发,由日本之技术及资本为之。第三,是日本以技术资本开发中国之交通。第四,是组织一个中日贸易协会,算是“中日经济提携”的机关。

事实上,是年10月中,中、日双方的调查考察团,已开始仆仆往还。中国方面由吴鼎昌率领的赴日经济考察团与日本方面许多的实业考察团往还,其结果,“中日贸易协会”的企图,就愈见努力进行。同时,据吴鼎昌归国后的谈话,说中国已诚意要求日本指导工商业知识技能,而吴氏还认此为中国赴日经济考察团的一大收获。10月以后,华北风云又再告急,香河乱事发生,冀东伪组织的出现,日军占领丰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局虽日趋严重,而“中日贸易协会”之进行却分外起劲。1936年1月27日,这历史的提携机关,竟宣布成立了。

这个“中日贸易协会”在日本是打算作为进攻它自己的政治势力所不及的地方的机关。另一方面,日本在华北更有积极的提携方策。日本对于华北,本来计划设立一个特殊的财团(称为“国策公司”)来进行的。其后,关东军方面,主张由“满铁”担任成立一投资华北的中心机关。由这机关设立或扩充各种中日合办之产业公司,先办矿物、交通、贸易、植棉等事业。同时,关东军、“满铁”、大藏省,日本实业界,先后派人赴华北调查实际情况,以便着手。1936年12月间,这中心机关便决定了,称为“兴中公司”,暂定资本为1000万元日金,由“满铁”承担70%,其余招中日商股。设总公司于大连,分设支公司于天津、上海、东京。营业目的,规定为中、日、“满”间相互之贸易及关于中、“满”小企业之投资及斡旋介绍。此外,日本对于华北商业的发展更在天津设立所谓“中日实业公司”、“输入联合会”、“满津贸易公司”、“兴发祥公司”(此公司以后并入“兴中公司”)等机关。又利诱旧日官僚,组织“东亚经济协会”、“华北经济委员会”(按:汉奸高凌雨尉主持其事)、“东亚通惠贸易公司”、“河北经济协会”等机关,从事活动。(孙怀仁:“两年来日本对华之经济新进攻”,“世界知识”4卷11期,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出版)三1936年后敌在“华北经济提携”声中的资源掠夺在1936年上半年,由于中国实行白银国有政策,和美国与中国缔结中美售银协定,以对日威胁,这个“提携”曾遭受相当挫折。后来,又因为各地救亡运动的风起云涌,而更趋消沉。可是,自日本驻华新大使川越负着新使命来华,以至“中日华北经济协定”签定之后,华北经济的被攫取,便到了新的紧张阶段。这时候,正是日本准备对华侵略战争的最后时期。所以卢沟桥事变未爆发以前,我们如果仔细的注意了日本在华种种掠取资源侵夺产业的积极活动,则这次战争的爆发,就早在意料中了。

“华北经济协定”(按:这个协定据外电所传,是二十五 年十月一日宋哲元与田代在天津签订的,当时正是在成都及北海事件,九月二十三日中日交涉首次决裂以后。但当时宋哲元自天津回到北京时曾否认,谓未与田代签订任何协定。此项协定究竟有无,迄未能明,然据报纸记载,当时宋哲元确曾向田代表示在“共存共荣”、“平等互惠”原则下,一切均可进行。??编者)规定四大原则,八大具体项目,其内容可从日方所提五项开发华北经济的前提中约略看到:(一)修筑津石路;(二)筑塘沽、大沽两港;(三)改善海河水利;(四)开发农村,改良棉产,奖励羊毛;(五)恢复龙烟铁矿;日本军部方面的计划,则分为六大部分:(一)铁道;(二)矿山;(三)港湾;(四)棉产;(五)芦盐;(六)电气。这些项目中所列,正是华北主要的军需资源,铁、煤、石油、盐、棉花、羊毛。至于港湾河道的改善和铁道的修筑,只是为了便利这些军需原料的输日罢了。

“华北经济协定”签订之后,“兴中公司”在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和“满铁”三方面直接主持之下,用枪杆和资本双管齐下,便紧急地开始了华北军需资源的掠夺。

