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乐观论与悲观论：关于中国跨世纪前景的哲学思考

　　世纪末往往发生危机，这是人类经验得出的结论。二十世纪末是千年跨世纪，一本〈１９９９人类大劫难〉，一个法轮功，以神秘的形式表达了人类在世纪之交的危机感，其所以能够风靡全球，表明危机感是世界性的。
　　世俗社会的实际，证实了危机确实存在。十年前地球上突然抹掉了一个苏联超级大国阵营；两年来亚洲各国爆发金融危机，均是在力量强大之顶峰，繁华骄奢之极点，因内外部长期积累的矛盾突然爆发后失去控制，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映，控制得铁桶一般的强大军事计划体制竟然顷刻瓦解，２０年高速增长积累的数百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可以一扫而光，优质资产在缩水百分之八九十以后被国际大资本廉价收购。 90年代以来以东亚模式为参照系，“学韩国经验”的中国人当然不会不看到，东亚各国的弊病我们也有，只不过我们对外开放程度不够，特别是没有开放资本帐户，在五年前又提前收缩经济并贬值人民币，非常幸运地避免卷入危机，但是我们不可能不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并且将国内经济隐藏多年的隐患暴露出来，在未来数年中爆发某种危机，亦是在劫难逃。确立危机意识，正确地预测危机，努力控制危机的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权者总是讳言危机，病在肌肤，他们讳疾忌医；病入膏璜，又无法医治。本文想肤浅地探索一下妨碍确立危机意识的思想根源。危机总是突然发生的，发生之前多数人总是缺乏感觉，或者不相信它来得这么快。危机的因素总是存在，只要受到有效控制，就不会爆发，对于没有爆发的危机，人们总是忽视它的潜在因素的存在，反而讥笑危机预言是“狼来了”；危机一旦爆发，就意味着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控制，到时候大家如鸟兽散，还有谁去总结经验，承认错误，收拾残局？ 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那些可以在危机中得利的社会阶层，他们希望危机出现。在通货膨胀中他们可以获得巨额货币资本，而他们目前所希望的就是通货紧缩，特别是资产缩水，他们即可以廉价把货币资本转化为真实资本，至于经济崩溃对于总体经济造成什么恶果，他们是不关心的。中国的确存在一个多占改革收益，却不承担改革成本的特殊阶层，也存在一批为他们利益服务的舆论，直到目前防范危机的紧要关头，还在鼓吹虚假繁荣。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应该有人给他们记录下来，等待历史的审判。
　　近代乐观论的历史根据，是新大陆的发现和工业革命，科学根据是空间和时间的连续性，实验科学的方法；哲学根据是人文主义。经济与社会的飞速进步，使得人类对于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充满信心。神权让位于人权，人可以战胜神和自然，宗教的循环宇宙观让位于直线发展的历史观，深刻的悲观主义让位于肤浅的乐观主义。富有哲学思想的经济学家大多数持乐观论：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李嘉图指出国际贸易可以发挥比较利益；哈耶克坚持人的自由，而凯恩斯则认为国家调节可以弥补市场经济之不足；本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学家更为乐观，罗斯托提出“起飞论”，熊彼特则推崇技术创新。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制度经济学则研究长期发展中的制度因素，这些经济学流派多数是以直线发展历史观为基础的：历史总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无论是五种生产方式，还是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都是如此；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虽然有周期，但是持续不会中断的；为了经济增长可以暂时牺牲道德，环境，平等和其他一切。悲观主义者是般持历史循环论，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曾经有过２４个文明，已经全部灭亡，只有儒家文明才有生命力。悲观主义经济学家为数不多，从马尔萨斯到罗马俱乐部，揭示出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但是就主流看法来说，仍旧认为科学技术和体制改革，可以使人类摆脱自然和社会的束缚。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时间关系上，一元历史观的必然结论就是：后者比前者发达，是因为处于比前者更加发达的阶段上，后者的今天就是前者的明天。发展中国家唯一的发展方向，就是赶超西方。无论在发展中的民族主义中，还是要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政权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在空间关系上，发达国家必然是中心，是国际惯例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发展中国家要想赶超，就必须全面对外开放，按国际惯例办事，至于赶超的后果和可能性，不成问题???只要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就必然能够发展。实际上，上述历史观和宇宙观，并不是唯一的思维方法。相反的案例就更多：苏联的军事赶超，东亚的出口赶超，不是都失败了吗？发展中有缺点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所谓“主流派”中某些人并不承认这些问题。他们自有特殊地位，可以和分享繁荣，但是并不分担灾难的，向中国人民描绘出一付玫瑰色的图案：经济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经济发展是持续的而不可能中断，甚至连萧条和危机也不肯承认；道德瓦解，社会弊病丛生，环境污染，失业和通货膨胀，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现代化的代价” ，他们不关心国土整治，老龄化，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农村建设，人口素质，这些关系中国多数人生存的基本问题，在科研选题上就回避这样的题目，专门选择那些 “ 效率第一”  导向的题目； 他们的价值趋向很清楚，就是中国改革理应培养一个暴富阶层， 并“ 牺牲一代人” ；他们标榜经济学的实证原则，但每遇实际问题，却总是替暴富阶层辩护；他们以东亚模式为榜样，主张以经济改革代替政治和社会改革，并自封为“改革开放派”；　他们回避权力资本恶性膨胀问题，而把中国出现的一切弊病都归结为经济改革不到位，对外开放不到位；他们不去研究中国的两极分化，借口是“没有数字” ；在中国投机赚大钱，搞工业难赚钱，种粮食不赚钱，耕地使用权价格极低的时候，他们反而强调土地使用权的自由交易，搞什么“规模经营”；　他们掌握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话语系统，概念和模型多得吓人，缺乏的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草根意识。严肃的西方经济学家，已经修正了经济学许多假定前提，比如信息对称，没有交易成本，垄断和外部性等等，他们也发现一些逻辑矛盾，比如每一个经济人都是理性的，并不能保证整体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在金融危机面前尤其是如此。这说明市场经济自身就有缺陷，应用到中国更有缺陷。 国际“主流经济学”　的某些中国应用者，有意迎合中国暴富阶层的利益，甚至自己也成为暴富阶层一员，不仅回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层分析，也不使用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利益分析方法，去分析中国改革前后的利益转移和分化???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比其自身要糟糕得多。
