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到1943年，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遵照日本天皇和最高本部指令，联合对重庆实施航空进攻作战，为期5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长达5年半的大轰炸，重庆人民没有倒下，不仅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甚至一度影响了国际战事。按国际公约和惯例，战争中，一般只针对军事目标进行轰炸。而重庆大轰炸，是从军事轰炸走向政略、战略轰炸，不分前线与后方、军队与平民的无差别轰炸。日军以此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希望激起老百姓对政府当局的仇恨，逼迫中国政府妥协投降。因此，重庆大轰炸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战略和政略轰炸。

死亡名单

“烈儿：此间日日警报，家中车辆破滥堆积，收入减低。余及汝母幼妹皆病，真难支持。兹与汝汇寄来第16699号叁拾元邮兑票一张。务要节俭支用，切戒浮费。将来汝投身社会，自知衣食之难也。此谕。”

这封随汇款单一同寄出的简短家书到达重庆沙磁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时间是1940年5月30日，却注定是一封永远无法送达的家书。远在家乡四川资中的父亲林仲歧彼时或许还不知道，年仅22岁、正在社会教育系读四年级的儿子林祖烈已经在前一天的“5·29”轰炸中遇难。

1939年8月22日，重庆市南郊遭日军轰炸，烟雾弥漫中，老百姓抢搭渡船逃生

这个记录在国民政府档案《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中的故事让西南大学教授潘洵颇为动容。而这仅仅只是他和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整理并确定的2660名遇难者同胞名单中的一个。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又是历史学专业毕业，但在之前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有重庆大轰炸。”潘洵告诉本刊记者，“直到1994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重庆市政协当时组织编写《重庆抗战丛书》，我们学院的唐守荣老师负责其中一本《抗战时期的重庆防空》，而我也参与了其中一章的写作。”正是在这个契机下，潘洵才开始接触重庆大轰炸那段历史。

历史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原始档案资料的收集与整理。“那个时候收集资料是很艰辛的。”潘洵每天早上搭乘公共汽车在土路上颠簸近两个小时赶到重庆市档案馆。“当时查阅资料的费用非常惊人，取一张老报纸、一份老杂志要收取使用费，如果要复印就更贵了，印一页A4纸大小的资料，复印费和各种保护费加起来总共要8块钱。”而当时潘洵每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元钱。“那怎么办呢，只能一字一句地用手抄。”

除了高昂的费用，更让人头疼的是档案的管理限制。“当时重庆市档案馆的重庆防空司令部、卫戍司令部的档案都不对外开放，不是你想看就能看到。”潘洵说，直到2007年后得益于“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及其问题研究”、“重庆抗战损失调查”和“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研究”等若干个重要研究项目，才有机会查阅这些不对外开放的原始档案材料。

1940年8月，在日军飞机轰炸过后，重庆一家人赶忙吃口饭

“全国抗战救灾赈灾委员会专门设计了一个伤亡登记表格，形成了统一的呈报程序。”潘洵拿着一张调查表复印件向本刊解释，“比如这张《重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观音岩分驻所辖内八一三被炸一八零防空洞死伤难胞家属调查表》，就详细罗列了死伤难胞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伤或死、住址、遗属和邻里关系。”这样一份原始档案资料，是最强有力的具有说服力的铁证。

“除了重庆市警察局，重庆市防护团和紧急救护委员会（后变成空袭救护委员会）这两大类机构作为大轰炸时期专门的救护机构，也会对死难同胞进行调查和登记。他们的登记表还会标注发放抚恤金和救济金的具体情况。”潘洵说，这些档案都是在当时人力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形成的，不一定完全准确。

而不同部门的统计时间不一样，也可能造成统计数据的差异。“比如说重庆防空司令部的伤亡统计就是在轰炸后的一两天内全部统计完成。如果是死伤人数不多的轰炸还好，但如果遇到‘5·3’、‘5·4’这种大规模轰炸，想在短时间内统计完全根本是不可能的。加之很多重伤者可能是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才不治去世。”潘洵在研究中发现重庆卫戍司令部的统计普遍比重庆防空司令部的伤亡人数统计要多，“这是因为卫戍司令部是事后统计，而防空司令部是马上统计，但现在留存的卫戍司令部的档案非常少”。

