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それでも、日本人は「戦争」を選んだ』
作者:【日】加藤阳子
译者:章霖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丛书名:好望角
书号:978-7-213-09257-2
定价:69元
开本:32开
印张:10.625
页码:324
装帧:精装
编辑推荐
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战争问题研究第一人加藤阳子获奖作品,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前沿之作,出版畅销十年,已成为日本年轻人的必读经典书。
内容简介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直到二战战败,日本人缘何一次次走向战争?
作者介绍
加藤阳子,1960年出生于日本埼玉县,曾任山梨大学助理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研究员。现任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专攻日本近现代史。2010年,凭借《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获得第九届小林秀雄奖。
译者介绍
章霖,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历史学博士在读,师从加藤阳子,专攻日本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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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目录
序章 思考日本近现代史
中译本序
拙作《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于2009年在日本出版,正好是10年以前。10年时间里,这本书获得了为数不少的读者,实属荣幸。听闻浙江人民出版社将要出版发行本书的简体中文版的消息之后,我真是感到万分欣喜。
与此同时,因为在本书中登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让中国的读者们读到这本书,也让我颇感压力。2019年的中国,不仅是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达到第二位的经济大国,更是成功到达了月球背面的航天大国。虽然本书所讲述的历史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但是正如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所说的那样,“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对于过去的评价也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当下视角的影响。这本书已经有了整整10年的历史,希望接下来您将读到的内容,还不至于因为这些岁月而变得过时。
接下来,我想先说明一下写作这本书时的时代背景和意图所在。我写下这本书的2009年,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肆虐了一年多时间。虽然在这本书出版时,针对世界规模的经济不景气,各国都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然而,在这之后的2011年3月,日本又遭遇了东日本大震灾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到了2012年9月,因为日本突然展开对钓鱼岛的“国有化程序”,使得中日关系也变得极为紧张。因此可以说,写下这本书的2009年以及之后的数年间,日本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打击的同时,还面临着其他诸多问题。虽然其中不少问题都是因日本自己而起,但是确实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的所谓“安全感”开始被重新定义了。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当时就想到在今后的日本社会内部,围绕着日本近现代史以及日本的未来这些问题,恐怕会不断发生尖锐的对立和论争,而且这些对立和论争也会与日本的对外态度互相影响。事实上,日本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否认从军慰安妇、强制劳工、南京大屠杀等事实的反动潮流,以及针对首相“战后70年谈话”的评价等问题,确实都陆续发生了。
在本书的后记中,我写道:“我们在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的同时,总在无意识地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做出评价和判断。在评价或是判断当今社会的状况时,又会无意识地借用过去的事例进行类比,当进一步对未来进行展望时,同样会无意识地对比过去和现在的事例。
“在这些时候,年轻人的脑海中储存了多少可供类比的历史事实,对这些事实又进行了什么程度的整理分析,这些因素最终将会左右他们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判断。”
现在重新回顾这段话,我觉得依然如此。甚至可以说,对于初中和高中学生这样的年轻一代,抑或是年纪虽大,但是头脑还年轻的人们来说,越来越有广泛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也就是那些战争的历史的必要性了。
我这样想的理由,首先是因为刚刚所讲的,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人一样,2009年的日本人也在主观上产生了某种危机意识。另一个理由则在于,围绕着73年前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如今护宪与改宪双方正在展开激烈的争论。在序章的“战争与社会契约”这一节中,我提到了卢梭的理论。他认为,对于战争中的国家,其终极目标就在于改写敌国的宪法,也就是国家存续所仰仗的社会基本秩序。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就按照占领军的要求改写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天皇制,以新的《日本国宪法》与象征天皇制取而代之。
那么,为了讨论宪法的修改问题,就有必要把1945年8月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前提进行思考。在《朝日新闻》2015年春天进行的有关“日本开战的原因”的舆论调查中,对于“目前为止本国的追究与阐明是否已经足够充分”这个问题,尚有65%的人选择“还不充分”(《朝日新闻》2015年4月18日晨间版)。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那场战争还留有诸多有待解释和定义的问题。
刚刚我已经提到,这本书是为年轻人所写的。不过,对于过去日本利用日俄战争的回忆,来将“九一八”事变正当化这种做法,即利用过去战争的观念与历史,为新的战争进行背书的行为,是值得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警惕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太平洋战场上,日军既没有制海权也没有制空权,作为对手的美军则拥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但是,中日两国间于1931年之后在中国东北与华北平原上展开的战斗,则大部分是士兵之间面对面的杀戮。日军给中国带去的惨祸,自然罄竹难书,而很多日本士兵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战争神经症。近年来,吉田裕的《日本军兵士》与中村江里的《战争与心理创伤》等研究,很好地揭示了这些事实。
当时身在中国的日军士兵与军官之中,也有不少人对于中国有着很深的理解。日本从明治初年开始施行义务兵制,到1943年甚至废止了对于学生的暂缓征召制度。因此,像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学习研究中国文学的武田泰淳(1912—1976年)这样的人被征召进军队的例子,也并不罕见。
武田在他所写的《司马迁》的序文中,这样写道:“我对于《史记》的思考,始于昭和十二年踏上战场之时。在充满危险的战地生活中,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千古流传的古代经典的强大之处。那些在汉代写下的历史的世界,也让我有一种现代的感觉。当我思考着历史的严酷、世界的严酷,或者说现实的严酷之时,总是能在《史记》中找到一些参考或是根据。”
武田入伍之后被派往自己研究的国家——中国,他在那里重新认识了《史记》的世界和古代经典的力量。在战争期间,他写出了《司马迁》并成功出版。司马迁的《史记》完全着眼于政治中的个人,武田将司马迁这种对于世界的理解娓娓道来,意在与当时日本所信奉的“万世一系”的天皇神话形成对照。身处战争中的审查制度之下的知识分子,应该会很容易理解他的这番用意。
在经历了长时间战争的国家之间,居然还存在这样的关联性,我本人对于这一点也深感兴趣。在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就很难发现诸如武田与司马迁,或是竹内好与鲁迅之间的那种关联性。反过来,如果是英国人或是美国人,倒是有可能通过文化、艺术、音乐等媒介,与德国人产生相似的关联性。长久以来不断从中国学习文化的日本,在近代以后又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日本视角下的说明,希望中国读者也能有所了解。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学生,目前正在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学习日本近代史的章霖,他利用写作博士论文的宝贵时间,付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来翻译这本书。同时,也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为出版本书所做的诸多努力。这本书另有繁体中文版已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出版,不过,作为作者,我相信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这个版本才是最能正确反映我想法的中文“决定版”。
2019年1月听闻中国月球车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
加藤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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