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是日本侵略军和汪精卫伪政权盘踞上海时期沪西“７６号”特务魔窟的头子。在汪伪集团中，他历任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长、苏浙皖鲁四省行营秘书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调查统计部部长、江苏省政府主席、省长等职。从１９３８年附逆发迹起至１９４３年中毒身死，前后５年，际会风云，炙手可热，对国家和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
我本在无锡故乡经商，１９３７年无锡沦陷后，资金损失殆荆１９３８年来上海，投奔亲戚唐惠民谋求职业未成，后由唐介绍认识李士群，时李寓大西路（现延安西路）６７号。李组成汪伪特工总部后，唐惠民任厅长，发展我为警卫总队的副官主任，我因久病未到职。不久，唐与丁默屯阝、李士群发生矛盾，被排挤出“７６号”，调为特工总队南京区长，我随去南京，负责事务工作。后唐任伪警政部次长，曾给我一个专员名义。
１９４２年１月，李士群任伪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将我调至苏州，任伪省府专员兼事务主任。在李士群红极一时的５年中，耳闻目睹，对他的罪行有所了解。现简述片段，聊见一斑。
初到上海的活动
李士群年轻时曾在莫斯科大学留学，回国后加入中统，抗战前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曾被租界捕房逮捕，不久获释。上海、南京沦陷后，撤回重庆。至１９３８年，只身来沪，与日方搭上了关系，为日方刺探情报，从事间谍活动，同时拜上海青帮有名人物季云卿（名瑞庭，无锡人）为老头子，利用青帮门徒，增强自己的势力。这时他住居大西路６７号，平日深居简出，行踪诡秘，不大在外露脸，但日本宪兵队便衣警探和驻沪领事馆人员，常出入其门。
当时沪西环境相当复杂，成为各种犯罪分子的孳生场所。
李士群与开设好莱坞、华人俱乐部（六国钣店）、荣生公司、利生公司等大赌窟的流氓恶霸朱仁林、顾文达、钱国栋、吴四宝、潘三省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做下许多危害人民的罪恶勾当。
不久，李通过日方关系，获得日本内河轮船株式会社的许可，在苏州北路９９８号开设大福运输公司，代客装运上海、无锡、常州之间的货物运输，自任董事长，经理为马叔涛，业务由陆鸿泰主持。我由唐惠民介绍，与李的内侄叶耀先和岳光烈等同进大福。几个月后，大福结束，改归陆鸿泰负责，更名为大福驳运公司，每月盈余，仍然送至李处。
从“叶公馆”到“７６号”
比李士群稍晚一些时候，中统特务丁默屯阝从香港到了上海。他和李士群、唐惠民都是抗战前的朋友，当下三人密谋组织秘密机关，从事政治活动。因李士群原与日方有渊源，遂于１９３９年春，由李士群之妻叶吉卿出面，向上海银行经租处租到沪西越界筑路地区忆定盘路（现江苏路）９５弄１０号大洋房一座，对外称作“叶公馆”，雇用大批流氓作警卫，由日本宪兵队拨给枪支，专为日方刺探情报，迫害爱国人士。他们对外并无正式名称，内部由丁默屯阝主持，李士群与唐惠民副之。
叶公馆成立后，开始招兵买马，各色各样的亡命之徒，纷纷投奔门下，土匪、恶霸、惯窃、强盗应有尽有。吴四宝的门徒张国震、沈忠美、邱大宝等尤为活跃。他们除收集抗日情报、暗杀爱国人士外，仗势兴风作浪，绑票勒索，贩毒走私，到处寻衅滋事，鱼肉人民。当时租界里层出不穷的绑架暗杀案件，什九是他们干下的罪恶，著名的《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等报馆被炸，也是他们一手造成。租界当局明知这些案件出自叶公馆主使，但一则该处属越界筑路区域，管辖权力受到限制；二则他们有日本宪兵队作后台，投鼠忌器，奈何不得，虽然租界当局经常把红色警备车停在弄口，无非掩人耳目而已。