    1999 年，本世纪末的最后一年，有两件事预示了大转折的到来。第一件是理论方面的：国际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授给了一位印度经济学家，他是以研究印度的贫困和饥荒问题，从而对世界经济学理论大厦做出了贡献。这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或者什么其他学科的理论家，想要得到国际承认，必须要以自己国家大多数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对本国人民的切身痛苦有亲身感受，有终极关怀，否则不仅会脱离本国人民，在西方和国际学术界，也不会得到认可。中国的经济学家受到刺激，也在谈论中国人是否能够得诺贝尔奖的问题。我看中国人想得也难。中国与印度不同的，就是长期以来与西方隔绝，到英美留学并熟悉他们的语言，学科和思维方式的，不过只是一代人，20年而已。这些年轻而留洋的学生，缺乏草根意识，而插过队的那一代人，又没有受过系统的西方式的专业训练。在研究方法上，按照国际经济学许多模型，难以研究中国问题。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即使能够掌握和应用国际学术规范的方法，能否有效研究中国问题，也很难。也许研究中国问题，还不能脱离“土专家”的中国思维方式。
　　第二件就是自然灾害和经济继续衰退。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是在治水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政权的合法性，领袖的权威，均产生于能否兴修水利。中国历史观念，是把天灾与人祸联系起来看的，所谓“天怒人怨”，天灾是警告人祸。人间的领导者在天灾面前均主动减少自己饮食，更换大臣，启用贤人。1998年水灾应该理解为“天意对中国的警告” ：要把“一切围着大款转” ，转变成为了中国大多数人和长远发展转。 要结合国土整治，兴修水利，基础设施和城镇建设，组织大量农民进行低成本劳动积累。 农民因此增加收入以后，才可以购买消费品，缓和城市的下岗。这样做需要整个社会恢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关键是政府清除腐败，恢复权威与合法性。为此必须结束改革以来隐蔽的利益转移关系，改承认的承认，该整顿的整顿，该剥夺的剥夺，该规范的规范，这比追求高速度更能够调动人民的信心。
　　危机总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党和国家还是有组织能力的，特别是中国人民，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和优秀的品德。全国人民对于灾区的支援和解放军的优秀表现，对于腐败奢迷建立了参照系，有力地荡涤弥漫中国的那股商人的铜臭气，学者的学究气，社会的流氓气，官员的蛮横气， 那股官商结合目空一切的腐朽气氛。 社会应该恢复为多数人着想的草根意识：在赈灾中应该按照公平原则，让有钱人多捐钱，不能只靠自愿；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让每个律师每年免费为穷人打１０个官司，每个教师到农村教授一定课程，每个青年服两年兵役，进行纪律化，社会化和艰苦生活的训练。
　　我们追求现代化中脱离了大地母亲，大地母亲就发出了呼声。不知道中国所谓的“精英们”：在卡拉ＯＫ和歌功讼德之外，还能够听到否？
　　东亚国家２０年持续高速增长，给乐观论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案例。东亚模式的出口导向，政府干预经济，政府银行企业一体化，高储蓄率，都被说成是比西方更加优越的东西，欧美人带着猎奇的眼光，从亚洲经验中总结出无数东西，什么“日本第一”，“专制现代化”，“儒家市场经济”等等，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最为关键的因素：美国的扶植。两次亚洲战争，美国的最惠国待遇，都是冷战的产物，亚洲多数国家和台湾，是被美国列为对抗苏联的前哨防线，以优惠政策加以扶植的，其政治体制自身并没有稳定性，而是由美国控制和维护的。冷战结束，美国对亚洲由军事经济扶植转为经济控制，亚洲就失去了当年的光彩。　１９９６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东亚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投入，而不是靠科技投入，因而不能持续增长时，竟然受到了国内外多数经济学家的批评，直到今天，相当多的人仍旧相当肯定东亚模式，认为只要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整和国际援助，就可以使亚洲各国摆脱经济危机。　这是典型的乐观论：空间上只从经济增长一个层面，时间上脱离具体历史背景，把某一地区某一阶段的成就，看成永久持续的经验，把内部矛盾导致的深刻危机看成是暂时性的，这样的乐观论的确比较肤浅，会妨碍我们认识自己的危机。

二． 中国危机的内生根源：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

　　我在1997年预测，中国在5年左右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从外部冲击来说：国际投机资本是否能够造成崩溃性的冲击，取决于能否在短时期内掌握受冲击国家的大量货币。人民币资本帐户不自由兑换，有效防止了国际资本的不稳定性投机。但外汇管制效力有限，第一，它不能杜绝投机资本通过贸易项目的自由兑换混入；第二，管理机构内部人员会带头投机并产生波及效果．比如１９９８年初，正当决策层决定降低利率的时候，就有一部分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去外汇黑市大量卖入外汇，促使人民币的黑市价格上升到１：８．５左右。第三，是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在进行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买卖，在一定条件下造成不稳定性投机。第四，外商投资企业的人民币利润越来越多，有９０％　没有汇出，而是留在中国进行再投资。这笔外商在中国国内的债权在五年之后会达到１００００亿人民币，相当于我们国家在海外的债权（国家外汇储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真正购买生产资料，而是留在流通和投机领域，流动性很强。国际投机者通过香港也可以掌握一部分人民币。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外商丧失信心，普遍要求将人民币利润兑换成外汇汇出，引起国家储备严重下降，即可能引起居民普遍提取人民币，通过各种渠道兑换外汇。限制或者停止外商将利润汇出只能延缓1年，因为新的外资会因此不来。这是国际资本冲击中国的特殊形式，也是我国危机爆发点之一。
　  但是中国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是内生性的，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是货币经济层面，中央正在控制危机因素。第二是真实经济层面，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体制改革问题，精简机构问题，农民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等。第三是社会与权力结构层面。在中国，存在导致发生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的最特殊，最基本的内生矛盾－－－－权力资本扩张及其合法性危机。
