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1世纪的大国战略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国。走向21世纪的世界正处在发展的极其关键时期，世界大国的战略将会深刻影响21世纪全球战略格局和人类发展方向。21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怎样适应国内外的各类挑战？怎样积极、主动、灵活作出调整？正是我们这些学者一直在不断探索和深入研究的问题，也是本书写作的目的。
    上百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追求"强国富民"之梦。毛泽东同志早在40多年前就曾指此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同时他也指出，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没有能够对世界发展作出贡献，让我们感到惭愧。今天中国对人类作出较重大贡献的时代已经来临，把中国建设为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已经不是一场梦，而将成为人类发展最精彩的一幕。
    21世纪的中国国家发展目标是什么呢？首先，促进人类发展使十几亿中国人口摆脱贫困，达到小康，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是指达到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包括较高的人口预期寿命，较高的人口文化程度，较低的婴儿死亡率；其次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包括按实际购买力评价计算的GDP总量居世界首位，进出口贸易额居世界首位，军事实力居世界前列成为成熟技术应用大国，并在若干重要科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第三，迅速增强中国国际竞争力，这包括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科技竞争力、教育竞争力、金融竞争力以及基础设施竞争力，大大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获取知识与信息方面的差距。第四；在全球格局中不称霸，但积极扮演和平与安全、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大国角色，对全球事务承担起大国的责任。
    21世纪中国国家战略利益需求是什么？中国是历史上文化大国，也是现实中地缘政治大国，正致力于成为未来的综合性大国。所有这些决定了她的战略定位及其选择不同于任何大国。作为国际地位日渐提高，实力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就构成了国家战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种需要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从基本的生存权益需要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通过自助成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有重要贡献的大国。
    第一，主权需要。它包括领土完整，内政不被干涉，是一国存的基本需要。主权需要与国家统一密切相联，互为一体。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主权过时论"在西方兴盛一时，"新干涉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第二，稳定需要。与主权需要一样，稳定需要同样涵盖了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内涵。稳定分为内部社会稳定与周边环境的稳定。前者需要强大政府并建立有力的政治、经济秩序，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后者是指建立在"主权需要"层面上的"防卫需要"，"防卫需要"也就是拥有影响和控制周边危险事态能力的需要，从而才能保证外部环境的安全。
    第三，发展需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在拼命迅跑，以在未来竞争中争夺力量制高点。对中国来说，发展既必要又紧迫，因为惟有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并使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反过来，社会不发展、经济衰落，则内部社会震荡及民族问题会被激活，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富贫，也不论国家制渡及意识形态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个国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权不完整的表现。对平等需要的强调；是对强权政治及霸权行为的反对，它要求利益与机会均等，反对因文化歧视，贸易歧视对某国作出的单方面限制。
    第五，正义需要。中国的地缘政治及文化历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使命；即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使命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已为自己树立了作为大国的必要道义形象。这种正义需要包括作为一个大国，在联合国扮演积极的更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小国、弱国权益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始终树立自己的正义形象。一个国家惟有发展具备一定实力，才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反过来，一个国家成为负责任的国家从而树起正义形象，也必大它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支持。
    简言之，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求，是一个由基本层次向更高级层次的逐步递升的过程，利益需要层次的拓展，也就为外交及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深的内涵和意义。这五个层次的需要，也自然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最终是文化方面的目标拓展提供了动力--而后一个，即文化方面（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如能具有独树一帜的感召力，成为全球性大国则势不可挡。
    中国如何实现21世纪的国家发展目标呢？这取决于我们选择何种发展战略。战略性的发展决策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性的发展策略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可以认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及人口政策的三大失误延误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而改革，发展与稳定以及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又大大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进程。21世纪中国的大国战略，在国内外环境突变的情况下，应吸取新的原则和思想，进行重大调整。它的核心是保证国家利益。为此本书作者提出如下观点：
    第一，中国地缘战略是确保国家安全，保证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这一战略目标是使周边国家成为中立缓冲地带，避免一些大国力量重新介入周边国家；建立大陆力量并增强其输送能力，建立安全感；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有效地控制内海，防止外来力量的骚扰；增强海军的远程输送能力，必要时能控制内海及岛屿附近的海上战略通道；中国需要发展航空母舰、核潜艇等威慑性军事装备，以稳定远洋抵御能力。
    第二，提高综合国力，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中国大国战略的目标就是强国战略目标，其本质是增强综合国力。这包括提高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以及民族凝聚力。综合国力越强，国家经济安全、保证程度就越高；反之则低。
    第三，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相互促进的战略。中国是世界大国，必须也应当主动深入世界潮流之中，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应成为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对外开放不仅促进中国经济改革，而且也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它不仅使中国与国际社会融入一体，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它不仅促进国内市场竞争的国际化，而且也会产生企业国家竞争的风险。只有实行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全球化战略，才能应付激烈市场竞争的挑战。
    第四，确定以人为本的改革与发展战略。改革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发展，保证社会公平，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为此实行促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地区差距的地区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城乡居民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加速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而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全体居民提供社会安全网；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实行最低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所有的人口提供基础教育、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清洁水供应、供电和电视电话覆盖网络等公共服务；进行大规模生态环境建设、国土整治；兴修水利设施、防洪设施、减少自然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
    第五，实施面向未来发展的知识发展战略。知识是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最重要因素，以知识创财富，以知识促进发展。知识发展战略是中国新型的追赶模式，它具有广泛的含义，即投资于体现在物质资本的知识中，投资于人民，改革机构体制以提高吸收利用知识的能力。这一战略十分强调对"软件"投资，对人力资本投资，客观存在旨在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同时促进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知识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六，城市化战略。21世纪城市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动力，也成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城乡两大利益集团矛盾构成中国现代社会各类利益矛盾的主线之一，惟有加速城市化才能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国的城市化在不同的经济区域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其包括发展大城市、中等城市也包括发展小城镇，其目的是促进资本的聚集、人口的集中，使人口从农村转向城镇或城市，不断提高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非农产业占总劳动力比例，由此形成人口劳动力要素在区域、部门、职业之间的流动，从而提高这一最活跃的要素资源配置效应。
    本书是专门研究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的著作。尽管本书每个作者思想观点、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不尽一致，但是大家都共同认为：
    第一，中国问题需要多学科。多角度思维，进行综合的战略研究。20年来中国经济学单兵独进，只有从经济学一个角度反映中国问题，而且过分偏重于技术和操作层面，有思想性的战略研究很少。这样就必然在价值取向上发生偏差，对利益关系的实证研究不彻底，在表达方式上脱离群众，并造成高的研究成本。本书主要是地缘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两部分人，我们希望本书成功，奠定今后各方面学者进行综合战略研究的基础。
    第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殊繁荣时期已经终结，进入了通货紧缩和结构大调整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显现。在国内外环境趋于紧张时，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都面临巨大挑战，需要我们超越传统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反思和调整盲目赶超西方的战略，发掘新的战略资源，调整社会分配关系，顺利完成结构调整，争取早日进入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轨道。
    第三，美国袭击中国大使馆事件使中国外部环境发生了更大变化，在此先后发生的美日修改防卫新指针事件，李登辉的"七块论"和"两国关系论"，都指明了这一趋势。外部环境的突变，可能对内部发展和体制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应该从国内外经济平衡角度，从国内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综合角度，从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和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相一致的角度，全面探讨中国问题，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问题。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以美国袭击我驻南使馆为开端，探讨变格中的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问题，作者朱宁；第二章推出关于大国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和指标，作者顾海兵；第三章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研究国内外经济平衡问题，作为地缘政治、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的连接点，作者杨帆、张祥平；第四章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战略和金融发展中的问题，作者杨帆、荆林波；第五章讨论中国新的"追赶战略"，作者胡鞍钢，他主张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增加社会福利和促进体制改革的最关键因素，选择知识发展战略；第六章讨论的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村问题，作者温铁军；第七章是军事战略，在国内外新的形势下，无疑是中国发展和安全战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者宋晓军。本书前言由胡鞍钢、杨帆、朱宁执笔，全体作者参加了讨论。刘峻对本书进行了修改和编撰。
    各位作者独立成章，并不一定要同意其他人的观点，只对自己的观点负责。这本书对同样问题的探讨具有不同的角度和观点，会对读者产生良好的启发作用。
    由于时间和研究条件的限制，本书作为一个整体尚存不足，但是每位作者各自的研究是有较长的历史的，希望本书能够为中国未来战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大国与大国战略

