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美国的“对华新思维”--胡锦涛与布什会晤观感-918爱国网

2005年11月18日，布什在总统任内第三次来到中国。总共只有40小时的访问是务实而低调的，甚至可以说是冷淡的。胡锦涛选择了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欢迎仪式，而不是通常的东门外广场。这样安排的结果是“省”去了21响礼炮，以至布什在会谈中特别提到了北京“亮丽的天气”。国宴也随着布什去西郊飙山地车而不了了之。显然，
中国主人并不打算向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提供国事访问的礼遇。

在一系列主要问题上，布什并未从胡锦涛那里得到多少让步。虽然在访问前夕中美达成了纺织品贸易协议，并宣布了向波音公司订购价值40亿美元的飞机，但在至关重要的人民币汇率调整上，中方并未作出任何新的姿态，中国国家电视网也没有接受转播布什在教堂祈祷的要求。访问结束时，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甚至没有接受记者提问。倒是布什为了摆脱记者的纠缠急欲推开锁着的大门“出逃”，一时成了引人注目的花边新闻。

这并不是白宫预想之中的场景，但布什却没有多少理由可以抱怨----在两个多月前，他也同样不愿向准备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提供国事访问的礼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甚至连续两次明确表示安排的“不是”国事访问。最终的结果是席卷新奥尔良的飓风为双方体面的推迟访问提供了理由。礼尚往来是外交界通行的规矩，中国政府对布什来访的“低姿态”是很自然的。然而，布什却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失望----本来美国方面愿意作出国事访问的安排，但胡锦涛却谢绝了前往得克萨斯布什私人牧场的邀请。这是再明确不过的信号：中国国家主席显然不准备和布什发展密切的个人关系。

三十年首见的强势姿态

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在乎与美国总统的关系，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还是头一回。从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福特开始，历经邓小平与卡特里根和老布什，再到江泽民与克林顿，三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都把与美国总统及其内阁成员和高级助手的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来经营，并从中获益匪浅。敢于向美国现任总统摆出如此强硬的姿态，实为朝越战场上的较量以来所仅见。究其原因，不外以下三个：

首先是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大为改观，中国对美国的“单边行动”已然不存惧意。仅仅十年前，美国国会还在大张旗鼓的威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尼克松就发出了远见卓识的警告：“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将使这种威胁变得毫无意义，二十年后会变得荒唐可笑，而三十年后，希望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中国人宣布如果芝加哥城区和纽约哈雷姆区的人权状况得不到改善，他们就取消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十年之后的2005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短短几年内中美之间的核心经济关系就从中国对美国的市场依赖急剧的向美国对中国的供应依赖转变。面对中国势力的迅速扩张，美国高层承认：从现在起必须把中国不再作为“正在崛起”的国家，而是作为“已经崛起”的国家来对待。上世纪九十年代华盛顿一边倒的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北京在230中处于前所未有的强势。

与此同时，布什政府在国际上的空前孤立给了中国极其充足的回旋余地。攻打伊拉克的直接外交后果是美法爆发越战以来规格最高的公开对抗，继而导致美欧关系全线趋冷。已有论者提出这是堪与东西罗马分裂相提并论的国际版图大重组。虽然笔者认为下此结论仍然尚早，但可以肯定，以欧洲选民对布什普遍的强烈反感，布什任内美欧关系不可能出现明显的改善。而布什政府对前苏联国家，特别是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大力支持，使美俄关系同样急剧降温，并使中亚各国对美国产生离心倾向。布什上任之初把改善美印关系的调子唱得很高，一度大有联印制华的味道。但九一一事件后，为了追捕本拉登打击塔利班，美国全面扶持巴基斯坦军政府，使美印关系的势头明显受挫。更有一层，随着印度人民党在2004年大选中失利，印度政权重返甘地家族主导的国大党执政联盟。其成员多为左翼集团和传统乡村势力，对美国代表的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抱有无法掩饰的敌意，从根本上限制了美印关系的前景。长期被视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如今却出现了古巴、委内瑞拉、巴西组成的“铁三角”左翼同盟，“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期间此起彼伏。至于美国重兵进驻的中东，伊拉克已陷入代价高昂的热战，再加上布
什对以色列一边倒的支持，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绪之强烈可想而知。