“除了人口伤亡档案，还有财产损失档案、轰炸与反轰炸档案等等可以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潘洵说，很多财产档案甚至细致到记录一支笔一张纸的损失。

“重庆当时是战时首都，档案资料保存得比较好。最主体的资料来自重庆市档案馆，当时重庆警察局、防护团的资料都保存在这里。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各区县档案馆和台湾国史馆，这些机构里保存了上万份关于重庆大轰炸的原始档案。由于年代久远和时局动荡，还有很多档案都流散到海外，要完整地系统地搜集整理很困难。”潘洵和他的研究伙伴们在这些泛黄老旧的档案故纸堆中经过近20年的收集和梳理，才慢慢形成了这一份沉甸甸的遇难者名单。

郭蒋氏，女，34岁，籍贯富顺，住址米亭子26号，遗族：夫，郭德云

郭光富，男，3岁，籍贯富顺，住址米亭子26号，遗族：父，郭德云

郭光贵，男，1岁，籍贯富顺，住址米亭子26号，遗族：父，郭德云

……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徐光煦直接参与了原始档案的整理。“像这样一家只剩下一个人的情况很多，有的甚至一家子都在轰炸中丧生了，年龄大的有七八十岁，年龄小的甚至有没出生的胎儿。”徐光煦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的“5·3”、“5·4”大轰炸。“平时的轰炸档案也就是两三页，而这两天的轰炸档案和卷宗特别长，几十页甚至上百页，非常震撼。”直面这些具体而真实的死亡名单带来的冲击感，常常让徐光煦晚上睡不好觉，甚至频繁地梦见大轰炸的场景。

烽火现场

“‘5·3’、‘5·4’两天轰炸，炸死市民4572人、受伤3637人，市区十余条主要街道被炸成废墟，数十条街巷的房屋起火，熊熊的大火燃烧近3天才被扑灭。”在徐光煦眼里，每一个遇难者名字背后都意味着一个悲惨的现场。“除了死难者名单档案，那些亲历者的口述与回忆材料把这一段段轰炸现场还原得更加可感可触。”潘洵、徐光煦和整个团队收集了200多位大轰炸亲历者的证人证言。

“1939年5月3日中午时分，山城重庆还笼罩在淡淡的薄雾中，雾中透出初夏灿烂的阳光。大街上行人如织，正在为生计奔走的人们与往常一样，没有感觉到危险正在临近。突然，大街上响起了防空警报的嘶鸣声，紧急警报一声长一声短，凄厉地划破长空。”何华祥在多年后的口述中这样回忆“5·3”轰炸当天的场景。彼时16岁的他家住在上半城的神仙口街41号，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带着他和弟弟靠做小生意过活。

1939年9月28日，空袭重庆的日军航空兵战机编队

“警报响起后，母亲担心家里无人照看，要待在家里。”何华祥再三央告，最后没办法只好强行拽着母亲的双手拖着走，与弟弟一起躲进了附近的神仙古洞。当时重庆开凿的防空洞还很少，附近的几十个街坊邻居都躲进了古洞。洞内阴暗，面积窄小，只能容纳二三十人，洞顶中央悬挂着一盏煤油灯。

从长江南岸的山篷顶上传来飞机的隆隆响声，27架飞机瞬间飞临山城上空，降低高度投弹。第一波炸弹过后，下半城新丰街一带的房屋成片被炸毁。何华祥站在神仙古洞门口的石阶上，目睹了全过程。第二波炸弹投来时，还没等何华祥反应过来，一颗炸弹就在洞口附近爆炸。“我只觉得眼花缭乱，震耳欲聋，人几乎昏厥了。洞内弥漫着炸弹爆炸后散发的硫磺烟雾，呛得洞里的人急促地响咳不止。”