    无论从什么角度观察，中国均被认为是一个大国，因此，中国的战略必然是一个大国战略。大国战略的对立面是小国战略，两者应该具有本质的区别。这正如拳击比赛中矮小选手的战略战术必然不同于高大选手的战略战术一样。我们先解释大国与小国，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大国战略。

    1．什么是大国

    国家的本质是独立区域中所有居民的利益共同体。至于军队、警察、法院、监狱只是维护这个利益共同体所派生的、属于政府的组成部分，国家≠政府。因此，我们观察国家的大小。不是看其所谓暴力组织的大小，而是首先看其拥有居民数量的多少，这表现了国家的人本性、群体性，一个人的社会或者几个人组成的社会是不需要国家这种载体的。人口数量越多，国家的存在就越有必要。其次，一个国家的大小与其拥有的陆地面积有关。一个国家土地面积越多，自然这个国家就越大。一个国家如果土地面积过小，则其作为国家独立存在的价值就不大。再次，一个国家的大小也与其生活水平高低有关（这里的生活水平不能简单地与经济实力画等号）。同样的国土面积，同样的人口数量，自然地，富国就"显得"比穷国大一些。
    如果用权数表示，判断一个国家大小，其人口数量大概占70％的份额，其国土面积占20％的份额，其生活水平占10％的份额。目前全世界有180一200个国家（或地区），有总人口60亿，平均每个国家人口3000万。如此，按5分位法，大国人口标准应该是5000万以上，小国人口应该是1000万以下，中等国家为2000万--4000万，依照这一人口标准，世界上可以列入大国的有23个（括号中为人口数，单位为人）：中国（超过12亿），日本（超过1．2亿），越南（超过7000万），泰国（超过5000万），菲律宾（超过6000万），印尼（超过1．8亿），盂加拉国（超过1．2亿），印度（超过8．5亿），巴基斯但（超过1．1亿），伊朗（超过5000万），土耳其（超过5000万），俄罗斯（超过1．4亿），乌克兰（超过5000万），德国（超过8000万），英国（超过6000万），意大利（超过5000万），法国（超过5000万），埃及（6000万左右），尼日利亚（超过9000万），埃塞俄比亚（超过5000万），美国（超过2．5亿），墨西哥（9000万左右），巴西（1．5亿左右）。这23个国家的总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3以上。
    如果考虑国土面积标准，按全世界有人陆地总面积（不包括南极洲）1．3亿平方公里计算，平均每个国家60万平方公里，则依照5分位法，大国面积应为100万平方公里，小国面积应为20万平方公里以下。兼顾国土面积标准，则可增列大国有16个（括号中为面积数，单位为平方公里）：蒙古·156万），哈萨克斯但（271万），沙特（·15万），利比亚（176万），阿尔及利亚（238万），毛里塔尼亚（119万），马里（124万），尼日尔（127万），乍得（128万），安哥拉（125万），南非（122万），哥伦比亚（114万），秘鲁（129万），玻利维亚（110万），阿根廷（277万），加拿大（998万）。
    如果考虑生活水平，有些国家若生活水平处于发达水平，则其人口标准可降至4000万，由此可增列的大国有3个（括号中为人口数量，单位为人）：韩国（4000万以上），波兰（4000万左右），西班牙（4000万）。
　　综合人口、国土、收入三种标准，全世界可列入大国范围的国家42个，大体上占全世界国家（或地区）总数的1／4至1／5。因此，若按5分位法（5分制），大的与小的均占1／5，中的占3／5，则上述划分是合适的。
　　
      2．大国战略的目标是什么：强国还是富民