相比而言，东亚真可以称得上全球最“亲美”的一个地区。尽管韩美离心离德已经非常明显，但总的来说，从中国大陆到澳大利亚，政府和民众都希望保持和美国的良好关系。至于日本的小泉以“亲美到了盲从的地步”为荣和台湾各路人马争相抱美国大腿那就更不用说了。然而应该看到的是，在发展友谊的笑容之下，是强烈的甚至近乎不加遮掩的利用之心----日本和台湾要利用美国应对东亚大陆强权的压力；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一面和中国发展贸易，一面把与美国的关系作为“安全保险”来投资；而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对美国的态度最为复杂：一方面中国希望从中美通商中继续获得市场资金和技术等实利，又不希望对美国形成经济上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中国既希望美国维持对日本台湾东南亚的控制，避免东亚与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不稳定因素，又不希望美国在本地区的过度介入干涉对自己构成威胁。总的来说，中国对美国在东亚的存在采取了经典的既利用又限制的策略；而这个策略成功的前提就是美国不把全球战略的重心放在东亚，也就是东亚不能成为美国注意的焦点。

而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的局面恰恰正是如此。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布什的日子很不好过，民意支持率连创新低。“卡特琳娜”救灾不力之下，布什政府被全国媒体痛骂了三个月，九一一后“不支持政府就不爱国”的“不破金身”被飓风吹到了九霄云外。接下来，民间接连爆发反战游行，副总统切尼的高级助手被检察官指控，共和党议员“窝里反”迫使布什撤回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情报部门又爆出“海外黑牢”与“国内窃听”丑闻......庞杂而混乱的抗议指责攻击谩骂之下，布什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无暇给予东亚持续而恒定的关注。

布什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空前弱势又构成了中国方面不愿和他打交道的第三个原因。由于政治资本的不足和保守势力的牵制，布什已经很难在任期剩下的三年里与中国达成战略性的重大妥协，这从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9月21日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就能看得出来。

何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股东”?

作为美国国务院的第二号人物和中美战略对话的美方主谈者，佐利克的讲话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对中国的态度。佐利克承认，如何应对中国正在增长的实力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中国已不再是中美建交时的中国，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超越引导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融入政策”，而是鼓励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股东”(responsible
stakeholder)----美国希望中国“不仅针对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国际规则作出调整，还希望中国能够和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一道努力，解决新世纪的各种挑战。”

邀请中国加入一直由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主导的“股东俱乐部”并成为国际关系体系的“利益相关者”是佐利克讲话中的新东西，也是其核心内容，我们可以时髦的称之为美国的“对华新思维”。然而在引人注目的标题之下，佐利克的讲话却没有提供最重要的战略交换：如果中国接受美国的邀请，加入这个“股东俱乐部”，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实质性收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否会向中国作出实质性让步，支持中国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可是佐利克除了一句“希望海峡两岸能够用和平方式化解歧见”之外对台湾问题只字未提，就不能不说布什政府在双边关系最敏感最关键的问题上走得不够远。

当然，指望佐利克在提出“对华新思维”的第一次讲话中就把底牌全亮出来原本就是不现实的。但问题在于，就算布什本人有意愿推动美国的“对华新思维”，民意支持率已降到不足40%的布什是否还有能力支付所需的政治资本？从此次布什在东亚的行程可以看出，佐利克提出的“对华新思维”仍然难以摆脱保守势力的掣肘，持续五年双轨运作的美国对华政策已随着布什的空前弱势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在抵达北京之前，布什造访了东京和汉城，随后又去了外蒙古。在日期间，布什给小泉送上了一大堆溢美之词，还特别把日本和台湾作为亚洲“民主自由的范例”吹捧了一番；到了外蒙，布什又发表演说称赞外蒙在“建立和发展民主当中取得了进步”，并宣布向外蒙提供1100万美元的援助；而在北京，布什却又强调“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正在快速发展的大国”，他本人“非常重视和中国的关系”。随同布什访问的美国外交官们应该明白北京会如何看待这些“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外交活动”，而中国周边的领导人就更加明白。颇有意思的是，布什离开外蒙回国的第二天，蒙古总统就急急忙忙赶到北京来朝拜----出海口完全受制于中国的外蒙古当然是不希望二连浩特的铁路换乘站再发生一次“技术故障”了。接下来，中国总理又在马来西亚出席了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峰会”。这些事情都发生在美国总统访问中国的前后，仅仅五年之前还是很难想象的。