一、铁??日本军部对华北军需资源,首先看准了的,便是储藏量占关内总量29%的龙烟铁矿。1936年11月间,该矿即为“冀察政委会”收归国有,实际上却是代日本完成了第一步手续。继之,日方因为开办费2000万元没有着落,曾有一时不能开采之势。但是从日本内部妥协,决定旧债归还,尽先恢复铁矿和“汤山炼钢厂”,并规定以1400万元作为开办费之后,龙烟宝藏便在汉奸陆宗舆奔走之下,受着“满铁”理事产业部长坂谷的指导,逐渐走上开采之道。一直到芦沟桥事变爆发的前夕,若不是因为我政府阻止的话,开采早就成为事实了。

此外,零星掠取铁矿的活动,有对于山东淄川、金岭镇铁矿的开采阴谋,及派遣奸细颜乃思,冒充德人,收买山东掖县粉子山一带苦土的活动,等等(苦土制耐火砖用,为钢铁业必需品)。

二、煤和石油??1935年下半年,曾盛传日人和阎锡山接洽开发山西煤业的消息,后来晋绥当局决定守土抗战,这种传说也便中止。但是,日本方面的活动是决不中止的,“三 菱人造石油会社”,特将资金增至5000万日元,便是看准了山西的煤,要求提炼石油,并且在芦沟桥事变前二月,大坂某会社还特派工程师十名来调查晋、豫、冀、察诸省的煤藏量,和可以提炼石油的煤量。其调查报告云:(一)河北:井陉、石家庄、炼焦厂,副产石油,二十六年度有1500加仑;(二)察哈尔、绥远,可提炼石油的煤很少;(三)山西,可提炼石油之煤,藏量最多,(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北平“晨报”东京通信)至于冀察境内的煤藏,则日本在战争前,简直以盗匪的形式来掠龋“柳江煤矿”,年产量在25万吨左右,被“日本泰记公司”仗关东军的力量,以半抢半买的形式霸居。其后,在去年5月间,虽经实业部下令该矿原主,制止出卖,但当时实业部的权力已经达不到那儿了。“长城煤矿公司”年产量可达16万吨,民国二十一年以来,即完全停业,去年(1937年)夏间,日方初则强占,断则经汉奸齐燮元出来调解,算由日本合资办理,实际上完全在日本人掌握之中。

此外,华商煤矿如“临城”、“怡立”则被日资统制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

三、盐??日本对于盐的取给,除根据“山东协定”占青岛盐产以外,其余50%的不足额,差不多完全取之于长芦盐区。1936年,日本就以很低的代价抢购去芦盐7万吨;1937年4月间,又强迫中国方面订立合同,购买10万吨,在事变前一月即分批运往日本。在这10万吨合同订立以后,原定于5月21日再订第二次合同,再购10万吨,后来却因为中国政府态度的改变而中止。但是日本方面是并不甘休的,除派遣汉奸浪人迳行与盐户接洽收买盐产以外,且在塘沽一带任意霸占滩地,开辟盐田。此外,日方还嗾使伪冀东政府,恢复昌黎废滩,由“兴中公司”加以技术援助,自晒自售,供给日方应用。

四、棉花??日方对于华北棉花的掠取,是从改良棉种,统制产户着手。天津日领馆且在天津设立“华北农场试验所”,在南开八里台设场植棉,更辗转经过汉奸之手,冒充中国人的名义,偷买中国土地作植棉之用(1937年,天津公安局曾处理好几件私卖国土的案件,并且这类私卖国土的事,据说有好多中国官吏从中渔利)。冀东伪组织则更划定通县、丰润、玉田、迁安、滦县、香河、遵化、抚宁、昌黎几万顷的土地,为“兴中公司”试验植棉的农常于是“华北棉花会社”、“通县棉花试验所”“东亚棉花协会”等掠取华北棉花的团体,也纷纷成立了。同时,六家日本纱商,又成立了“华北棉花协会”,试行统制华北棉产。天津、青岛又成立了“棉花交易所”,以控制华北的棉市常“兴中公司”更拟定了华北植棉的五年计划,以全部霸占我华北棉产为目的。

五、羊毛??因着绥东战局的失败,日本对于察绥毛产的全部吞并,曾一度遭受打击,但是事变前“日钟纺织会社”还拟投资3000万元,计划在张家口设立洗毛厂,以收买内蒙羊毛。

其他日本在华北掠夺军需资源的零碎活动,在事变前,更是五花八门。如在张家口一带,一方阻止口外马匹的内运,一 方则大批购买。为着备战用铜铁的迫切需要,派了许多汉奸深入华北内地,收买废铜烂铁。且大批偷买铜元,私运出口。

截止1937年5月中旬左右,据一般估计,铜元走私出口者约在50万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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