    在世界竞争舞台上，国家无论大小都必须有自己的生存战略。不过，大国战略与小国战略之间应该有本质的区别。这就像在海洋中行驶的船舶，小船只能顺浪而行，而大船却必须劈波斩浪。就小国而言，因为其小，所以它可以采取寄生战略，可以采取与大国结盟战略，可以采取次强国战略，它可以成为小龙、小虎，但不可能成为强龙猛虎。而对于大国而言，因为其大，所以它不可能采取寄生战略，不可能与另一个大国结盟或持久结盟，它只能也有条件采用强国战略，这就是社会进化的法则。
    以强国作为大国的战略选择，一般会面临着如何处理好与富民之间关系的难题。强国与富民是既统一又对立。对发达的大国而言，强国与富民之间的矛盾，统一性大于对立性，强国战略可以相对顺利地得到贯彻。对于发展中的大国而言，因为财力有限，强国与富民之间的矛盾，其对立性往往大于统一性，强国战略的实施难度就大一些。在1952一1980年计划经济时期，可以认为我国实行的是放慢富民速度的强国战略。在这二十八年中，我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速为6．0％，而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速为4．6％。现在回过头来看，实行这样的强国战略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是必要的，老百姓也是基本认可的。没有两弹一星作为强国战略的基础，我们在国际上是没有发言权的。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84年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我国实行了重视富民的强国战略。在1985一1998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与居民消费的年均增长速度均为7．8％。可以肯定的是，近十年来我国富民的速度是略偏快了一点。这一点从我国居民耐用消费品普及率的较高水平上可见一斑（已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由此，虽然我国作为强国的绝对力量仍保持较快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却可能拉大了。这就好比说，过去发达国家的导弹攻击距离是500公里，我们是200公里，两者之比是2.5：1；现在发达国家导弹攻击的距离已经达到1．2万公里，我们是4000公里，两者之比是3：1。从纵向看，我们进步不小，增长了20倍，但横向比较，对方进步更大，增长了24倍。
    强国战略的本质是增强综合国力。对综合国力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有几条是公认的：①国力首先体现在军事力量上，包括现役与预备役军队的数量与质量。这一点在海湾战争与科索沃轰炸中得到充分证明。②国力以强大的科技实力作基础。③国力以强民作基础。这里的强民不等于富民。强民与民众的向心力、文化力、体力等成正比关系。④国力最终取决于经济力。这种经济力也与科技力、强民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的战略是强国战略，强国战略的核心是经济为本，这里的经济为本并不等价于富民，也许等价于富国加富民。

                         
                                   转移中的力量枢纽

　　1．过渡性格局：超级、主导、内政、从属四个地缘政治体系

    冷战结束后，每个国家都在注视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推想自己在未来的位置并暗中准备。
    没有不变的秩序。维也纳体系维持了100年，凡尔赛体系维持了20年，雅尔塔体系也只存在了40年。一种国际体系的稳定或振荡，取决于它所能达到的将各成员国的安全需要与他们的公正感的协调程度。换一种说法，"如果没有哪一个国家认为力求变革国际体系是最有利可图的，这种体系就是稳定的，即处在一种平衡状态；如果可望得到的利益大于所需付出的成本，一个国家就将力图变革这一体系。因此，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变革是由国家或其他行为主体之行为所决定的。"
    在今日社会，世界秩序的各个组成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以及它们目标变化得更加迅速，并且更加具有全球性质。正在孕育的新秩序，"如同它所持续的那些世界秩序一样，它部分是过去时代的延续，部分则是前所未有的创造"。
    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力正在由集中而分散，从核心地域不断向外围地区扩散。这是前苏联解体后全球地缘格局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整个世界出现了超级、主导、内政、从属四个梯度的地缘政治力量体系，并构成全球力量的金字塔。这个过渡性国际体系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特征；一方面不断分化，另一方面是全球化。这使得全球充满了因一体化进程带来的贸易摩擦、文化冲突以及区域化演进带来的地缘纠纷、种族矛盾的危险。使得整个世界貌似稳定与和平，实际上潜伏着因局部战争、核竞赛以及全球经济危机可能引发的动荡和分裂。
    超级体系--是由美国力量及其所有直接影响的势力范围组成。构成美国影响力的除了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和远洋投放能力）之外，还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因素在起作用。北美洲是美国主要控制区域，它的附属区还覆盖拉丁美洲。美国还能在欧洲、亚洲的某些地区进行渗透。美国在西欧驻有军队，与欧洲经济利益千丝万缕；在东亚它同样驻有军队，这使得美国仍是亚洲力量格局的重要影响部分。在中东美国是决定性的力量。另外在非洲、大洋洲等地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也不容忽视。这一超级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过于松散，它试图加速其体系的内聚力，从而铸造新的完整的并且是稳定的世界秩序，但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又被更大的分化趋势所取代，区域力量不断崛起比如内聚力增强、排他性加大，地区组织作用越来越大，超级体系将逐步解体。
    主导体系--主要是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四个大国，这四个大国由于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而在各自所属的区域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并由此形成东亚、西欧、东欧三个很有影响的准区域集团。
    东亚。它的附属地区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对这一区域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和日本。日本主导东亚经济，其综合影响力量尚不能与中国相比，它正在努力获取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优势。中国的影响力主要来自地缘政治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完全可能以其独一无二的综合力量发挥自身的影响。由于日本可能发起的挑战，使这一地区潜伏着一种不稳定因素。
    西欧。发挥影响的主要是德国。随着德国统一，综合力量加强，德国成为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由于西欧经济与政治一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从而极为可能造成地区的动荡。主导这一地区安全的是美国，虽然西欧作为美国附庸的角色淡化了许多，但是西欧无疑在政治、军事安全上与美国仍保持着基本的一致性。西欧的区域化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很可能在全球区域化政治时代到来时，在新秩序中占领制高点。一旦如此，北约就可能扩大为全球性的安全模式，将欧盟扩大为全球性的经济组织。货币一体化更似乎加强了这种可能。
    东欧。主要指俄罗斯及东欧各国。这一地区主要影响力量仍是俄罗斯。随着俄罗斯政治稳定、经济复苏，拥有原来的强大武力，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泛起，恢复前苏联的呼声可能化为一种行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加剧独联体国家的内部冲突，使这一地区处于事实上不稳定和战争地带。
    从属体系--这一体系是超级体系或一些国家集团施展政治、经济等方面影响的主要场所。拉丁美洲、中东、中亚、大洋洲、非洲等地理单元属于从属体系。
    拉丁美洲：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其他方面，拉丁美洲都很大程度地受到北美集团的影响。虽然具有独立意识的国家不断增多，但由于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北美的依赖程度很大，短期内无法摆脱超级体系的影响。这一地区处于超亚稳定状态，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差距将使内部振荡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中东：这一地区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等因素错综复杂。由于没有一个真正领袖意义上的国家出现，地区集团意识相当淡漠等因素，使这一地区冲突不断，而外力的影响则更加剧和恶化这一局况。
    中亚：中亚五国力量薄弱，单纯用自身力量保证国家安全极为困难，因此其出路有二：一是加入某种地区军事组织，比如与独联体其他国（主要是俄罗斯）在军事防务上实现一体化；二是结成所谓的中亚国家集团--这一点实现起来很困难。因此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影响力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大洋洲：由于人口稀少，经济、军事防务对外依赖严重，大洋洲无法作为独立的力量一极出现。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源主要是北美、西欧。
    非洲可分为如下三个部分：北非--主要受到西欧集团的经济、文化的影响；西非和中非--主要受到北美集团的影响和渗透；南非--独立力量日益增强，有可能形成新的准区域集团。非洲之所以无法形成统一的集团力量，是由于种族、宗教因素的离心趋势。而经济的落后--无法实现统一大市场而缺乏必要的联系纽带。
    内政体系--这一体系的国家影响外界的能力极小，外界对其内部事务影响也极微。除以上三个体系外的主权国家都属于这类体系国家。这类国家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或者上升为主导体系，从而影响其他国家；或者下降为从属体系，受其他集团控制与支配。例如印度，这个地处南亚次大陆的国家就是典型的内政体系。
    这一过渡格局实际上是旧秩序的延伸。因此它呈垂直式结构--明显的帝国制体系印痕烙于其上。但未来新秩序又在其中孕育。
    主导体系的国家在战略上的选择范围和余地最大，它可以与超级体系国家保持冲突又合作的关系，又能与从属体系、内政体系国家联合起来，抵制超级体系的地区性渗透，因此外交的弹性空间很大。一般来说，这类国家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的就是形成地区经济的高度一体化，而一旦这些区域集团形成，超级体系成为空中楼阁必然崩溃，降为与主导体系平等的区域力量。
    超级体系国家的主要目的就是影响甚至控制其他国家，因此存在着与另外三个体系的尖锐矛盾，久而久之外交回旋余地减小，在政治上则逐步失去道义力量，一旦如此，就成为与主导体系平行的国家。为了保持惟一超级大国的力量优势，美国愈来愈严重地依赖与一些国家结盟以对付另一些国家。在欧洲通过北约向东扩张；在亚太则通过强化美日安保条约、重订美澳安全条约来扩大所谓防卫范围。这两个行动都指向一个目标即亚欧大陆的权力聚汇地--中间地带和大陆腹地--在历史和今天，这两个区域都是地缘政治大国崛起的根据地。这正是可能的全球分裂和对抗之地缘政治因素。