　　正如毛泽东＜矛盾论＞中所说，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发展过程，都有其内在的矛盾，这一对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将主导整个事物的发展过程。矛盾的解决方式，可以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种，所谓“危机” ，实际上就是事物内部矛盾已经激化到无法自行调整和解决，必须以外部对抗的形式来解决；或者是事物已经无力在自身存在所允许的范围内解决矛盾，非要以被动形式被迫解决不可．一场危机，就是外部强制解决矛盾的形式，只不过它所导致的是旧事物的瓦解。这种解决方式，所付出的代价太大。特别是如果在旧事物瓦解以后，新事物不但不能产生，反而引起更大的瓦解，那么代价就更大。金融危机如果真的猛烈发生，甚至引起更大的经济社会政治瓦解，就说明中国渐进改革的内在矛盾已经发展到无法自我克服的程度。在我看来，这种内在矛盾的发展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如果任其发展不去认识，更不去主动调整，那么数年之内，就会以金融崩溃的形式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利益转移的隐蔽性。任何改革都是一种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改革与革命不同，它的利益再分配，没有造成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不是由下层推翻和剥夺上层实现的，而是遵循“精英连续性”规律，基本上由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在改革过程中将这些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再通过某些政治和社会改革，如“民主改革” ，为自己获得的利益取得新的合法性。这是一般改革的规律，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规律，并非中国所独有。国外社会学已有文献指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 ，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虽然首先在政治和法律上放弃了特权，但仍然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占有优势，表现在知识，管理，社会联系，信息，能力各个方面，所以多数人可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成为新的企业家，议员，总之，保持了
   “精英阶层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当然，少数平民也可以进入上层，但这是例外，而且往往是通过与权力系统发生某种关系才有可能，如给领导人作秘书等等；另一部分人是凭借自己特殊的冒险行为进入的，特别是劳改释放犯那一类没有地位的社会群体。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利益转移，也是遵循这一规律进行的。在计划经济下我们在名义上建立的＂全民所有制＂，主要采取了国有或国家控制的方式，而
    ＂全民＂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将自己的所有权委托给了政府。政府系统是通过行政体系，通过＂官员群体＂，实际控制国有资产，以至几乎所有社会资源，比如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控制农民进城和粮食生产等．在改革以后，这种权力并未崩溃，而是向市场方向扩张，创造出一个＂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把权力资本的形成说成是＂改革扭曲＂，是从市场经济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说成是＂和平演变＂，是从计划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都缺乏起码的实证性。实际上我们只要真正认识到我们所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在本质上是一个什么经济，无论多么美妙的理想，实际上只能建立一个什么体制，就可以知道权力资本的形成，在中国正是符合某种客观规律的：权力之所以变成资本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它无所不包，而在改革中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在大家都没有财产的改革初期，连向银行贷款的抵押物也没有，一般只能通过行政系统担保，各种优惠政策也是行政性的，带有歧视性的特征。行政权力，在改革开始甚至起到了市场经济＂助产婆＂的作用，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崩溃即＂休克疗法＂，另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创造市场即渐进改革，这种办法在初期可能比休克疗法稳定一些。权力资本的发展，是在“ 中央向地方分权” 政策下开始的。国家财政分解成80000 个政权主体：利改税形成了部门利益，拨改贷形成了单位利益，财政分灶吃饭形成了地方政府的利益，72000 个镇，2780 个县，460 个地级市，28 个省市自治区，都有自己的独立利益，造成了每个权力总体发展经济的强烈冲动，中国经济发展从而有了动力。但是，权力介入市场造成的恶果，一是垄断，二是腐败，开始是为单位创收，后来就逐步为单位领导人所控制，出现国有财产向掌权者个人的流失。
    在权力创造市场的第一个阶段，即农村承包土地时，有２０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
　　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阶段，80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和旅游。大致估计起来，20年内我国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将近 ２０万亿元人民币，在批发零售环节有１０％　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 ２万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外贸总额折合１８万亿人民币，也有２万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大约有５万亿财富转移。
　　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九十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７００亿人民币；五年３５００亿，有１０％　大约３５０亿的财富转移。
    第四个阶段，是１９９２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动辄数亿数十亿，非商品层次可比。发展到地方以司法权利保护本地债权人，大量的借款不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权力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必然产物，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１０万亿人民币。
　　加上其他种种以权谋私，如领导人秘书收取贿赂，乱罚款乱收费等等，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２０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３０万亿人民币。目前６００００亿居民存款，如果采取实名存款制，不知道有多少＂公款私存＂　无人认领？　国际收支统计中每年一二百亿美元的＂误差与遗漏＂，表示出我国已经有上千亿美元的财富外流。在这种暗地巨额财富转移下，许多研究报告竟然使用正式统计数字计算居民收入，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
