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偏见地看,最近半年,尤其是台湾大选之后,北京面临的整体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以台湾、美国为圆心,日本、俄罗斯和东南亚为圆周,近几个月北京面临的周边气氛,犹如四月的天气或充满怨恨的新娘的脸蛋,一霎间布满乌云。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几个月前所谓“230是建交32年来最好的时期”的话语,经五二○后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的上的翻云覆雨而成为一场滑稽的记忆。日本与中国在东海大陆架能源问题上的争执,俄罗斯“安大线”的夭折,以及来自南海疆域的种种警示信号,均向人们作出某种提示。
与此同时,北京最近正式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并以“能战方能言和”作为其逻辑注脚。东山和福建沿海等地的演习,则似乎从一个侧面强化了这一气氛。
今年年初,笔者曾谈论过北京“战略新思维”迫在眉睫一事,文中预言,今年北京面临三件与其战略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即∶朝鲜核问题、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三件大事,每一件都发生在中国的家门口乃至家门内,每一件都如已开始倒计时的定时炸弹,刻不容缓。
半年多过去了,现在看来,真正困难的是台湾问题∶不管过去十年北京对台政策有多少失误,事到如今,北京再多的善意或“新思维”都已无济于事,对外为陈水扁所置若罔闻,对内则难以为各种强硬派别和利益团体所接受。
也正是在台湾问题的背景下,北京的军事强硬路线逐渐鲜明;而这一路线被放到中国整体国策框架下,就有了以强大国防保卫经济建设成果的迫切感。
切忌仅从台湾问题出发
但北京需要非常清醒认识的一点是∶台湾问题只是中国作为大国的一个比较主要的方面。中国的整体国策,尤其是处理经济和国防的关系,切忌仅从台湾问题出发,而应综合考虑中国的长远利益。
换言之,中国的综合国力发展至今,“和平崛起”之路已经展开,其实面临一个任何大国崛起过程中难免的浮躁和自我膨胀情绪;而这种情绪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阻止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严格说来,北京最近面临的的国际形势恶化,只是中国近年逐渐险恶的周边环境的一个缩影。无论在东北亚还是东南亚,抑或在中亚和南亚,从朝鲜核危机到南海海域争端,从台海危机到日益紧密的美日军事联盟,从美军尖刀直插后背的阿富汗到印巴潜在的核风险,中国面临的都是一团团正在炙热滚动的岩浆。
究其原因,每一个潜在冲突点都有其直接契机和心理土壤,但从大框架上看无疑都与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有关,而且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而由于台海危机而导致的战争风险,客观上加剧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恐惧。
同时不可否认,中国近年从民间到政府的自我膨胀情绪,客观上成为这一紧张因素的催化剂。“大国外交”、“和平崛起”、“富国强兵”、“能战方能言和”等一系列口号和策略,在一个不恰当的时空环境里,将原本极富正面意义的事物推至极端,从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要经历少则三四十年,多则五六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之路才刚刚迈出了第一步,整个本世纪上半叶都将伴随中国的崛起过程。因此,北京有必要迅速化解目前围绕在中国周围的敌意,从而为今后几十年的崛起铺垫一个平稳的基础。
化解周边敌意的三个关键
在这方面,北京须要把握住三个关键∶一、正确评估国际形势,尤其是周边环境及其敌意程度对中国的影响;二、正确把握台湾问题的“度”及其在中国长远发展中的位置;三、正确把握“安全优先论”的尺度,及其对“中国威胁论”的副作用。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互动活跃,敌我难分。由于国际格局处于急剧重组过程中,因此各种势力(尤其是潜在敌对方)无不各自保持高度警觉,但又注重接触,希冀在探索式的互动中视对方政策取向来调整自身的政策。
然而,正因如此,政策误判几率极高,决策者每每将互动中的临界行为视作实质策略,并制定相应的强硬措施,由此导致恶性循环。
这一特点适用于中美、中日、中印和中俄关系,也适用于中国处理东南亚问题和台湾问题。而北京需要做的是∶在探索式的互动中准确评估形势,恰当发放信号,从而使对方制定出友善的政策。
当然,台湾问题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死结。但台湾问题除了可以运用上述思维外,同时还极须注意的是,中国的未来发展有其更为长远的利益,台湾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麻烦,但绝非决定性的障碍;切不可仅从台湾问题的角度来审视乃至确定国家长远策略。
与此有关,北京也须十分谨慎处理所谓的“安全优先论”或“富国强兵”策略。当然,任何一国的综合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面临“经济优先还是安全优先”的两难命题,但国力强大只是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若由此而导致周边敌意聚集(目前已有此趋势),那么一个军力强大的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不安全的中国(更不要说由此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代价)。
因此,虽然邓小平20年前的“韬光养晦”策略已有适应新形势的必要,但在相当长的阶段里,中国还是应选择“相对安全”的模式,亦即在基本消弥周边敌意的基础上,以先进但绝非超一流的军力,安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内自由。
在这方面,近年弥漫在大陆的轻外交、重军事的思潮,有必要引起北京的高度重视。
?作者为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