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日中和平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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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拍摄南京大屠杀纪实片的缘由
就在拍摄这部纪实影片的二十年前，我对南京大屠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甚了了，是带着满腹疑团去的南京。我们作为事前学习查找书籍时，发现既有大学教授及新闻记者撰写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著作，同时，否认南京大屠杀或歪曲事实真相的书以及大众杂志，也充斥于书店摊头。“有”还是“没有”的说法尖锐对立，使我更加想了解在南京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当时的现状，向原日本兵做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想首先到南京当地，从向中国的战争受害者们听取证言开始，展开我们的工作。
我们在南京从大屠杀幸存者口中听到的，几乎都是集团屠杀或者个别杀戮的残酷事实。另一方面，在日本，据称有近20万人之众参与了南京攻城战，可来自日本军将士的加害证言，却从未听说过。是因为在高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喧嚣声中不敢说出自己姓名，还是如战败时下令将所有材料烧毁一样，被上面的缄口令严令不得透露在南京所做一切的真相，所以没有证言呢？不管怎样，在亚洲各国，种种受害事实被揭露，而从当事者口中听不到在南京时的任何相关证言，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距今12年前的1997年10月，在市民运动各种组织的协助下，我们在日本国内六个地方（东京、金泽、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设置了为时三天的名为“南京大屠杀热线”的电话征集工作。电视和报纸也作了报道，共收到了130个电话。其中，有13个原日本兵送来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情况。我们一方面以掌握的这些电话信息为根据，同时也从各地方图书馆的战记、各联队各中队的军史以及战友名单中，开始了寻找原日本士兵的工作。
最初，我去日本兵家采访，只要说“请说说南京的事吧”，那些老人们就基本上缄口不语。后来我改变方式，说战争时你们经历了很多困难，把那时的辛苦经历讲给我听听吧。以这种方式，我对住在三重、奈良、岐阜、爱知、大阪以及京都的原日本老兵，一家一家地逐一进行走访调查。
在长江边向无处可逃的数千居民开枪扫射，把关押在好几个仓库里的市民集体烧死，以征召为名将妇女强行带走，类似的话题，如果问100个人，几乎都是开始说不记得，而有一半的人，问着问着就开始说实话了。而且，发生在同一个地点的事情，大家的话都是相同的。在别的地点发生的事，也都相似。这让我十分吃惊。我们到目前为止，一共向250名原士兵做了取证调查。在进攻南京的10个师团中，我们向第三（名古屋）、第九（金泽）、第十六（京都）、第六（熊本）师团及南京停泊所司令部等其他部队的将士做了取证调查。
在向原日本兵进行调查的同时，我们觉得向中国受害者作取证调查也非常必要。而且，我们也是采取的一家家走访听取证言的方法。1997年，南京的高中生有一个请大屠杀幸存者谈当年经历的暑假活动。说是南京市，比日本的行政区大好几倍甚至接近一个县（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的面积。日本也有18个学生参加了这次调查活动。我们拿到了这些调查报告后，把全文翻译过来，做了名单表和证言记录。因为是孩子们做的调查记录，记述大都比较简单，有些地方还有错漏。我们就以这名单为依据开始了调查。去哪些人家常常是先要咨询居民委员会。有时看到一些在公园或路边晒太阳的老人，就问人家“1937年时您在南京吗？”就这样，记录了不少新的证言。我们调查的范围，从南京城内外，一直到当时由上海一路打到南京沿途农村地区的受害者。最终一共采访调查人数达300人以上，听取并记录了他们的证言。因为对有些受害者我们是多次采访，所以如果按照人次来计算的话，那还要增加几百人次，成为一个庞大的数字。为了调查，我们到现在为止去过南京的次数，已达到60回以上。就在这样同时听取加害方与受害方证言时，发现对当时日本军实施残暴行为的实际情况（集团大屠杀、强奸、放火、抢夺等）的讲述，以及所说的时间、地点，有时常常会达到惊人的一致。
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对几乎所有人的录像、照片和音声，我们都做了保存。