    2．力量转移：从核心区向边缘区扩散

    核心国家及边缘国家问的互动关系构成某种国际秩序。
　　一个具备实力的国家是成为内敛型或是扩展型，这关键在于它在力量投放和自身实力之间找到何种平衡。如果这个国家力量在边界以内的区域运动，造成的是该国力量的内部分享；若把资源投入在边界以外区域，这可以使得国家在寻求领土最大支配权上获得短期优势，但这必将降低国家对于领土控制能力或减少国家行政组织的某些职能，即为了宗主国的目标而加剧资源的利用为代价，这会在生产力和社会均衡上产生有害的影响，反倒可能在核心区激起政治上的不稳定。历史上，帝国的穷兵黩武总是将长治久安葬送在国民的大规模暴力运动中。此外，多元化民族结构，也会"，弱核心国家的民族同质性，为其分崩离析埋下种子。
    核心国家往往会拥有利益圈，由此形成区域的力量梯度。在经济上意味着权力产生地（力场或核心区）向边缘国家输送产品技术、资金，而边缘国家则向核心国家提供劳动力、资源、消费市场等等；在政治上，由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提供的意识形态、管理经验、制度模式，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贡奉的效忠、服从。这一互动关系，形成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的权力金字塔。但是建立在纯粹军事力量基础上的控制并不意味核心国家力量范围的政治一体化。因为它的力量随着面积半径扩大而削弱，并很难始终如一地保持绝对优势，一旦进入长期状态的角逐，则不是自我收缩就是迅速崩溃。
    致使原有体系变革或曰力量枢纽由核心区向边缘区转移及新秩序诞生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社会变革是推动一国成为大国并向原有秩序发起挑战的重要动力之一。社会变革有时首先是意识形态系统的变革，即一种旨在彻底涤清人们意识底层的顽固守旧观念的力量兴起，引发经济和政治系统的变化。近代强国的迅速崛起绝大多数都是从社会变革开始的。如英国强盛始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美国则是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和建立一个全新社会开始的；日本成为东亚传统秩序的挑战者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这使得日本恢复了中央集权，加强了调集全国资源的能力；俄国兴盛则历经彼得大帝改革、农奴制改革以及十月革命，最终成为全球性大国。惟有全新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创造力，才能使其迅速影响到外部世界。而这个国家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吸引周边的落后国家。由于这个率先革命的国家则向它们提供了关系结构作为国际秩序的范式，于是产生一种足以使这个地区聚合在一起的向心力。然而随着这种文化和思想向边缘地区的扩散、通过吸收而武装起来的边缘国家就可能向核心国家发起挑战甚至成为新的核心国家。
    生产资料以及生产资料之中的变革也是秩序变革的重要动力之一。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新的技术推广最终使生产力大幅提高。而开放的世界经济往往有助于将财富和技术集中起来，通过贸易、海外投资和技术转让等途径，财富和经济活动趋向由旧的中心区向新的中心区扩散，最后这些新的中心取代或超过旧的中心。英国之所以能够维持两个多世纪的世界霸权，就在于它是产业革命的发生地及世界工业中心，英国衰落首先是从其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停滞开始的；美国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在二战之后的半个世纪中一直独步全球，这为美国在冷战后建立霸权奠定了基础。技术革命带来是社会变化，足以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质的变化。反过来，一场社会革命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又会提供引发技术革命所需要的力量支撑。在未来知识经济浪潮中占领制高点的国家，自然而然且实质上已经向旧盟主发起挑战。
    造成体系变革的重要标志是大国兴衰，或者说大国之间力量对比态势改变必然带来国际体系的变革。大国兴衰遵循的是收益递减规律：核心国家的有效控制随力量半径增大而减小，即随该国控制区域的扩大，其军费成本以及管理成本也不断增加。而地理距离、种族和文化、经济和教育差异等因素都是造成核心国家力量传递耗损的原因。因为随着一个大国领土面积增加，它对于领土控制的物资投入、政府开支也在不断加剧，而在初期不可能有何利润可言，只有当这种控制由军事力量转变为经济文化手段后，核心国家的利益圈才可能发生产出大于投入的奇迹。一旦这种投入总是不能带来相应的利润，要么收缩领域控制，要么在扩张中解体。比如英国，在帝国强盛之初，是通过自由贸易体制的确立以及科学技术的优势获得长期稳定地高额收入的，然而版图扩大进一步增加了统治成本，最终使帝国体系面临危机。
    在保罗?肯尼迪看来"历史从来不曾赋予任何国家以永久地超越其他社会的命运......大国之所以衰落就是因为政治统治成本不断增加，而国内经济增长无法与之适应。"
    但是对于体系内成员国来说，是否要稳定或变革这种国际秩序，主要是地缘政治利益驱动，即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必要时可以置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平衡于不顾。
    美国地位不断受到挑战也正是如此。苏美竞赛期间，美国巨大的军费开支使政治成本的投入与所控区域的产出极不成比例。为了与前苏联抗衡，对这些国家进行大批经援，比如为援助西欧发展投入1000亿美元之巨的马歇尔计划。这些投入与美国自身获得的回报是否成比例是很难说的。至少对日本的经济援助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未必是福。美日贸易存在着每年600亿的贸易逆差，换言之，美国每年要拿出国民收入的1%给日本。长期下去；日本强大之时，必是美国衰弱之日。
    渴望权力和经济获益--成为变革国际体系的强大内驱力。一旦军事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成就便会强烈要求变革对其有束缚力的国际体系--秩序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力量对比的均衡。所有这些挑战能否获得成功则取决于经济基础。一旦经济效率、工业场所或贸易趋势发生变化，财力的基础也发生变化，必定发生体系内国家间权力重新分配的相应变化。
    决定性力量重心的转换源于内部结构也在于外部环境影响。一旦处于衰落态势的大国发现新兴大国已是咄咄逼人，为了维持其霸权地位，或应付统治成本的增长和防止衰退，无非有两种选择：一是减少国际义务以减削成本支出。二是挑起战争，在新兴大国未立住脚前就击溃它。事实上"战争是历史的催生婆，和平不过是战争的宠儿"。据罗?吉尔平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这5164年里，世界上共发生战争14 513万次，在此期间只有329年是和平的。二战之后的50年中，爆发了近500起局部战争，从全世界来看，无任何战争的日子只有26天。
    维也纳会议体系、凡尔赛和约体系以及中华东亚秩序等等，无一不是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结束的。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全球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在降低，使人们对传统的国际体系变革方式产生了怀疑。因此两极格局通过非战争手段结束，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事实上，新兴大国对原世界领导者的挑战虽然是必然过程，但并非一定得通过战争。之所以如此，也因为客观环境对新兴大国崛起的战略选择有了限制，即国力基本要素的构成越来越取决于经济和技术。此外后冷战时代，世界盟主也开始倾向于以经济力量来维护其盟主地位。这就为新兴大国不一定选择军事手段为主要崛起战略创造了条件。
    今日的国际社会，和平变革的要求和可能性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大大增强，大规模战争虽不一定成为国际新秩序诞生的主要特征，但一系列有限战争仍可能成为促进国际体系变革的必要代价。核武器的出现使全面战争变得成本昂贵，使一些国家望而却步，但它出现后的50年中，朝鲜战争、中东战争、海湾战争等一系列有限战争仍曾改变了地区的力量对比。对于一个衰落的大国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方法是发动战争来削弱或摧毁对其霸权地位构成威胁的国家，这种战争可以使改变了的国际体系适应新的权力分配。
    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相互依存加大，也不能使一些国家在观念上放弃战争。相反随着相互依存性的增加，国家变得更担心失去自治权以及担心诸如进入外国市场、原料来源的安全以及相互依存相关的代价。特别是国际间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巨大鸿沟，既是国际政治体系变革的巨大动力，也是可能性有限战争的引发点。
    在这一个过渡时期，即旧秩序痕迹还未完全消失、新秩序轮廓还未显现的时代，整个世界运进的方向则可能被持续不断的局部动荡乃至战争改变。
    "战争的现实常由猜疑酿成"。然而核心国家之间本身就存在力量排斥性。原因在于，各大国的力量梯度不是由精确的线或点来确定的，而是形成一定宽度的条带--这一力量的条带，正是大国力量的边缘部分，也就是控制和影响能力很弱的地段。而两个大国的力量条带如果交错，势必形成一个十分模糊的充满不稳定性的战争带。这一不确定性，使大国产生了对局部战争冒险的诱惑和机遇。战争和动荡的原因通常由三个层面构成：
    a)同一体系内的核心国家之间；
    b)具有地缘、文化共性的"集团"内部国家之间（如边缘国家对核心国家渗透的抗拒）；
    c)超级体系与其他体系之间。
    由此必然形成体系之间或体系内部间的断层线。在这些断层线上，潜伏着紧张对抗、贸易战、冷战和热战。具体问题如下：
    ●地缘安全和领土问题。每个扩大的或萎缩的国家都在寻找最佳安全带，由此触动战争神经；
    ●种族和宗教问题。民族主义的兴起、新兴宗教的扩散等等，已经在形成紧张的旋涡；
    ●文化方面。文化的"断层线冲突属于不同文明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的冲突"。可见，不同的价值观、文化观同样容易引发摩擦和冲突；
    ●核军备竞赛及核扩散。南亚次大陆，由印巴核试验引发的紧张局势，显现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贸易问题。比如资金、能源的流向、贸易逆差等等也会不同层次地造成政治乃至军事对峙。
    这些体系之间的撞击或战争，有可能增强体系内的向心力，更有可能产生无法抗拒的离心力，使这些体系内力量对比发生改变。
　　所有这些力量兴衰的迹象，正在把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推到我们面前。
　　
　　