不久，叶公馆扩大组织，日本宪兵队拨给军管的极司菲尔路７６号（现万航渡路４３５号）大花园洋房作为新址。这所洋房，原属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所有，沦陷后由日军管理。于是他们正式成立“特工总部”（简称“７６号”），由丁默屯阝任主任，李士群、唐惠民分任副主任。又成立“警卫总队”由李士群兼总队长，吴四宝（改名世宝，字云甫）为副总队长，张鲁为参谋长，叶吉卿为财务主任，吴四宝之妻佘爱珍为经理主任，我为副官主任。“７６号”前沿马路华村２０多幢三层楼房以及对面７５号五层大楼的居民，全部被逼迁移，这些房屋即占为特工总部的办公处和宿舍。
警卫总队的枪械来源，据我所知，便有两起。一是由日本宪兵队用大皮包装来，都是二、三号驳壳枪和六寸手枪，约有五六十支，由李士群转交张鲁接收，经范雨人造册后拨给警卫总队使用。又有一起是在伪警政部成立后，由部拨交旧式步枪１００支，在南京三叉河装上惠民兵舰，由特工总队常驻南京区的日本宪兵曹长大桥护送至沪交给“７６号”。
日本宪兵队还在“７６号”里成立了一个名叫“梅机关”的指挥机构，对外称为顾问。特工总部南京区则由南京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科长（后调上海北四川路宪兵队长）的藤冈英雄负责指挥。这里常驻日本宪兵特务班一班，有班长马场准尉和曹长、军曹等七八人，南京区每天收集的情报，都要向特务班汇报，对外行动，事前要和他们取得联系，才得执行。
伪国民政府“还都”时，汉奸大员都由他们协助保护。南京区的职员宿舍，由日方供给，门上悬挂“南京日本宪兵队特务班宿舍”的牌子。南京区直辖的芜湖、镇江、蚌埠三个特工站，则由特务班各派宪兵一人常驻。
被一般人目为魔窟的“７６号”，大门日夜敞开，武装守卫，戒备森严。头道二道大门，砌成牌楼，上书“天下为公”四 个大字，院内高竖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国旗，内部另辟一室，悬挂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这些都是做幌子的。
“７６号”的主要工作对象是镇压沦陷区的抗日志士。被捕的人，先由吴四宝手下的亡命之徒非刑逼供，惯用的有灌水、抽打、上老虎凳等酷刑。其他区、站、组的情况也是如此。
特工总部成立后，为避免租界当局注意，请领汽车执照时，都用私人名义，内有用岳光烈（财务科长）名义领照的一辆，１９４０年春，“７６号”人员乘该车在租界内有所行动未遂，执照号码为捕房抄去。某次岳光烈乘该车去戈登路（现江宁路）立泰银号途中，为戈登路捕房连人带车关进捕房。岳的同事孙时霖前往探询，也被扣留，并将司机名老李者用电刑逼供，要他招出在租界内的绑架案件。后由“７６号”向捕房疏通，才取保释放。事后听说，“７６号”曾被戈登路捕房敲去一笔很大的竹杠。此后，“７６号”有几辆汽车出事，无法再在上海行驶，曾运至南京区使用。
这一时期，重庆也有军统中统的“上海区”人员留驻上海，与“７６号”勾心斗角，互施报复。季云卿（李士群的老头子）、曹炳生（法租界捕房督察处长）、陈明楚（特工总部南京副区长）、余王介（特工总部无线电台长）等，都因与“７６号”关系密切，被对方暗杀。季云卿被杀地点，即在成都路季宅附近，算是给“７６号”的一次示威行动。季死后，一应丧仪都由李士群负责，并对季妻金宝师娘始终敬如上宾，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汪精卫离开重庆，转道昆明到越南河内，发表艳电，主张“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的三原则，停战言和”。这时日方一手扶植的南北两个傀儡政权（以王克敏、王揖唐为首的“华北临时政府”和以梁鸿志、温宗尧为首的南京“维新政府”）因资望不孚，作用不大，因此以“南北统一，恢复国民党政府”为饵，诱汪上钩，派人与汪秘密接洽，一 拍就合，即由日方护送汪秘密来到上海。汪在来沪前，先派陈春圃到上海，与丁默屯阝、李士群等联系，布置汪精卫来沪后的安全和警卫问题。陈春圃住在“７６号”，李士群乘机大献殷勤，极力招待。不久汪精卫到上海，住在愚园路１１３６弄内，对外严守秘密，李士群命张鲁兼任警卫总队第一大队长，挑选身强力壮的警卫人员１００余人，驻在该弄弄口洋房内，负责汪精卫的安全。