在对加害方士兵作取证调查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为了我们的研究，寄来了自己的日记、当时战友会发行的战史影集，以及报社特派员写的战斗记、战斗详细报道的复印、勋章、证书之类的东西。很多这些珍贵的资料，就成为原士兵们关于南京大屠杀证言是真实事实的重要根据。我们把原士兵的记录，汇集为题为《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的证言集，2002年8月出版（日文版，社会评论社。中文译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2月）。因为是收集了加害者一方的证言，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2003年度的“新闻工作者会议奖”。被害者方面的证言集题为《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2003年由社会评论社发行出版（中文版2005年，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另外，我们以在日本国内国外进行调查得到的大量资料为基础，制作了58块大型图示版，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40个以上的地方举行了《南京·被封闭的记忆》图示版展览。
至于影像，我们从1997年开始拍摄的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影像记录（磁带）已经聚积了很多。
我们日中和平研究会的（林伯耀、松冈环为共同代表）南京调查队，从2005年开始请来了武田伦和导演作为我们南京调查队的影片制作。不管怎样，我们就想现在开始赶紧把已为数不多的证言者影像拍摄下来，于是，带上摄影机去追踪日本国内的和南京的老人们。那时年纪最轻的原士兵（志愿兵）也已86岁了。有些我们多次采访，为我们提供很多情况的老人，因为高龄而去世。有时我们和导演一起去采访一周前约好的老人，有的就在这期间去世，有的因为住院而无法说话。这种事情我们常常碰到。真的是时不我待。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为了能拍摄下那些将南京大屠杀真相对我们坦诚相告的原士兵的影像，奔走于全国各地，将拍摄下的影像充分利用的同时，也为制作纪实影片而倾注了很大精力。
我个人在20年前所抱的疑问，“在南京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这回就想通过影像来告诉大家。由这些亲身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加害与被害两方口中说出的事实，将唤起观看者什么样的感情？作为制作者，我们十分关注观众将如何接受，又是如何思考的。
2，关于“南京大屠杀”（因为在中国众所周知，此部分省略）
3，武田伦和导演的思索
“南京——被撕裂的记忆” 武田伦和
制作这部影片的契机，是我和松冈环的相遇，以及接触到他们到那时为止所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被害者、受害者的摄像资料。在松冈的著书《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中只能通过文字来阅读的加害士兵的种种证言，通过摄像资料，看到他们的身体动作、手势、声调高低，感觉到那些表情直接传导到自己的身体内部。对我来说，与这部影片的机缘开始也就仅此而已。而随着“南京大屠杀”一次次被提到、被拍摄，我开始感到震慑灵魂的冲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听了加害士兵、受害者的证言，唤醒了我的某种记忆。
这种记忆，是有关我的祖父的。祖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但常听父亲提起他的事。说是祖父平时性格平和，但只要一喝酒，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暴烈起来。父亲们想要让他安静下来，就问爷爷怎么回事。爷爷回答说，是自己杀死的中国人来找他算帐来了。
直到有机会拍摄这部影片为止，对于祖父的异常行为，我不过是觉得，爷爷在战争中肯定做过什么坏事。但是，松冈他们拍摄的录像中大量中国人受害者所陈述的南京大屠杀时活生生的经历，原日本兵的行为，就不仅仅是什么简单的“坏事”。我觉得我能感觉到，和作为同样参与了侵略中国战争的一介士兵的祖父，他在战后看到中国死者亡灵时所感受到的相同的恐怖体验和行为。当我自己端起摄影机，面对被害者、加害者，聆听他们的直接证言时，这种念头十分强烈。
当时，我们决定这部影片以南京大屠杀加害者与被害者双方的记忆为中心来拍摄。因为我们觉得，不管如何追加说明，没有比实际直接经历惨状的人们口中道出的事实更能说明问题的了。