                                     中国区域角逐的目标

    全球战略均势在下个世纪寓于中央、陆心、海洋三大战略区的力量框架中。从全球地缘格局的演变趋势来看，战略区之间的力量对比取代大国"极性"力量的对比成为未来格局的特征。
　　生存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特征决定了一个国家发展战略性质和方向，比如美国之所以执行全球战略是为了推行其霸权。但是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是区域化的，而不是全球化的。中国区域化的地缘战略是为维护亚大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必然产物。从经济战略来看，意味着经济区域化；从外交来看，则形成以亚洲东部国家为重点的轴心外交，因此具有很大的现实基础。中国对外战略是防御性的，战略防御的重点是东亚地区。
　　
    A?战略要地
    中国台湾--是东北亚乃至亚大地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美国与日本力量一向有渗透宝岛的欲望。一旦如此，中国海权就丧失大半，若发生战争就可能遭到敌国的海上封锁。
    中国台湾作为中央战略区的重要战略要地，必将打破从千岛群岛、日本列岛、菲律宾岛的链型包围。因为中国台湾是这一链条的中央之岛，这一突破可以使中央战略区的海上影响力到整个西太平洋地区。
    由于中国台湾优越的综合条件，使它具有攻防兼备的优点，用于防御，它有较大的战役纵深和极大的军事强度，又使于得到战略后方的支援，可成为坚强的要塞和战略支撑点；用于进攻，它地处海运枢纽锁钥之地，是重要的中间位置；并有大容量的军港、机场网群和广阔的机动水域；南北两端均可开放的人海口，又具备充实的综合保障能力，使其用于强大的攻击力量。
    中国台湾海峡还是一条中国海上交通的咽喉，属于重要的海上通道，同时也是西太平洋地区一条重要国际航道，中国四大外贸线有三条需要南下。另外中国南部地区能源紧缺，煤炭、石油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大宗南运物质，而这又需要海运分流。因此，中国台湾海峡的航运通畅对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和海外贸易的顺利进行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沿海省区居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分布有上海、杭州等工业基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农业基地以及蓬勃发展的沿海经济开发区。由于这一带的经济科技水平在中国居于前沿，中国台湾对这一地区的海防所能起到的战略作用和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中国台湾岛南与海南岛。舟山群岛形成东南海上战略防御的品字阵。以中国台湾为中心的连接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这两个南北要点，就筑成一条天然有力的战略海防线，足以掩护东南沿海六省市及这一方向的战略纵深。
    日本对外依赖严重，中国台湾丰富的资源是它企图控制中国台湾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日本海上生命线经中国台湾地区伸人波斯湾。
    一旦中国台湾独立，并成为美日轴心的战略基地，美日仅用岸基反舰导弹就可以封锁整个海峡；若用航空兵、水面舰艇和水雷武器的稍许配合，中国台湾海峡地区的海上交通线势必会被切断，中国海防线也将一分为二，海军将失去整体之利，被迫分兵两海作战，足以可见中国台湾岛的得失可谓厉害攸关。对中国来说，如果有效控制这条防线，不但有利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在军事上可以握有决定性的主动权。
    新加坡是马六甲海峡的最重要的有效扼制点，一旦成为中央战略区的战略要地，将影响中央、海洋、陆心三大战略区的力量对比，直接打破美国海上力量对印度洋一太平洋的联络通道的垄断，其战略价值在未来发展中非其他可比。
    朝鲜半岛--亚大地区的力量重心。东北亚，中、美、俄。日四大国的力量在此汇集，而东北亚变数最大的就是朝鲜半岛。美国在韩国驻有军队，极大地威胁着该地区的安全。中国在外交上应维持在韩、朝两国之间的基本平衡，假如中国完全有能力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能遏制其政治军事压力。
    东北亚的外交格局正在出现重新组合的局面，意识形态淡化，国家利益突出。韩国开始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美国从长远利益考虑，为了遏制未来强大的中国，又需要拉拢朝鲜。
    在外交战略上，中国可以在与美发展关系的同时，发展与日、与韩的关系。因为在东北亚地区的权力场上，中国与美日之间，和日韩之间都有一定的矛盾，而中国与韩国之间的矛盾却小于相互合作利益。可以设想，中国在未来对韩国或者是统一的朝鲜半岛具有重要影响力。
    与中国一水之隔的韩国与中国有相当大的经济互补，是中国改革开放所需资金、技术、市场的一个重要来源。1994年中韩两国的贸易额已高达120亿美元，到本世纪末还要增加三四倍。
    至于朝鲜，中国为了防止朝鲜半岛以及亚洲地区的核扩散，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在阻遏朝鲜拥有核武器方面与美日韩有共同利益。
    同历史上一样，朝鲜半岛成为中日外交上竞争的一张重要的地区。日本是最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统一的国家。日本认为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因为半岛统一后，南北双方的军队人数将达到180万。
