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讲演）

各位先生，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意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政府的一贯主张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卢沟桥事件能否解决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不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夜，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的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经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札。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我们是应战而不是求战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国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国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更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希望和平解决但固守我方立场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系，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

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北民族作一远大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常到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幸侥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