　　权力资本化规律，并不为中国改革所特有。英国贵族资产阶级化，日本明治维新，前苏东改革，都有这种特征。中国渐进改革的特殊性是：在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下，这种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只能采取隐蔽的形式，而且很难在现有政治框架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权力资本扩张与我国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是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
    改革初期邓小平一句＂不争论＂，巧妙地回避了这个基本矛盾，以生产力原则，富民原则获得了民心。在权力资本化的同时，民营和外国资本也发展起来，旧体制下的资源充分变成了现实生产力。体制转轨的特殊因素是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说我们吃的是旧体制下已经有的“浮财” ，加上2000亿美元外债，几千亿人民币内债，所付出的资源，环境和道德代价也是惊人的。正如我们不能忽视美国对东亚各国的扶持，而对“东亚奇迹”评价过高一样，也不能够对我国改革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盲目乐观。
　　由于政治社会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改革，我国权力资本越来越具有恶性膨胀的趋势，逐渐从市场的推动者变成了阻碍者，我国经济增长遇到一系列结构性和体制性障碍，一般宏观政策难以发生效力。１９９７年开始的衰退之所以难以克服，只能依靠政府投资来缓解，就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特殊因素动力－－－体制转轨，已经大部分释放完毕，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潜力，所谓投资多少，技术进步多少，由于市场被权力分割垄断，信用程度降低而难以发挥出来。不做重大改革，迫使权力退出市场，调整社会对资源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中国的经济就无法真正启动。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中国的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开始显露并阻碍改革进行。利益转移的隐蔽性，这个渐进改革的基本特征或者说是＂法宝＂，已经失效。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使得中国无法再利用通货膨胀发展经济和实现改革，总量扩张下的增量改革，以１９９３年＂软着陆＂和１９９６年以来以＂抓大放小＂为标志，转变成总量平衡或紧缩条件下的存量改革。总量不膨胀，利益转移就无法隐蔽进行，这就必然出现绝对利益受损害的社会阶层，而且要提出权力资本的合法性问题，在中国这种问题是由计划经济思想的＂左翼＂从肯定计划经济的理论前提下提出的，＂左翼＂理论严厉批判了权力资本，但是它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范畴，而回避了正是计划经济建立了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其理论前提是虚假的，但是它从改革的对立面，在实际上提出了权力资本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另一种＂右翼＂思潮企图修改意识形态全盘正面肯定权力资本，亦难以被中国社会所接受。
　　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 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政策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未来5 年能够继续向市场转换的有：
　　－－－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国有土地，经过房地产开发继续向市场转化；
　　－－－１４００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３０００亿斤国家粮食储备；
　　－－－部分国有资产和乡镇企业的产权明确与资产转移，效益可以提高；
　　－－－单位所有的住宅出售给职工；
　　－－－国家金融风险向企业和居民的转移．利率市场化和浮动汇率的实行，扩大直接融资，都是转移的方式，同时是国家对金融资源控制的放松－－－
    这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最后一项资源．风险的承担者有风险报酬，国民财富还会有所增长；
　　－－－国家保险向社会保险转移，政府在放弃责任的同时也放松对人和社会的控制；
　　－－－内外债还有扩大的空间。
　　在上述资源的转化过程中，仍然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更多地部分将被权力阶层所占有，伴随出现更加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
　　还有3项资源，名为公有，实为个人或社会所有，必须保留而不能被权力资本所侵吞，但是在权力资本恶性膨胀过程中，也有被侵吞的可能。
　　－－－农民家庭承包的耕地，法律上归集体所有，中央又有承包３０年不变的政策．为防止土地兼并，应该正式将耕地所有权分配或低价出售给农民；
　　－－－老工人按照工龄存放在国有资产中的养老金和医疗费，应该正式划出作为社会所有的社会保障基金，投入股市或购买国债，以其盈利支付社会保障；
　　－－－存放在国家银行中的居民储蓄．目前银行的信誉主要是靠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在支撑，这种权威将随着通货膨胀和社会问题加重而逐步流失．一旦流失完毕，大规模的挤兑就会到来。
　　当应该转移的全部转移完毕，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要通过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社会改革，以公开化的形式互相制约，形成新的体制．但是这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在中国很难进行，一方面是权力并不愿意退出市场，甚至不愿意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权力资本也无法取得合法性，因此很难以公开化的方式去制约它。
　　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就是权力资本的实际形成与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无法取得合法性的矛盾，使得改革很难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领域，权力资本继续在市场中扩张，由于经济总量已经受到控制，权力资本的扩张将打击民营经济，缩小居民购买力，使得整个经济萎缩下来。权力资本亦将阻碍市场经济的完善，它甚至要在市场经济中恶性膨胀，把那些属于居民个人的存款，社会保障，农民的耕地，也要“转移和流失”到自己手中。
　　在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不能通过渐进改革自身解决的情况下，中国真实经济的失衡就难以解决，防范金融风险就只能停留在金融层面。 如果中国危机发生， 其过程可能是： 过度使用行政手段防范金融危机，将强化行政垄断，加速经济衰退，社会信用瓦解，产生严重的失业，被迫再次通货膨胀，导致信心崩溃和挤兑。政府被迫实行货币改革，经济空前紧缩， 两极分化空前加大。估计危机条件完全具备的时间大概在5年左右，这是因为：中央政府能够掌握的资源基本转移完毕，加上腐败蔓延使政府的控制能力进一步降低，在危机爆发后丧失控制能力；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矛盾尖锐化；同时我国内外债已经到达临界点，净出口不足以偿还外债和外资利润；而外商掌握的人民币也达到了空前的数量。此时的政府换届，可能是危机爆发的契机。