    统一的朝鲜半岛有两种可能：仍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极强的国家，由于对日本难以消除的地缘政治仇恨，或许会与中国联手共同抗击日本的帝国性冲动，事实上中朝两国已有600年的联手抗日历史了；战后南朝鲜被美国利用，成为中日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起一种平衡和制约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因此首先要保证半岛无核化，其次是维持南北朝鲜的均势。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方与美国军方对朝鲜半岛的设想竟是一致的。美国提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并且长期拖延，美除要求日本提供后方支援外，"还可能要求日本参加战斗行动"。
    最初美国计划一旦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第七舰队同韩美联合司令部保持独立的侧面支援的关系，但从1994年开始，指挥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必须接受韩美联合司令部下属海军司令的作战指挥。如果爆发战争，韩国方面的海军作战司令就将以韩美联合军海军司令的资格指挥第七舰队，第七舰队要对韩美联合军司令负作战责任。
    从美国爱尔门多夫起飞的战略轰炸机到北京的飞行距离是3200海里，到东京是3000海里，到莫斯科是3700海里，到汉城是3300海里，只用7-8个小时就足够。这些地区一旦"有事"，这里就成了运兵站。
    美军总部将命令部署在东豆川（位于韩国京畿道）的第二师（重装甲师）进行第一次防守，第25师将很快从夏威夷空运而至--美25师在平时训练中就规定要具备适应任何气候和地形条件的能力，其1．3万兵力的10％经常在冲绳、北海道、泰国和内华达沙漠进行适应性训练，以适应在朝鲜半岛寒冷时期作战。
    从冲绳基地向南就是美第三海军陆战师下属的勤务支援师所在地，这个师负责各处军需物资、军事装备的补给和维修，使在战争爆发时紧急投入的第三海军陆战师能够在没有追加补给的情况下，保持在60天内独立作战能力。为此，冲绳美军基地常备5000万加仑用油和1．65万人用的军需物资。根据韩美联合军司令部制定的"朝鲜半岛爆发战争时作战计划"（又称5027作战计划），在全面开战可能性很高的第一阶段，以第三海军陆战师为中心的2万名美国海军在72小时内出兵朝鲜半岛，这是遏制战争的措施。如果到了第三阶段，即战争已经爆发，第三海军陆战师就在元山地区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把朝鲜拦腰截断，防止战争继续扩大，同时建立向朝鲜进攻的桥头堡。战争爆发后，第三海军陆战师将同韩国海军陆战队组成至少10万名规模的联合海军师，作为韩美联合军司令部的组成部分，接受美国太平洋海军司令的指挥。
    蒙古--成为战略要地主要是为中央战略区的安全考虑。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东北亚经济圈形成后，蒙古可能会积极参与，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将加深彼此的理解和信任。
    哈?麦金德认为蒙古高原是亚欧大陆力量的枢纽部分之一。对中国来说，蒙古是外力威胁的高地。从蒙古，越过阿尔泰山的军队，只要与从来自阿拉山口的军队会合，新疆的失守也不可避免。从蒙古高原越过大兴安岭的军队，与来自海参崴的陆战队会合，哈尔滨、沈阳等东北重要城市就岌岌可危了。
    可以说历史上蒙古高原的任何力量对南方都有依赖性，或者内附或者征服。现在的情形仍是如此，160万平方公里土地，却仅仅有200余万人口，不要说防御就是开发也很困难。近几年蒙古南部边境发现了大量油田，给它们带来了希望，异常丰富的矿产资源，足以使他们富足，但他们没有力量开发。蒙古的内部政治是稳定的，但却十分脆弱，失去前苏联援助之后，蒙古的主要经济目标是保证自立。
    蒙古放弃了长期以来奉行的"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从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的现实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新的安全政策。首先，积极发展同中国、俄罗斯的友好关系，与两个大国保持等距离外交，这成为蒙古地缘安全政策的基石；其次，寻求所谓"第三邻国"，即建立同美日等西方国家的战略联系，靠它们来平衡与中俄两国的关系，使本国的安全得到最大保障。
    美国人对蒙古有兴趣，主要出于战略考虑。美国一些高级官员纷纷访蒙，同时答应给蒙古经济援助，试图利用其有利的战略区位，"北制俄罗斯，南抑中国"。但美国的力量是有限的，这种战略很难有持久性，因为美国进入蒙古必须经过中国或俄罗斯，缺乏一个通道地区，支撑其战略计划实施。
    主要担心来自日本。日本不但已具备了对中国威胁的能力，而且在悄悄地施展手段将这种能力转化为一种战略行动。俄罗斯撤军之后，利用蒙古的经济需要，日本送去日元，以便进行政治上的操纵。日本提出的东北亚经济圈，是不流血的征服，蒙古就在其中。如果日本能控制蒙古或与蒙古结盟，就能仿效前苏联，造成对北京的战略威胁。
    蒙古不具备任何成为独立国家的地缘条件，从独立之初，就决定了其带有依附性。它仅有的两个邻国都是强国：中国、俄罗斯。目前来看，蒙古再次倒向俄罗斯暂无可能的，俄罗斯的力量已在收缩。况且俄罗斯也不愿再冒与中国在东北亚冲突的危险。
    中国的地图上，蒙古从来就是有机的一部分。没有蒙古，中国不可能安全。中国首先要表明态度，蒙古问题不容任何外来力量插手。
    蒙古近几年在靠近中蒙边界的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石油，这将推动蒙古的经济发展。中国需要石油，蒙古需要技术和资金，这种互需、互利、互补关系将会使两国的合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破碎地带