汪精卫到上海后，首先发动宣传攻势，进行舆论准备，不久汪系机关报《中华日报》即在沪复刊。该报在抗战前本由曾仲鸣主持，曾随汪离开重庆，在河内被暗杀，此次则由林柏生主持。复刊后的《中华日报》大量散播汉奸言论，汪本人也不时为该报写文章。他在所写的《举一个例》一文中，曾公开宣布，南京未陷落前，蒋介石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试探日方媾和条件，现拟继续寻求和平途径，以此证明国民党的主要目标是和平，和平未到绝望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等等。这篇文章的发表，曾在沦陷区人民中引起很大的反感。
随汪精卫一起脱离重庆的周佛海、褚民谊、陈公博、梅思平等，都是在南京时的“低调俱乐部”人物（这名称是周佛海起的，他们认为抗战前途无望，和平才是唯一出路）。他们伴汪来到上海，赤手空拳，在日军卵翼下生活，而丁默屯阝李士群等握有一定的实力，因此，在汪精卫筹备所谓“还都”的活动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当然内中还有日方的牵线关系）。
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国民党六中全会”，决定“还都”和“组府”方针。会议是在“７６号”召开的，一班汉奸新贵，为了避人耳目，不走正门，都从“７６号”的后门开纳路（现武定路）进出。汪在上海期间，还开了一个“和运遇难烈士追悼会”，追悼在河内被暗杀的曾仲鸣和上海的季云卿等人。
特工总部的三角矛盾
特工总部的丁默屯阝
、李士群和唐惠民，勾结在一起，表面
气味相投，骨子里勾心斗角，各有打算。三个人的个性和作风也不相同。丁默屯阝性情急燥，心地狭窄，动不动使出官僚架子。李士群则比较狡猾，外表和善，但居心阴险，手段毒辣。
外人听到李士群的名字，总以为是个杀气腾腾的彪形大汉，其实他五短身材，面貌清秀，一眼望去像“白面书生”。唐惠民另有一功，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因此三人招收党羽，扩充势力的途径也不相同。李着眼于利用金钱收买一批流氓和亡命之徒，当时“７６号”的经费来源由江海关关税项下拨给，按月由日本宪兵队送去，由李妻叶吉卿保管，负责财务的是李的内侄叶耀先。经济大权操于李手，李便挥金如土，凡是投到他门下的，首先都可得到一笔巨款，名为“治装”。凡是愿意与之合作或接受指挥的，金钱地位，从不计较，因此，羽党日丰。如国民党上海区的特务苏成德、马啸天、万里浪等，都为李所收买，死心塌地为李效力。苏成德投伪不久，即被委为特工总部的南京区长，伪府“还都”，兼任警政部的特种警察署署长，以后又调南京市警察厅长、上海市警察局长等职。马啸天初为上海政治保卫局局长，后调南京区长，“还都”后又任南京宪兵副司令。万里浪初任特工总部第一厅长，后调上海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
唐惠民的活动对象，大都是文教界人物。他曾拉拢明光中学校长汤增扬和徐则骧，汤等提出条件，为丁默屯阝拒绝，汤等表示不干。唐惠民即对汤、徐说：“你们既然不愿参加，还是赶快离开上海的好，否则对你们不利。”汤等即离沪。等到丁默屯阝派人去逮捕时，已逃逸无踪。李士群便在丁默屯阝面前挑拨，说是唐惠民事先通的风。同时唐看到李士群有所要求，丁默屯阝总是照办，而对自己的请求则百般留难，因此盯唐之间暗地摩擦，已非一朝一夕，更兼李士群从中挑拨，裂痕日深。