　　如果被迫进行货币改革，诱发社会政治危机的可能性很大：中央政府丧失了权威和经济资源即难以控制局势；经济极度紧缩使国内外投资者和居民受到沉重打击，丧失投资信心和能力；暴富集团的合法性不能被确认，在政治上不可能满意，贫苦阶层因为被剥夺更加不满；更多的人仍旧想通过破坏市场规则而暴富；已经暴富的阶层也无法控制其他人不择手段追求暴富的行为，社会治安和投资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为了在中国防止这种危险前景，中国防范金融风波的思想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在金融层面上必须坚持控制金融危机因素，在实际经济层面上应该坚决地把还没有转移到市场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转移到调整社会矛盾方面来，这需要一系列措施打击权力资本，缓和社会矛盾，并启动广大居民包括贫困阶层的购买力。如果不能真正通过全面的改革和坚决措施迫使权力退出市场，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那么渐进改革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就会以权力资本恶性膨胀的形式，造成金融以至经济政治社会大危机，我们必须避免这种前途。
　  目前确立＂危机预期＂，对防范危机的真正发生有好处。因为预期只有建立就会有＂提前反应＂，如果多数人预计5年后会发生危机，那么危机每天早上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每次都比较小。我们希望的是，将未来的危机因素＂提前引爆＂，化整为零，并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如果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潜在危机，确立危机预期，并在五年左右将其化解，那么这是中国之福，我们倒要反过来感谢亚洲邻国为我们＂交学费＂了。   
        
                三． 反危机的8条长期根本措施                                                                                               
    第一， 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修正赶超西方的经济增长目标，以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基础，注重资源和环境，社会公平和效率。 中央政府在1998年底决定把经济增长速度从计划目标改为预测目标，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当然在持续下降的经济面前，能否真正放弃以地方政府官员的乌纱帽担保经济增长的做法，仍旧需要历史的考验。 各级政府应该把力量放到投资环境的改善方面来，而把大部分投资活动，真正交给私人投资者和投资机构去做。

    第二， 实行社会收入分配政策。
    启动消费，需要调整消费结构，以大力度的社会政策弥补消费断层，包括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加强扶贫措施等，控制社会向两极分化方面发展。

    第三，以低成本方法迅速制止腐败。
    政府大规模投资，需要大大提高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 难以设想目前这种政府投资和建设体制，会把国债项目搞成什么样的“ 豆腐渣工程” ？ 为此，在 1998 年全面停止机关经商以后，健全民主与法制，寻找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迅速制止腐败，坚持完成全国人大通过的精简政府机构的方案，是绝对必要的。
    所谓“ 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 ，在法律层面，就是不能机械仿效发达国家“ 无罪推定” 的办法，把举证责任放到反腐败一方，举证需要成本，成本太高就无法反腐败。 应该吸收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古代的有效做法，采取实名存款制度，官员自动申报收入和财产制度，与公开收入不符合的财产，必须由其本人承担举证责任。来源不明的财产，可以先没收财产，暂时不进行法律惩罚。 较低成本还有更广泛的含义，就是尽量减少社会震动，减少对经济的影响和对人的惩罚。 对财产的处理应该从严，对人的处理可以从宽。对于欠债不能偿还者，应该规定低 的生活标准，在法律监督在之下，以未来的收入逐步偿还。没有必要对人身进行过多惩罚，但是更不能够延续目前这种 “ 钱一辈子花不完，债一辈子还不完” 的现象，否则，社会信用面临瓦解的危险。
    消除腐败的制度基础是权力退出市场。1998 年为遏制特殊法人走私，中共中央决定将军队，武警，政法部门，党政机关与其下属企业在职能，财务，人员和名称方面脱钩，这是中国改革以来最大一次产权转移。以后需要做的，就是加强制度建设，防止“ 权力出租” 之类变相的权力资本形式泛滥。
    近年来，要求在宪法里增加“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的呼声越来越大，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也是合理的，宪法里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文，为什么就不应该保护私有财产呢？但深刻分析起来，不同立场不同利益，所指的“ 私有财产” 就大不一样。我赞成国家法律严格保护 “ 公民个人财产” ，这些财产必须是公开的，依靠正当劳动与合法经营所得，为此首先实行“实名存款制”，每一个公民只能以真名存款，巨额收入应该说明来源，来源不明或者不正当，应该予以没收。其次应该公开收入，依法纳税，偷税漏税所得，法律不能保护。
    改革 20 年来，对于公民个人财产的法律保护问题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是因为改革正在进行，社会利益正在进行巨大的再分配，而我国渐进改革的特点之一，就是其利益转移的隐蔽性。一个企业 4 本账，一个人许多名字存款，大量公款私存，第二职业收入，巨额偷漏税，都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条件造成的。特别是，利益转移大量是在国有单位之间，政府和单位之间造成的，比如使用公款购买房屋，大哥大，安装电话，政府有关部门将市政建设配套费，入网费打入价格，但是没有明确购买者的所有权，这在国有部门之间可能是可以忍受的，但是用于政府与居民个人之间就不行，等于政府有关部门侵犯了居民的财产权利。
    再比如私房拆迁政策。法律规定城镇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但是私房脚下的城镇土地使用权，自然是属于房屋所有权人的，因为住宅属于不动产，私人只要购买了房屋所有权，就同时购买了土地使用权。如果是租房，等于购买了一定时期的房屋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不存在取得住房使用权或所有权，但是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但是城镇私房在拆迁以后的安置方，却没有明确给予住房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政府最多给予一些货币补偿，有些地区如北京，甚至没有给予足够的补偿，对于不服从的居民使用法律强制拆迁的手段，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社会不安，甚至集团诉讼。而法院基本是维护拆迁一方，在这种官商合作的体制下，一方面剥夺了私人房主的土地使用权，一方面使少数从事拆迁的公司和地方政府官员，获得了可观的非法利益。有些人说，私人房产主是剥削所得，趁拆迁机会剥夺其土地使用权也是合理的，那么更为不合理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正在把国家所有的资产在实质上变成单位所有，而拥有实际控制权力的单位领导人，则获得主要利益。 以我个人的遭遇为例：我父亲是中央党校教授， 有 40 年工龄，20 年前分得本校三间住房。1996 年学校重新分房，按照资格分给我父亲新的四间一厅，110 平方米面积，房屋造价连同土地价值，不会低于 50 万元，而我父亲只需交 60000 元。 这 44 万元的暗中补贴，是从哪里来的？ 住宅的所有权可以说是属于 “ 国家”，即全体公民，至少其地皮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中央党校只是一个具体的管理单位，没有权利随意支配国家所有权的房地产。