    破碎地带是指处在中央、海洋、陆心三大地缘战略区之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政治上则是各大国竭力影响、渗透的地区。这类地区的种族、宗教等因素十分复杂，往往是地区战争的潜发地带。其特征是战事、叛乱、政变频频、冲突激烈和分裂不断。
    中东地区：除中东作为海陆两大力量的竞争场所，是形成其破碎地带的原因之外，另一方面是其内部的高度分割，中东现有六个区域性大国：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叙利亚和土耳其。在这六个主要国家之间达到平衡相当困难，这六国对其他一些较小的国家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加强与中东的关系，是出于在反对西方霸权主义方面阿拉伯国家有共同的利益的考虑；另一方面，下世纪中国可能对中东的石油需求增大。
    中亚地区：中亚地区地处中央战略区与陆心战略区之间，各大战略区之间的利益接触将使该地区成为中立和缓冲地区。中亚地区至今因政权更迭、宗教冲突而动荡不安。俄罗斯试图返回中亚地区的努力，必使这一地带政局走向模糊化。
    中亚地区位于整个亚洲的中央位置，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极大。尤其是哈萨克斯但，被称为"东方的得克萨斯州"，它在里海北部的田吉兹湖地区有着继海湾和西伯利亚之后世界第三大石油矿藏。中国在下世纪对石油的奇缺，使该地区战略价值兀现。同时中国还必须阻止中亚的宗教和民族动乱蔓延到境内。中国的另一个目标是保证中亚地区的独立与稳定，使其成为中立的--中央与陆心战略区的缓冲地带，对维护中国西北的稳定与安全极其重要和迫切。