某次李、唐的孩子互相争吵，唐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推翻写字台，表示不干，接着又和叶吉卿大闹一常唐的行动明系对李而发，李则装聋作哑佯作不知。不久，丁默屯阝要唐惠民去南京筹备特工总部南京区，派唐兼任区长，说是“汪先生即将还都，你的主要任务是到南京为汪先生开路”，其实这是李士群暗中使用的调虎离山之计，把唐惠民赶出了“７６号”。
唐惠民到南京不久，李士群又用丁默屯阝名义电召唐惠民回沪，说有要事商议。唐一到上海车站，即被日本宪兵和“７６号”人员押禁于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说唐在南京有擅自收编土匪等行为，同时改派苏成德为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胡均鹤、萧一城为副区长。唐在新亚酒店被禁一个多月，经过疏通，才获自由。唐原装７６号”，获释后移居愚园路宏业花园。直到１９４０年李士群任伪警政部长时，才起用唐惠民为常务次长，从此唐惠民对李士群唯命是听，以部属自居，不敢再分庭抗礼。１９４１年５月，李兼任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兼驻苏办事处主任，唐亦兼任清乡委员会民众运动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１９４２年，李任伪江苏省政府主席，唐为省府秘书长，后调建设厅长，直至１９４３年９月李死时为止。
唐惠民离开“７６号”后，丁默屯阝
与李士群为了争夺权利，
不时发生摩擦，矛盾日益尖锐。李不惜以金钱献媚日军，拉拢部属，人心都去丁向李，丁对李虽表不满，亦无可奈何。
汪伪政权成立前，安排伪职，明争暗斗，各显神通。丁默屯阝本想以原任特工总部主任，再兼警政部长，而以李士群、唐惠民分任次长，这样警政特工可以掌握在手。不料李士群钻营伎俩，远胜于叮当汪精卫初到上海时，李即和公馆派的陈君慧、陈春圃等早有勾搭，接上陈璧君的内线，李妻叶吉卿又常在上海、南京的汪公馆走动，里应外合，使丁默屯阝望尘莫及。因此，伪国民政府成立，发表人事，丁默屯阝只当上社会部部长，连原来的特工总部主任也落了空，给李士群抢了去。警政部长一职，为了不使丁李之间矛盾加深，暂由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次长二人，一为李士群，一为邓祖禹，周佛海虽兼警政部长，无暇顾及，实权仍操于李手。不久，李调升部长，以唐惠民为次长，李如愿以偿，唐亦感恩不尽，而丁李之间矛盾激化，终致破裂。
从此以后，李士群更是一帆风顺，除任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外，又先后任伪苏浙皖鲁四省行营秘书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调查统计部部长和江苏省政府主席、省长等职。丁默屯阝则做了四年多的伪社会部长，真到１９４５年５月，才调任伪浙江省长。
与周佛海的离合
周佛海在伪国民政府“还都”前，有必要依靠李士群在上海的势力加以庇护，李士群也需要利用周佛海的地位来增强自己势力，因此彼此互相勾结。周任伪财政部长后，为了扩充势力，在上海以伪财政部名义，办了一个税警学校，由罗君强任校长，随又成立税警总团，直属于财政部，粮饷装备都较一般伪军为优。周兼任伪警政部长，虽为过渡性质，但利之所在，从不放松一步。某次为统一制发伪警制服，周妻杨淑慧与李妻叶吉卿发生矛盾，杨要介绍周三宝承包，叶拟介绍上海美罗西服公司高维华承包，双方相持不下，各在自己丈夫面前挑拨是非，周李之间遂存芥蒂。
在上海、南京等地沦陷后的四年中，币制尚未变更，沦陷区人民继续沿用国民党中（中央银行）、中（中国银行）、交（交通银行）、农（中国农民银行）和小四行中南、通商、浙兴、四明等银行钞票，伪华北临时政府发行的华北联合银行钞票，在南方并不通行。伪维新政府发行的华兴银行钞票，虽市面通行，但要按票面八折或九折计算，不久也告停用。
