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一个中国记者的靖国神社印象 


中国记者刘海宁 2013年12月27日

安倍晋三选择在自己二次执政周年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震荡。日本官方照例将其定义为“个人行为”，而中国官方则照例迅速回应，强烈谴责。 

    安倍是最近七年时间里首个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上一次是在2006年，时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为兑现自己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的承诺，在8月15日即“终战纪念日”进行参拜。随后，便是中国外交部的严正抗议，中日关系落入低谷。

“危险游戏”

    对于这次安倍的行为，中国民众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惊讶的反应。参拜、谴责、冷冻关系、中断互访、重启谈话，围绕靖国神社发生的种种事件似乎已经变成中日之间一个循环往复的危险‘游戏’。

    11月下旬，我在日本东京采访录制BBC的广播纪录片节目，主题就是中日之间对战争历史的教育与认知差异。靖国神社是无可回避的关键话题之一。

    在我的“刻板”印象当中，靖国神社一直与战犯、罪恶、挑衅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这或许与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不无关系。但如果暂时抛开记者的身份不谈，在当天前往靖国神社的出租车上，我一度希望即将拜访的是东京浅草寺，至少在那里，可以许下一个和平的愿望。

    然而，靖国神社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恰恰是“和平”，或者说，是表面上一种平静甚至有些圣洁的气氛。我们先前担心的日本右翼分子游行并无迹可寻。在初冬的温暖阳光下，这里看起来就像一个带有典型日本美学色彩的公园，古树，飞鸟，进进出出的人群。

    远远看着，一切再正常不过。但是靖国神社当中，确实有一些不寻常，甚至是有些怪异的内容。比如在作为战争博物馆的游就馆中，日本侵华战争被淡化为“支那事件”，反复播放的录像片把那段历史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展现出来。

南京大屠杀、战争道歉等问题都成为中日之间难以打开的结

    在这样的环境下，无论国籍，参观者都会觉得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受到了极大挑战。另外就是包括14名甲级战犯在内的一千多名二战战犯都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中，接受人们的参拜，想到这一点，恐怕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得重新审视自己来到靖国神社的合理性。

    平和和躁动，完全相反的气氛在这里共存。我觉得，面对靖国神社时，连自己的逻辑都变得十分费解。

    死者与罪恶

    我的日本朋友，一个26岁的年轻人，试图用文化差异的理论来解读我的疑惑。他说，在日本神道教的信仰当中，死者为尊，即使生前犯下罪恶，死后也烟消云散，不予追究。而中国文化对死者罪恶的理解却有所不同，如“父债子偿”、“遗臭万年”这样的说法就是典型例子。

    对于他的解释，我部分认可，但文化理解并不能解决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上的根本差异。更何况这种差异涉及到人类历史上创伤最为惨重的战争之一，以及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伤亡人数。

    面对靖国神社这个中日关系中的‘定时炸弹’，有人提出，解决方案之一是将战犯名字从靖国神社的供奉名册中去除。不过考虑到当下日本的国内政治局势，这样的政策恐怕短期内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且，靖国神社的问题并不孤立。钓鱼岛争端，战争道歉问题，甚至是细节到南京大屠杀中的中国平民死亡人数，中日之间可能引起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实在太多。

    而让形势更加复杂的是，如今中日两国的关键人物，习近平与安倍晋三，由于各自的家庭背景，或多或少都可能对历史有一些主观意见。习近平成长于‘红色’家庭，父亲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之一，亲身参与了抗日战争；而同样出身政治世家的安倍晋三，其外祖父岸信介，曾在1930年代管理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三省伪满洲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