    我父亲之所以能够通过购买住宅取得 44 万补贴，是因为他已经为国家工作了 40 年，长期的低工资并没有包括他的住房基金，而是通过财政渠道扣除了。中央党校之所以按照国家政策分给他住房，是因为他通过多年工作被扣除的住宅基金，已经积累到了应该获得相应住房的数量。即使按照行政“分配” 办法，也不能掩盖国家职工先为国家工作，国家统一扣除住房基金又统一分配住房这一实质性问题。住房所有权及其脚下的土地使用权，本质上是属于我父亲个人的财产，只不过在计划体制没有明确，因此不能转让和继承。现在这部分国家职工已经年老，就需要重新 “ 卖” 一次住房使用权给他们，这种 “ 卖” 应该是将实质上属于个人的产权，在法律形式上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非常不幸的是：我父亲在先交纳一半定金 30000 元之后，未来得及入住就突然去世了。中央党校马上就撤回了我父亲的购买住房合同，这种以单位权力随意支配国家财产，剥夺个人财产的事情，真实太多了！ 还有许多，比如乱收费，逃债，通货膨胀，股票市场上欺诈，转移国有资产，都严重地剥夺了公有和个人的财产，当然需要法律的切实保护。国家不仅要完善法律，还需要作一系列的工作，比如健全市场经济规则，惩治腐败，消除金融风险等等，不仅仅是保护个人财产不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被强盗抢走。
    有些人大力提倡 “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却没有保护广大居民个人合法权益的意思。他们的真实意思，是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暴富起来的那个阶层，特别是极少数利用权力 “ 偷骗抢” 来的 “ 个人财产” 取得合法性，以免在反腐败中被清算。我看，只要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仍旧以社会主义为意识形态，就不可能给暴富阶层的偷骗抢所得以合法性。 同一个口号和观点，往往包含相当不同的内容，这与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关，希望广大善良的人们，能够提高识别能力，不要被那些权力资本，投机资本的代言人给骗了！

    第四， 启动内需的关键是以国债调动劳动积累。
    国际上对于国债的衡量标准是：
    1. 债务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额占当年财政支出额的比例。
    1994 年，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超过了50%，为 58.77%，国家整体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达到 28。2%。 在 1997 年我国整体财政的 25%，中央财政的 60% 是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国家整体财政是·15-?20%，中央财政是 25-?30%。
    2. 国债偿债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总额的比例。
    许多人认为我国的国债偿债率应该控制在 8-?10%。我国 1994 年债务还本付息额接近 1000 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 14.2%，1997 年大约 1959 亿元，偿债率23% 左右。预计还会有较大的增长，很快就会走上 “ 借新债还旧债”之路。
    3. 国债负担率：一定时期国债积累额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发达国家国债负担率不能超过 45%，大约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总额。                                 
    90年代初期我国每年发行国债数百亿元，到 1995 年为·1500 亿元，1996年上升到 1967 亿元，1997 年中央财政到期需要偿还的国内外债务本息为 1959 亿元，加上当年赤字 570 亿元，共需发行债券 2500 亿元，占当年财政预算收入的 29.6%，占中央财政收入的 52%。 中央财政占债务的依存度已经很高，在美国这一比例为 20%。 我国国债占 GNP 的比例仍旧不高。1996 年底，我国历年发行的国债余额为 4265 亿元，占当年 GNP 6.78 万亿元的 6.3%。 美国在里根上台时国债仅为 6000 亿美元，到下台时达到  30000 亿美元，目前高达 5 万亿美元，占 65%；德国为 2 万亿马克，占 60%；，英法占 54%。 这是因为我国中央财政占 GNP 的比重不高。  目前中国的内债 4500 亿元，外债 1200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10000 亿元，两者相加 14000 亿元，占 GNP 6.7 万亿元的 21%。
    我国财政收入加上预算外收入，只占 GNP 的 20% 左右，推算起来，我国国债负担率不应超过 20%。 我国国债发行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仍旧远远低于国际水平，政府债务规模有扩展余地。
    但是我国财政实际赤字要高得多。1996 年我国预算外收入还有 3500 亿，加上村级财政开支至少 2000 亿。加上正式财政收入 7366 亿，共有 13000 亿，占当年 DNP 的 20%。我国社会福利的水平不高，如此财政开支的确过高，仅维持 3800 万人的国家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每年 3000 亿，公车开支 1000 多亿。如果使用“ 广义公共财政” 的定义，把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负债计算进去，中国财政的负担就太重了。                                               

    4．居民的应债力：国债余额占当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例。
    这个比例没有太大变化，因为我国居民储蓄也在迅速增长。国债对财政是高比例，但对国民经济应债能力是低比例：我国国民经济的债务负担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说明我国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比重小了。                                                                                                                      