１９４１年１月６日，伪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储备银行，总行设在南京。同月１５日，在上海外滩设立上海分行。这个银行发行的“中储券”，票面分１元、５元、１０元、５０元四种，还有角分辅币，先在南京、上海两市与国民党“老法币”等价行使。是时李士群任调查统计部部长、警政部部长兼江苏省政府主席，对在江苏省范围内推行中储券，起初采取拖延办法，后经周佛海暗中派人疏通，以中央补贴省经费名义，拨出一笔巨款交李士群收受，李士群才以省政府名义，通令各地尽力协助推行，并指示上海“７６号”不择手段地对各银行施加压力，强令推行中储券。
中储券发行伊始，在上海进行得并不顺利，人民对汪伪政权毫无信心，不愿把金钱去换废纸，中国、农民等银行拒绝和中储行交换，各私营商业银行也采取一致行动，只有私营汇源银行接受收兑，不久该行经理季翔卿为国民党驻沪人员暗杀毙命，上海中储分行也为人施放定时炸弹，死伤若干人，上海金融界对此深有戒心，中储前途显见不利。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公共租界，周佛海即积极策划在上海收回旧法币代以中储券。李士群为虎作伥，令“７６号”采取措施，在上海金融界制造恐怖气氛。如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２日，“７６号”在沪西开纳路（现武定路）中国银行宿舍，一次逮捕了大小行员１２８人，监禁在“７６号”。后来这１２８人，经金融界人士疏通，始获释放。此外，中国农民银行集体宿舍曾发生枪杀惨案，这也是“７６号”干的。
在汪伪武力威胁下，上海各银行开始和中储行交换，收兑旧法币。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３日，中储行正式挂牌，规定旧法币１００元折合中储券７７元。这个比率维持了一月多，自５月２０日起至２６日止，中储行逐日提高牌价，最后规定旧法币１００元折合中储券５０元，为二对一之比。６月１日，伪财政部正式公告，凡一切债务、契约，均以二对一比例，用中储券偿付，先在苏、浙、皖三省暨南京、上海两市实行，民间旧法币由各地银行钱庄收兑至６月２３日为止，逾期旧法币作废，停止使用。但由于民间仍抱观望态度，收兑一再展期。至１１月１日伪财政部公布自１１月１日起至３０日止，为收兑旧法币最后期限，逾期没收充公，禁止民间保存。
在伪中储券推行过程中，李士群与周佛海互相勾结，在上海实行恐怖措施，肆意搜刮，又在人民头上欠下一笔血债。
与吴四宝的关系
在上海沦陷期间，号称“沪西魔王”的吴四宝是江苏南通人，住居巨籁达路（现巨鹿路）同福里，在龙门路、马立斯一带，颇有恶势力，手下徒众甚多，由季云卿介绍与李士群结交。此人目不识丁，其妻佘爱珍精明强悍，手段灵活，吴对她不敢违抗，佘由季云卿之妻金宝介绍，结识李士群之妻叶吉卿，成为莫逆之交。１９３９年“叶公馆”成立，吴就介绍大批徒众参加，在上海干下许多危害人民的勾当。李士群见他手段泼辣，大为赏识。不久“７６号”成立，吴改名世宝，担任特工总部警卫总队副总队长。李对吴视为心腹，吴也竭力报效，李的愚园路住宅以及保险汽车等，都由吴经办。李的侍从卫士，都是吴的徒弟，李在上海、苏州、南京三地的汽车司机，不是吴的亲友，便是吴的徒众，连李公馆的女翻译也是吴所介绍的。
吴四宝及其徒众有了李士群的凭借，变本加厉，无恶不作。沪西原是烟赌汇集之区，一时贩运烟土和制造白面（海洛英）的，都以吴四宝为护身符，肆行无忌，其他如绑架抢劫、敲诈勒索，更是司空见惯。吴的徒弟张国震等，还惯在糖业市场兴风作浪，持枪挟制，操纵市价，要涨要跌，全由他们决定（那时人们一听“７６号”，无不谈虎色变）。后来日方也看到他们干的勾当太不像样，深恐以后难以驾驭，逼使李士群进行整顿，李不得已，把张国震枪决了事，而吴四宝并不因此收敛。
当李士群还未组织“叶公馆”之前，西区大赌窟如华人俱乐部（六国饭店）等，已由吴四宝和李拉上关系，靠李与日本宪兵队及领事馆人员勾搭作护符，对李按月有“孝敬”。