终于等到日本飞机飞走，上半城高楼楼台上升起绿色灯笼，表示警报已经解除。何华祥拉着母亲和弟弟一起爬出山洞，眼前是一片凄凉景象。“神仙口街的上百栋房子几乎全部炸毁夷为平地。木料、瓦砾堆下，残垣断壁下，压着没有躲进防空洞的街坊邻居们，有的断手断脚、头破血流，有的已经咽了气，哭声四起，惨不忍睹。”

高键文则是1941年“6·5”隧道窒息惨案的亲历者。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傍晚，市区内白天疏散的市民纷纷返家，都以为可以平安度过一夜了。哪知忽然四周空袭警报拉响，我随着市民们从衣服街洞口进入防空大隧道洞内。后来我才听说，这次临空敌机只有5架，在空中盘旋扫射，投了少量炸弹在市中区和南岸地区，1小时后返航。接着又来几架敌机，轮番扫射轰炸，这样连续3次，到晚上11时都未解除警报。”

“由于连续轰炸时间长，较场口中兴路口警报信号台的红灯笼坏了，有人就用煤气灯套上红布代替空袭信号。这一来就使得大隧道口避难的市民误会，以为是敌机要投瓦斯毒气弹了，顿时众人围着洞口蜂拥而入，秩序大乱。”高键文回忆，“因为人多拥挤，空气不足，里面的人想往洞口挤去呼吸新鲜空气，而外面的人想躲命又拼命往里挤，几次骚动后，就开始有人晕倒在地上，后面的人又被人流推拥在倒地者身上，人越压越多越高，把洞口堵住了。”

高键文在洞内被挤到支洞转角处就压得不能动弹。他急中生智，把双手搭在旁人肩上用力往上爬，终于站在防空洞石凳上。他的身体上半部浮在拥挤的人头上，可腰上肚皮上被挣扎乱挤的人咬了十几个牙齿印。高键文的下肢被卡在死人堆中，直到后来搬开死尸，才发现他的左下肢被一死人紧紧抓住不放手，由于时间长，最终造成了左脚残废。

第二天下午3点左右，高键文才被救出来，躺在担架上的他目睹了周围死难者的惨状。“有的全家遇难，遗下孤儿无人抚养，有的婴儿死在母亲怀中，有的夫妻一方死亡另一方顿成疯癫，有的孕妇被踏死，赤身露体长发蓬松，其景惨不忍睹。”高键文说，洞内的遇难者抬出后，先用各善堂常务的薄棺装尸，后来又用粗篾席包扎。“但由于死尸太多，剩下的只好用20辆卡车运到朝天门河岸，再用50只船运到黑石子地区掩埋，整整花了5天时间。”

雾都乱世

死难者的故事和轰炸现场的白描就像一滴滴水珠折射出当时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在大轰炸时期的命运。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大致从1938年开始。“1939年之前，日军采取小编队的重点进攻，主要针对机场、国民政府所在地、军政机关，后来扩展到文化区和闹市区。”潘洵告诉本刊，“因为重庆当时的建筑主要是竹木结构，虽然每次来的飞机只有二三十架，但日军轰炸的同时投下燃烧弹，很多人都是在大火中遇难。”

在漫长的轰炸期里，1939到1941年的持续无差别轰炸最为严重。“日军从1940年开始对重庆进行地毯式轰炸，每次来的飞机多达100多架甚至200多架，沿着上下半城一路轰炸过去。”到了1941年，日军又改变了策略。“每次来的飞机很少，甚至只有几架，轰炸后从城市离开。但在警报还没结束时，第二批飞机又来了。第二批离开还没解除警报时，第三批又来了。甚至出现过96个小时没有解除警报。”

“重庆当局的积极防空力量很弱，尤其是1940年日军的零式战机投入战斗以后，中国空军遭受重创。”仅璧山空战中，日军便击落中国空军战机27架，而日军无一损伤。在丧失制空权的状态下，国民政府尤其注重消极防空。“首先是疏散，把重庆周边80公里到100公里地区划为疏散区，包括沙坪坝、北碚、江津等地区。成立疏散委员会，编写疏散条例，分几个批次，疏散到哪里，如何安置，都有详细的计划。”潘洵说，重庆人口在抗战前不到40万，在战时猛增到六七十万，“而‘5·3’、‘5·4’大轰炸后短短几天内就疏散了25万人”。