    我国 1981?1996 年发行国债 6000 亿元。80年代发行额从 1981 年的 40 亿增加到 1996 年的 2000 亿。80年代年均发行 40 亿，1991?1993 年年均发行303 亿，1994 年比前一年剧增 260%，突破 1000 亿，1995 年突破·1500 亿，1996 年达到 1847 亿，一年增长 30%。 90年代我国国债发行呈几何级数增长，关键是因为 1987 年国务院决定，财政不得向银行透支，发行国债成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债务还本付息的唯一手段。 90年代初期我国每年发行国债数百亿元，到 1995 年为·1500 亿元，1996  年上升到 1967 亿元，1997 年中央财政到期需要偿还的国内外债务本息为 1959 亿元，加上当年赤字 570 亿元，共需发行债券 2500 亿元，占当年财政预算收入的 29.6%，占中央财政收入的 52%。 中国的内债到1997年共 4500 亿元。1998 年我国创造了一年发行 5000 多亿国债的历史最高峰。如果我国经济年增 9%，预计到 2000 年的理论国债为 2512 亿，占 GNP 的比重为 2.63%。国债每年可以发行 2200-?2800 亿，到 2000 年国债总余额将达到 10000 亿。 如果到 2000 年财政收入占 GNP 的比重能提高到·1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能提高到 55%，国债占中央财政的比例可以保持在 35% 左右，这当然是国家最后一笔资源，是以国家权威担保的，其使用效果如何，将决定国家的命运。
    能否通过巨额国债发行启动内需，关键在于国债使用效益。投资于高速公路造价太高，不适于国产车行驶，难以回收资金，更为关键的是，不能够大量使用农民工。中国未来 30 年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过剩人口的就业，目前的农村过剩人口有·15000 万，20 年后可能达到 3 亿。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使历来就存在的隐蔽失业显化，不仅将产生两三千万下岗工人，也缩小了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场空间。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劳动部 1995 年联合进行 “ 企业富余劳动力调查”，认为城镇各类企业的综合隐蔽失业率为 18.8%。在 1985 年城镇就业人口中，国有单位职工占 70.2%， 1994 年仍为 66.7%，富余人员长期以来约占 30%，现·15000 万职工，就有 3000 万需要下岗。
    农村过剩劳动力在 80年代以乡镇企业为主，90年代中期出现成规模的异地转移。 到 1997 年底统计，尽管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 30%，但农村的乡镇企业已发展到 2000 万家，吸纳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达到 1.3 亿人，县以下农村建制发展到 18000 个。农村这个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劳动力就地转移进程，几乎没有政府投入和特殊政策支持。 但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增长幅度不断下滑，从
    90年代初期年均增长 33% 下降到 18%，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从每年 1000 多万下降到 300 多万，随之出现乡镇企业职工失业，类似于城市企业资本排斥劳动的趋势。
    根据温铁军的研究，1992 年在城镇打工的农村民工为 3575 万人，1993 年为 3865。5 万人，1994 年 4139 。9 万人，1995 年减为 3566 万人。到 1998 年，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当中有 80.2 %  滞留在县以下 （ 50% 仍在农村，14.2% 在集镇·15.3% 在县城），只有 19.8% 进入地级以上的城市。乡镇企业脱离农村社区的改革要求，使得这些中小企业必须跨越资本密集的高门栏，否则在市场经济的规模竞争中 “ 离土离乡就破产”； 而农民进城要交出其作为基本社会保障的土地，意味着 “ 离土离乡就破财”。  对农村人口迁移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农村土地和乡镇企业装产权制度怎样安排的问题。 农村劳动力不得不以就地安排为主。  近年来乡镇企业增长幅度不断下滑，从 90年代初期年均增长 33% 下降到 18%，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从每年 1000 多万下降到 300 多万。在近年来实际开始的乡镇企业 “产权明晰” 过程中，由于权力资本化的作用，本属于集体或社区所有的乡镇企业产权， 过多地落入经营者手中，一旦获得产权，乡镇企业马上辞退农民工，追求资本增密。 乡镇企业每万元投资带动的就业从 80 年代下半期的 1：1.2 下降为 90年代的 1：0.8。而城市大工业需要 70000 元投资才能吸纳一人就业。 温铁军指出，乡镇企业的资产来源一是土地资本转移收益约占 30%； 二是福利和社会保障转化过来的； 三是负利率与税收减免，占据10%； 四是企业家风险收益和管理者劳动剩余，约为 10-?20%。股份制时应按照：劳动者 70%，地方政府 10%，企业家和管理技术人员 20% 的比例分配。这是一个带有社会公平性质的主张，完全应该在中国实行但是在目前的权力结构下，却难以实行。因此必须对于农村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而国债的使用必须结合劳动积累，解决农民就业和收入的问题。
    一方面是巨额国债，中国最后一笔最大的国家资源；一方面是·15000 万过剩农村劳动力和二三千万下岗工人，国债必须能够调动劳动积累，使农村劳动力切切实实地赚到钱，才能够改善社会收入，使农民能够买得起家用电器，然后工厂的下岗才能够减少。因此，启动内需的根本思路是：5 年内使用1.5 亿国债，调动 1.5 亿农民的劳力积累。

    第五，加速国土整治与农村城市化。
    在1303 年明朝时期，中国人口突破 6000 万，到 1840 年达到 4.2 亿。人均耕地面积由盛唐时期的 17.8 亩下降到 1949 年的 2.7 亩。1990-??1994 年，我国平均耕地面积 940 万亩，相当于每年相当的耕地。可开发利用的后备耕地资源只有 10.6 亿亩，其中可开发成耕地的仅为 1.94 亿亩。 有研究认为中国土地承载极限为·15  亿人，而中国人口到 2030 年可能达到 16-?18 亿才可能停止增长。因此，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将一直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矛盾。在基本国情贸易制约下，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小农经济结构和传统的子嗣间平分财产的制度，使农村人口增长的同时农地规模越来越小，土地不断细分化。中国的小农经济有一个重要特征：资本的平均利润和地租都不会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只有他扣除实际成本之后，留给自己的工资或实际得到的剩余才是绝对的界限。这使得小农习惯以大量不计报酬的家庭劳动投入，代替资本投入，在维持了中国农业土地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并不计算人口增加的成本。
    中国农业的特点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亩产量在战国时期为216 斤，唐朝 334 斤，清朝中期 367 斤，20 世纪中期比美国高得多。 每个劳力产粮，战国 3318 斤，唐朝 4525 斤，明朝 4027 斤，清朝 2262 斤，到 1949 年只有 ·150 斤，比唐朝减少 74%。 1978 年比 1952 年，粮食亩产提高了 1.38 倍，以亩均耕地农业指数衡量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1.17 倍，而以劳动平均产粮衡量的劳动生产率仅提高 0.12 倍，以劳均净值指数衡量的劳动生产率仅增长 3%。 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所固有的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必然带来人口过剩危机。