“７６号”成立后，吴四宝住进“７６号”，每天公开收受沪西各赌窟和贩毒机关送来的“保护费”，答应由“７６号”人员经常加以保护，但吴四宝对其部众，纵容包庇，事故仍不断发生。
上海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未进租界以前，已经成为“孤岛”，但大批巨绅豪商，仍以租界为安乐窝。他们都是“汽车阶级”，汽车又都是最新型的，吴四宝的部分徒弟，便把抢窃汽车作为生财之道。他们惯用的办法是强抢硬夺，汽车到手，飞驶无踪，路上红灯全不理睬，巡捕拦阻即出枪示威。另一 种方法是串通业主的司机，乘机盗窃，只要驶离租界，开进“７６号”，即可安然无事。此项盗窃来的汽车，在上海开不出去，他们即勾通日伪机关，也具通行证，并更换汽车牌照，开至苏州、南京、蚌埠和苏北一带出卖，得价朋分。租界当局明知底细，也只得眼开眼团，置之不问。
“７６号”成立后，租界当局在沪西越界筑路与租界毗连地区，设置防御工事，不时有华捕、英捕流动巡逻。１９４１年春某日，佘爱珍随带保镖一名，乘车由极司菲而路转入静安寺路，适值“三道头”（英籍巡长，俗称“三道头”，因袖章上有三道横杠）抄靶子（拦路检查），佘车前进被阻。佘的保镖携有手枪，因无租界执照，恐找麻烦，先发制人，把三道头当场击毙。一时警笛乱鸣，巡捕齐集，佘车图逃不及，司机与保镖当场被击毙。佘爱珍急中生智，匍伏车厢，得以身免，当被带进捕房。事情闹得无法收场，后由李士群挽求日本宪兵队向租界捕房交涉，佘爱珍始获释放，案件也就了结。
１９４２年春，李士群正在苏州忙于筹备汪精卫“出巡”清乡地区事宜，吴四宝忽为上海日本宪兵队逮捕，报上也登载“国府”通缉令，通缉吴四宝，说是“破坏和运”。李士群得讯，慌忙奔走营救，费尽口舌，好不容易把吴保释出来，但日本宪兵队指明要李士群带回苏州管教，不能让吴再在上海，李当然答应。临行时，日本宪兵队负责人对吴说：“李先生保你出去了，你吃点东西走吧。”当即给吴吃了一碗面。次日，李士群把吴四宝带往苏州，这时吴觉得肚子疼痛，不时腹泻，吴身体素称结实，不疑有他，到了苏州还去玄妙观烧香谢神，不料第二天即暴毙。
李士群对于吴四宝之死，不免感到兔死狐悲，从此对日方宴会存有戒心。岂知一年以后，李也同样死于日宪之手，从中毒到死亡，前后也是三天，和吴四宝之死如出一辙。
李士群最跋扈的时期
１９４１年７月１日，江苏省的吴县、昆山、太仓、常熟四 县开始“清乡”，伪清乡委员会成立驻苏办事处，李士群以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名义兼任处长。后来汪伪政权在江苏沦陷区，分四个阶段“清乡”（吴县、昆山、太仓、常熟、无锡、江阴、武进七县为第一阶段，太湖东南一带为第二阶段，镇江、丹阳、扬州为第三阶段，苏北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为第四 阶段），李士群是实际的主持者。
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伪江苏省政府改组，原主席高冠吾调往安徽，李士群继任省主席（１９４３年改称省长），同时，清乡机构结束，由伪省政府接管，号称“清乡省政一体化”。此时李士群一身掌握省政、清乡和汪伪统治区特工大权，又兼调查统计部部长和警政部长，锋芒毕露，气概不可一世。
最后下场和死后余波
１９４３年９月７日，李士群从上海乘早车回苏州，伪省府各厅处局长照例到站迎接，当时我也在欢迎行列中，看到李的精神萎顿，沉默无言，出站后即乘保险汽车驶回护龙街８２２号住所。当天下午传来消息，说省长身体不适，大家认为或系路途辛苦所致，不足为奇。第二天，又传出消息说，他身体很不好，家属焦急，已向上海聘请名医来苏治疗。当天上海来了几位医师，都诊断不出什么病症，注射了许多针药，仍无疗效。其症像是周身大量出汗，干毛巾都来不及更替使用，并不时腹泻。