重庆城要运转，仍然需要一些人留在城里，“比如水电的供给人员、市区的日常经营人员，和政府办事处人员。这些留在城区的人就只能往地底下钻了”。一时之间，整个重庆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当时的报纸评论曾这样调侃：家家在修防空壕，石工成了救命人，可惜现在很“缺货”。根据重庆防空司令部发布的信息：“重庆公共防空洞及隧道与私人防空洞，约计容二十四万余人，现正积极扩充建筑，预计至一九四一年春季止，可增加容量十一万余人，共计容卅五万人。”

“政府还印了很多极具操作性的小册子，宣传防空要点。比如，地下室或防空壕内应备斧锯以及电棒等物，以使出口被毁后，可以挖掘通路，并须用泥土或沙包围护窗户。”甚至对储水和沙包的数量也有详细规定：“每家最少储水5担以上，轻便灭火器、水桶、橡皮管和沙包（每小家5个、大家15个以上等）。燃烧弹落下时，应自迅速用沙扑灭。”

此后的数年中，“跑警报”成为重庆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必备生存技能。在《蒋碧薇回忆录》中，曾这样形容躲警报的情形：敌机每两小时一批轮番袭击，警报整天整夜不能解除。我们躲在防空洞里，经常是日以继夜地不饮不食，挨到天黑，实在撑不住了，冒险回家吃点冷东西，休息一下。万一飞机再来，我们就只好再躲小防空壕。每次躲警报回来总要大扫除，房子受到震动，天花板和墙壁的石灰泥块纷纷坠落，地面一片狼藉，家具蒙上厚灰。

《国民公报》1938年2月23日第3版的一篇时评更是详细描述了重庆人“跑警报”时“朝出暮归”的生活方式。“清晨起，汽车、轿子、洋车，非常拥挤地向城外流出。薄暮时分，又拥回来。大溪沟一带居民，为了防止空袭来时跑不动，许多人特别在早晨就雇好轿子在家里等着，只等警笛一鸣，就可抬起跑。”

重庆市内的景象，都随空袭改变了形态，没有了以前的繁华景象，留下许多残垣断壁。“城市的公共设施被炸毁了，如果需要，就建简易的夹壁墙。而机关、银行、公司和商店，也改订了营业时间，从上午7点到10点，下午4点到晚10点。”徐光煦说，“往日热闹的娱乐场，由于长期顾客十之八九已经疏散到郊区，戏院和影院莫不门前冷落，车马星稀。”

尽管生存艰难，但日军的轰炸却没有打垮人们的斗志。“今天这里被炸了，只要没有被烧毁，比如百货商店、餐厅甚至火锅店，第二天就会挂出一个‘正常营业’的牌子。”徐光煦说，轰炸过后由于电力系统受损，城里往往漆黑一片，很多百姓就把自家的煤油灯放在家门口，方便过往行人和救援队通行，“这在当时被称为‘太平灯’”。

南岸慈云寺的主持和僧侣自发组织了救援队，出生入死，奋勇抢救，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宗教救援会。“还有很多到城里做工的人，包括挑夫、茶帮和运帮，也自发地参与到各种援救当中。当时有一支英雄消防队救援很得力，国民政府给每人奖励了30元，他们后来却又返还了一半的钱给政府。”

“重庆是个雾都，一般来说每当秋天过后雾季到来时日军没法来轰炸。重庆文化界就办了一个雾季艺术节，演话剧、放电影、唱歌跳舞来宣传全民抗战，并募集资金捐到前线去。”《蒋碧薇回忆录》中这样说道：在那种生死俄顷的当儿，居然有人幽默地提出了“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口号，传诵遐迩，人人听了都发出会心的微笑，这就是当时的实况写照。

随着抗战形势的明朗和日军的节节败退，日军对重庆及周边地区的轰炸持续到1944年底终告结束。“重庆大轰炸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重庆200余次，出动飞机上万架次，炸死2.3659万人、炸伤3.1072万人，伤亡人数总计5.4731万人，财产损失无计其数。”在潘洵看来，这段历史需要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