    在研究跨世纪发展战略，国债的使用，启动内需时，都不能脱离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基本矛盾。 因此未来经济发展应该以整治国土为中心，包括第一，南水北调，整修长江黄河，塔里木河；第二，改造沙漠荒地，将耕地扩大三分之一，实现大规模移民； 第三，治理环境污染，植树种草，改造气候；第四，建立大批中小城镇，将中国城市化比例，从 30% 提高到 70% 以上；第五，全面建立农村公路网和电网。整治国土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干净的生存空间，其社会意义不言而喻。
    人们常说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全面过剩，但是耕地，资源，环境和人力资本仍旧短缺。有研究认为中国土地承载极限为·15  亿人，而中国人口到 2030 年可能达到 16?18 亿才停止增长，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将一直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矛盾。 30年内中国的耕地应该由 20 亿亩增加到 35 亿亩。在中国，重复建设的工业项目和楼堂馆所无数；投机可以赚大钱，投资工农业不赚钱；说起造耕地好似天方夜潭，说明目前中国的 “ 市场经济”  有极大的扭曲。目前苏南耕地价格已达到 2000 元一亩，未来价格会更高，只要政策鼓励到位，引水治河，植树造地，经济效益应该可观，至少不会比一个省建立 6 个汽车厂，全国钢铁厂“ 八百诸侯”更加荒谬。
    在国土整治基础上，基本的战略是加速农村城市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积累率年均超过 30%：在五十年代初期工业产值和城市人·15%，到 1978 年工业产值达到 70%。1955-??1970 年，国民收入中工业净产值上升了 30 个百分点，但工业就业份额只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 每亿元工业轻工业投资可吸收 1.8 万人就业，而重工业只能吸收 6000 人。 城市化水平在1951 年为 11.78%，1978 年为 17.92%，大大落后于工业化。 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城市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加速，县以下的建制镇从 1984 年的 2700 个增加到 1998 年的 18000 个。 1993 年出 1978 年，城市化比重提高了10个百分点，但仍然落后于工业化 10 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1.3 亿农民工就业并没有带动其本来应该带动的 2-??3 亿农业过剩人口的城市化，向中小城镇迁移，没有缓和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农业也不可能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原始积累的动力十足，县级财政 20-?30% 来自于土地出让收益，在土地和资金两大要素流出农业时，农业人口进入城镇的比例却随着地价上升不断下降。
    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工业化。1996 年，我国第二产业在 GNP  中的比重为 48.9%，其中工业为 42.2%； 但是在人口城乡结构中，城镇人口只占 29.4%，乡村仍占 70。6%。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水平。 加速城市化水平，使之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是今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根本选择，而小城镇将扮演重要角色。
    关于小城镇的标准，我国 1955 年规定具备三条标准之一即可：一是县政府所在地；二是常住人口超过  2000 人，其中 50% 以上是非农业人口的居民居住处；三是常住居民在 1000?2000 人之间，其中 75%  以上是非农业人口的居住点。1963 年的划分标准是：第一，常住人口超过 3000 人，城市人口占 70%以上； 第二，常住人口在 2500-?3000 人之间，城市人口占 85% 以上。1985 年的标准是：第一，县政府所在地；第二，非农业人口在 2000 人以上的乡政府所在地； 第三，工矿旅游区和边境口岸的标准可以放宽。我国小城镇发展已经有几种模式：苏南模式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吸收农业劳动力，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带动农村小城镇发展推进农村的城市化的现代化进程。温州模式以家庭经济和商品流通市场为引力，促进城镇和人口的聚集，带动小城镇建设。晋江模式依托侨乡优势，吸引侨资和外资，兴办联户企业生产出口创汇产品，带动小城镇兴起。
    1982 年我国城市户口只占全国人口的 12.6%，有 80 万个自然村，220 万个居民点，将近 50000 个乡。1986 年，我国共有城市近 700 个，其中直辖市 4 个，地级市 218 个，县级市 445 个，建制镇 18000 个，聚集了一定规模的乡镇企业 100 多万家，人口达到 2 亿多人。到 1996 年，我国第二产业在 GNP  中的比重为 48.9%，其中工业为42.2%； 但城镇人口为 29.4%，乡村 70。6%，我国城市化仍然远远落后于工业化。 整治国土和农村城市化的结果，需要把目前 80 万个村子合并成为 20 万个行政村，腾出大片可用国土；建立 30000 个小城镇，每个镇容纳 1-?2 万人，共容纳 4 亿人；4000 个县城，每个县城从目前的 3 万人扩大到 10 万人，共容纳 4 亿人；500 个市和州，每个市 50 万人，共容纳 2.5 亿人；9 个大都市，1000 万人规模，共容纳 1 亿人，城市规模的扩大可以产生积累性规模效益。1 万人可 以办小学，10 万人可以办中学，50 万人可以办大学，可以发展配套的第三产业，这样的内需只要一上轨道，可以保证中国经济持续数十年高速增长。

    第六，降低价格以启动居民对于住宅和汽车的需求。
    住宅和汽车应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房改将带动万亿产值。 城乡住宅需要消耗的钢材相当于 1995 年全国钢材产量的 14%，水泥产量的 47%，玻璃产量的 40%，木材产量的 20%。按 1997 年全国新建住宅 3 亿平方米为估算值，住宅投资达 3000 亿元，可带动相关产业实现 10000 亿元的产值。1998 年我国投资 3350 亿元用于房地产开发，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和经营的有·1500 万人，全社会均把启动内部需求的希望寄托于住宅建设。
    住宅建设受到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制约，社会过分关注于需求不足，以为提高居民收入，开展消费信贷，废除单位分配，提高房租，建立住宅产权市场，就可以扩大居民家庭的购买力。实际上这些改革需要一系列配套条件，单位收入差距的拉大，个人收入的降低，法制的不健全，社会信誉程度的降低，特别是少数人利用职权多占住宅，在有效解决之前都是难以推动住宅商品化的。
    启动的居民家庭对住宅的有效需求，不仅要从扩大需求方面着手，也要从供给体制改革着手，有效降低住宅造价，本身就可以扩大需求。政府从价格中免除市政大配套费用，减免其他税费，可以降低房价的 30% ；鼓励住宅合作社的建立，让购买者参与住宅的设计，施工监督和售后管理， 可以将价格再降低 20%，并大大减少售后管理费用。住宅的价格弹性高，必须降低价格，再辅之以消费信贷，才能逐步启动居民家庭的住宅需求。 关键在于有效清理中间环节。 在官商垄断的房地产供应体制下，充满中间环节利益时大搞房地产，难免再来一次泡沫经济，产生类似豪华住宅那样的积压，被迫降价出售，即产生新的通货紧缩，资产缩水。房地产商的利益已经打入成本，而将呆帐转嫁给银行。因此必须以经济民主化法制化的方法，改造官商结合的房地产供应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