我，就是和这部影片中那些为我们提供南京大屠杀事实真相的证言、原日本兵老爷爷一样的一个加害者的孙子。但我并不因为自己是加害方而感到悲观。只有加害方也行动起来，加害、被害之间被割裂的深深鸿沟，才有可能被填平。我带着这样一种愿望，想把这部影片赠送给大家。
4，作为编辑委员初次参加电影制作 松冈环
我个人，这20多年来经历了无数次南京大屠杀原士兵和被害者经历的听取调查。从开始集中调查的12年前起，我们就一直想要把所有证言者的动画影像、照片和音声记录完整保存下来。结果这些记录资料的量变得十分庞大。开始是想要留下录像的证言，我自己拿起摄像机拍摄。2000年以后，我们想找一个精通摄像与编集的人，这个人为了拍摄影像还得跟着我们一起访问被害者、加害者的家。可是，即使找到精通摄像的人，虽然有时都谈好了，但或者是只想拍加害者方面，或者是对受害者心情难以沟通，总归不太合适。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人，电脑编辑技术又不行，结果，一直没有理想的结果。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只好由外行的自己来拍摄时，我碰到一个久未见面的友人，提起了市民运动的话题，并且抱怨道：没有个合适的人替我们摄像，真伤脑筋。谁知友人立刻说，我倒有一个合适的人呢。他向我介绍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武田伦和导演。当时虽然还是个学生，已经在原一男导演的手下学习拍摄纪实片了。他曾经一头住进宇治（京都）的朝鲜人居住区，拍摄了在日朝鲜人第2、第3代的生活实况，做成了纪实影片。我一直想把老人们的状态最原始的拍下并保存起来，武田伦和加入到我们中间来，我觉得我们一定能拍出好片子。
那是四年前，我们匆匆忙忙和导演一起，对日本国内还活着的十几个原士兵，开始了拍摄工作。特别是对原士兵的取材，简直就像是和时间在打仗。我们原来已经拍摄积累了一些影像，为了制作纪实影片，还得增加这些人的表情、日常生活、家族的想法等等。可是，每次去采访，不是仅在几个月前记忆淡薄了，就是住院了不能再谈南京的事了。而我们又不能叹息坐等。一边抓住剩下的最后机会赶紧拍摄记忆尚且清楚的人，一边就眼看着这人日渐衰弱，明白这也就是最后一次了。这种情况我们不止一次地遇到。
其中最为遗憾的一次，是参加了南京战的同一中队的两位老人“时隔几十年想要见一面”，我们也都设法安排促成这次会面。总算把两头的时间都调整妥当，到日子我们去接那老兵时发现屋里的木头门关着。叫了好几回也没人答应。到附近去一问，才知道就在几天前，以93岁高龄遽然去世了。我们失望之极，垂头丧气，同时还得把这消息去通知给约好见面的另一原士兵出口。出口听了，只说了一句：是吗，死了啊。就一言不发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趁着出口尚且精神，赶紧拍摄啊。后来，那天出口和他妻子的生活的镜头还是被武田导演拍下来了。
有关南京的受害者的调查，因为我自己这几年每年都要去南京安抚性暴力受害者和其他大屠杀的幸存者，以及南京郊区的受害者调查，一年当中要去4、5回南京或其他遭受日军侵略的城市。当然武田导演和其他几位成员也都为拍摄极少数几位残存的被害者倾注全力。但现实是南京的情况也极为不乐观。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作为大人了解日军侵略占领南京时情况的，基本上都已去世。到2009年，还能讲述当年被害情况的都是80多岁的老人，当时不过10岁左右。被害方的证言者也越来越少。现在不留下影像，日后，无论是加害方还是被害方，都会从这世界上消逝。
本着这样的想法，我们用摄影机，拍摄了住在日中两国的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证言者的镜头。
影像的电脑编集工作，以武田导演为中心，证言及故事叙述，是由林伯耀、松冈环的编辑委员会共同讨论决定。尊重武田导演年轻人的感性，对南京大屠杀从加害和被害两个方面进行表现，这些事我们编辑委员会一个月中要开好几次会，反复讨论决定。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识活动只要继续着，在日本就会被说成是意识形态问题。特别是经常遭受到想要篡改历史的人们的诽谤中伤。有时人格受到严重伤害，有时被人破口大骂。他们有时闯到我的工作单位或者是我们集会的会场，进行威吓或是妨害，在网上遭受攻击也是家常便饭。唯有一条，为了不让人家挑出碴儿，我们对历史检证十分小心严谨。长年持续南京大屠杀调查的我负责全面的检查证实，林伯耀和华侨研究者们，则负责中国方面的证言检证和翻译。
今年，我们终于完成了为时数年的、以参加南京战的原士兵和受害人证言为中心的纪实影片的制作工作。影片没有加入说明性的解说和研究者的主张。只有直接经历其事的当事者的具体叙述，应该能打动观众的心吧。在日本国内否定历史事实或者篡改历史的风潮中，我们期待更多的市民通过观看由当事者来叙述的纪实影片《南京——被撕裂的记忆》，而思考“南京大屠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译文：高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