第二天早晨，伪建设厅长唐惠民给我电话说：“李先生的病非常严重，我在李公馆，今天不能到厅办公，望你来公馆帮忙。”我去后，公馆的杨秘书一见面就告诉我：“李先生的病很危险。省长夫妇昨夜讲了很多话，都是江西土话，我们听不懂。省长曾在枕下拿出手枪要自杀，即被李太太夺下。对他说：‘假如你自杀了，我们就有大祸临头，如何得了！’”李士群病危消息传至日本驻苏州部队，即由小林师团派了三位高级军医前来诊断，很快便断定说：“李省长是中毒，瞳孔已经放大，关节失灵，已无法挽救。”又说：“在我们本国，这种中毒的人也时有发现。凡是已发现中毒现象的人，首先要化验血液，要经过２４小时的细菌培养，才能得出中毒的结论。但等到结论出来，病人都已无法救治，所以这样中毒的人是百死无一救的。”日本军医的话，由调查统计部次长夏仲明翻译，当时各厅处局长和特工高级人员都在座，大家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延至第三天下午，李气绝毙命，时年３９岁。
李士群中毒的经过是这样的：李在上海住愚园路７４９弄６５号（与吴四宝的住宅６７号毗连）。李在返苏的前一天晚上，应上海日本宪兵队冈村队长邀请，说是替日本宪兵队和伪财政部税警总团调解纠纷，要李出常同去的有伪调查统计部次长夏仲明，兼充翻译，对方出席的是财政部税警总团长熊剑东。宪兵队长殷勤招待，双方交谈后，备有茶点酒类，这是日本的招待惯例。宪兵队长还特别介绍说，这些茶点是他的太太亲手制作的，装作诚意似地请李士群吃了一个饼。李平时绝对不吃外边的东西，当时情面难却，只得勉强吃了一 些，随即托故告辞。
据与李士群夫妇同来上海又同行回苏的唐惠民太太祝亚男说，那晚宪兵队长请客，李临行之时，叶吉卿再三关照，日本人的酒千万不要吃。不料吃的是一个饼，当夜夫妇俩疑神疑鬼，忐忑不安，李亦感觉有异，想呕吐又吐不出来，但不能断定饼里有毒，不便请医声张，只得故作镇静。不想隔日回苏州，又过两天，就毒发毙命。
李士群年少气盛，自以为对汪伪政权的成立，有过重大贡献，更兼统汪伪政权辖区内的全部特务工作，因此平时锋芒逼人，把汪伪政权的其他头目一概不放在眼里，弄得到处树敌。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社会部长丁默屯阝与李有矛盾，已详上述，余如伪监察院副院长顾忠琚立法院副院长缪斌、监察使陈则民等对李也很不满，常向汪精卫诉说清乡区是“匪去兵来，兵来匪去”。因此在周会上，李不时说要砍陈则民的头等等，当然裂痕日深。更重要的是日方眼看李士群势力雄厚，已经不易驾驭，深恐以后滋蔓难图，也有清除的必要。
李士群死后，伪省政府成立治丧委员会，料理身后事宜，并急电汪精卫报丧。第四天，南京派伪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来苏，代表汪精卫致祭，并参加入殓仪式。
过了几天，日本宪兵队忽然要根究李士群中毒消息的来源，并向李公馆办事人员和叶吉卿气势汹汹地追根问底，威胁叶吉卿说：“不可再说李先生是中毒，该说是病死的。”从此大家再也不敢提起“中毒”两字。据说先前日本驻苏部队和宪兵队并不知道其中的底细，俟后接到上级指示，搞清楚内幕，才有彻查中毒消息之举，否则小林师团派去的高级军医也决不会说李的病源是中毒了。
在停灵期间，不知是谁发起，通知伪调查统计部所属高级人员到李公馆集会，到会的有伪调统部次长后升部长的杨杰、次长夏仲明，上海政治保卫局局长万里浪，以及马啸天、叶耀先、胡均鹤、晋辉、唐克明等数十人。据参加者蔡年修（伪调统部会计处长）事后告诉我说，那天集会，大家认为李士群之死，出自阴谋，到会的人在灵前一致签名宣誓，要为死者报仇雪恨，并将签字名单焚化在灵前。不久此事被夏仲明向日方告密，日本宪兵队认为情节重大，特向各方追查。
接任伪江苏省长的是陈群。同一时期，伪淮海省省长郝鹏去职，由郝鹏举继任。当时社会上盛传着一副对联：上联是“陈群、李士群，去了一群，又来一群”；下联是“郝鹏，郝鹏举，你干此举，我干那举”。这副对联，对卖国求荣、残害人民的民族败类，表达了高度的愤懑和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