而在这背后，是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班子的两大帮派经过五年的宫廷恶斗，又经历了围绕伊拉克战争的激烈争吵，已然是落得两败俱伤。“务实派”元老鲍威尔虽已挂冠离任，但与之对抗的鹰派“四人帮”却也尽数衰落----伊拉克战争的“总设计师”沃尔夫维兹被从五角大楼“流放”到了世界银行，另一伊战策划者?尔早已辞去了国防政策咨询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安插在国务院军控署的波尔顿被调到联合国遭受各路反美势力的抨击，“强硬派“大老切尼的首席助理利比涉嫌重大泄密案而被迫辞职。值得留意的是，这个“四人帮”同时也是力主对华强硬政策的“泛亚派”核心：正是沃尔夫维兹在里根执政时主导了“泛亚派”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全面修改，而波尔顿在美国企业研究所期间曾公开支持台湾独立。可以说，推动伊拉克战争是这个“四人帮”的一场惨胜，而他们付出的首要代价就是“泛亚派”路线开始走向没落。

随着美国在中东越陷越深，“泛亚派”极力主张的“先发制人”在对华政策上已沦为没有可操作性的画饼，但切尼和拉拇斯菲尔德周围的保守鹰派阵营还不甘心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至少是不愿为接受中国崛起的战略调整承担历史责任。布什本人又始终没有在对华政策的两派之间作出明确的裁决。美国的对华政策因此处于“惯性滑行”的混沌状态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佐利克能提出美国的“对华新思维”，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但如果这个“新思维”只是一厢情愿的提出一长串要求的清单，却不提供对等的利益交换，其效果就必然十分有限。

从现在到2008：战略博弈将成为主旋律

倘若美国作为既得利益大国不能主动调整国际关系格局，给予崛起的大国应有的空间，那么中国作为“已经崛起”的大国就必然自己来要求这些空间。而230的特殊在于崛起的大国拥有比既得利益大国高明得多的外交手腕，由此形成了崛起的大国主动操控既得利益大国这一罕见的局面。胡锦涛对布什的态度正是这一战略格局在最高层的反映。

在胡锦涛看来，实在是找不到和布什发展密切关系的理由：不仅是布什一直无法和“泛亚派”拉开距离，而且布什在全世界形象实在太差，跟布什一块上镜头已经成了一种政治负债。此外，还有一个影响相当大的时间因素：美国宪法规定了布什不可能干第三任，一过2008年就得下台；而对于胡锦涛来说，2007年的党代表大会和2008年的新政府组成正是巩固权力地位的关键时期。从现在到2008年上半年，胡锦涛不会有多少意愿在230上支付政治资本，而胡锦涛的政治部署到位之际，布什已经成了地道的“跛鸭总统”。与其费时费力和布什讨价还价还不如把本钱积累起来在2008年后与美国新一届政府坐下来谈。而且这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台湾县市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民进党被压缩到西南一耦，马英九在2008年取代陈水扁的呼声渐高。鉴于台湾问题已经重新在中美政治关系上占据核心地位，与其在布什任内在意一个不听摆布的陈水扁，还不如奥运会过去之后再来探索新一轮“国共合作”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美国的“对华新思维”虽然是在布什任内提出，但其真正落到实处恐怕要等到2010年甚至更晚。而在布什继续当政的三年里，“合而不同，斗而不破”的战略博弈格局最有可能成为230的主旋律。至于中美战略博弈如何互动占位，特别是围绕经济与安全两大领域的汇率问题、能源问题、台湾问题、伊朗问题等要素将如何展开，就是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