    通道地区

    通道地区的意义是作为一种区域内网络联结的纽带，战时即便国家被封锁也完全可以由此获得必要的战略物资。
    缅甸--中国通往印度洋的陆路通道之一。这一战略关系巩固的结果不但能使中国找到在印度洋的出海口，而且东可以影响马六甲海峡、掩护南海，阻止一些大国插手东南亚事务，西则可以监视印度洋上的主要海军力量。
    巴基斯但--是通往印度洋的重要陆路通道，从这一地区，东面不但可以牵制印度洋的一举一动；西面是波斯湾--这一世界石油储量最多的地区，这使得中国可以利用战略上的优势影响波斯湾的局势走向；其次，可以在地理上更接近非洲东部。
    马六甲海峡--是最重要的海上通道。这一海峡联结印度洋与太平洋，是交通枢纽之地，东南亚经济的重心，与该地区发生战略关系，对中国有力地控制南海提供了地理保障，更为重要的是，这条海峡是将上述两条陆路通道联结起来的纽带，使中国战略区域的南部成为联结网络极为发达的中心地区。
    控制南沙，进而能扼住马六甲海峡咽喉。因为南沙群岛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十字路口，海上交通的枢纽。日本是一个能源进口大国，石油、煤炭、天然气、铁矿等都依赖国外进口，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约有65％是从中东地区进口，从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经南海到日本"一千里海上生命线"，一旦这条生命线被切断，无疑对日本这样一个经济上不能自立的国家将是致命打击。
    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因为南海问题。东南亚诸国之所以对这一历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发生兴趣，是因为南海石油的发现，在南海储有约350亿吨的油矿。随着东南亚人口增长、食物短缺形势的严峻，也希望通过远洋捕鱼能力的增强使这一形势缓解。目前越南占据有万安、南威、中礁、东礁等二十六个岛屿；菲律宾占据了中业、西月、马欢等九座岛屿，马来西亚在其邻近的光星、南华与弹凡等三座岛屿派有军队驻防。而中国仅拥有十座岛屿：永署、南薰、东门、华阳等（包括中国台湾所占领的南沙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太平岛）。
    90年代起中国调整国防战略，将陆上作战思想扩大到海上，发展成为"近海防御"，再扩及远洋战略，并依据"灵活应变，备而慎战，加强南线，稳定北线"等指导原则，确定今后主要作战方向"第一是东南沿海，第二是南海，第三是中印边境，但是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虽使局势一度缓和，但东南亚各国抢滩行为仍愈演愈烈。南海问题的日渐复杂化说明，越拖对中国越为不利，根据国际法的时效原则，一个国家的占领行为在50年的时间内，如果可以不受任何干扰行使有效管辖，则可以取得合法主权。
    军事力量虽可以解决南海问题却不能一劳永逸，而政治解决虽然障碍重重，一旦成功后患却极少。如果中国丧失了南海控制权也就失去了未来民族发展的机会，并使敌国威胁中国本土。因此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保护海上优势来控制中国内海：发展航空母舰、核潜艇等威慑性军事装备，以提高远洋作战能力。
    因为未来国际冲突与战争并非一定在经济重心区发生，倒更可能在贸易流的通道上，采取截留、摧毁或使其改变流向的行动，这往往比直接进攻重点防卫的经济中心区更易奏效。即非战时，国家政治选择的范围也不是漫无边际的，它要受到生产方法和交流距离阻力的限制。因此另一类通道地区主要具有经济战略价值。
    北美一西欧一东亚构成当今世界经济的力量三个极心，这一力量三角所组成的网络显示出全球物质、资金的主要流量及方向：中东与日本、美国、西欧的联系，则反映了其石油供应的战略上的重要意义；美国与中国、日本、俄罗斯的联系，也反映出全球的谷物需求的流通渠道等等。在当前经济通道主要分为水陆两大系统的格局下，今后国际冲突与战争主要可能出现在各通道系统的交会处和重要环节上即网络的节点上。
    以上通道地区作为中央战略区通道的出现，将滞缓中央、陆心、海洋三大战略区之间的力量竞争。因为这些通道地区是全面开放的，同时又不会对威胁其他战略区的独立和稳定，对整个亚大地区的局势稳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国家的地域目的是保持统一。这需要国家既能对领土进行有效的控制，又要求国家有能力同化和融合不同的地域、宗教、种族集团。对外，国家必须消除境外势力的地缘政治要求和企图，比如通过克服地理距离达到力量投放目的；对内则意味着增强国家的向心力，消除离心力，保证政治地理的统一。
    根据中国地缘政治地图状况，可以划分成中原、边疆、海疆三个地缘战略区。这些战略区本身就是完整的地缘政治单元，表示具有不同的地缘战略目标和管理侧重。相互之间互为存在基础，这需要国家对政治和地理的双重统一。
    中原战略区是中国的心脏地带，它是由原子一原始一现代核心区生成的国家力量的主于，也是力量网络的中枢部分，它的力量行为符号是文化。因为在这一战区几乎无须用军事政治手段就能消除原本近乎零状态的离心力。
    海疆战略区是国家的主要经济生长区和文化的新生带，与边疆区相比这儿的离心力是微弱的。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中原战略区行使文化政治职能提供动力，海权的拥有又使国家防卫的侧翼得到掩护。
    边疆战略区是国家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部位，但它却是种族、宗教、文化的复杂地带，一旦国家在这里完成军事向文化的控制转移，实际上它就成为中原战略区的一部分，在其境外将出现新的边疆和边界。

      B．战略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