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江安县，是我的家乡，是一座在长江边上的古老小城。抗战时期“国立剧专”（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迁至江安县，聚集了当时中国一批杰出的戏剧大家，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影视奇才。

现代著名剧作家、导演吴祖光先生就曾经写下一首献给江安的诗：

长江一线意情牵，

北望青青四面山，

四十四年寻旧迹，

几生修得住江安。

一九八五年十月于江安文庙

被称为“中国戏剧搖篮”的“国立剧专”300多位流亡师生从南京、长沙、重庆一路辗转迁至四川江安后，当地乡绅腾出文庙，作为剧专的临时校址。作为我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剧作家曹禺先生，在江安剧专担任教务主任和主讲教授时，就住在我祖父张乃赓的“乃庐”大宅里，祖父特意安排一套宽大的房间供曹禺居住和写作。曹禺一生有十多部享誉世界的剧作，而其中名剧《北京人》《蜕变》《正在想》等三部，就是曹禺先生在江安短短三年时间里，在我祖父家里完成的。在祖父家，曹禺还接待了远道而来的大作家巴金先生，两人畅谈六昼夜，商议将巴金的作品《家》改编为话剧。最终，一部洋溢着四川风土人情又有曹禺思想的《家》，在江安被曹禺搬上了舞台。后来大家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一致认为曹禺的旺盛创作期在江安。

“国立剧专”迁至江安后，使得这么一个川南小城，增加不小的文化气氛。众多戏剧大家的到来，更使得这么一个江边小城名声抖然大增。著名戏剧大家曹禺，原名万家宝，来到江安剧专任教时才二十多岁，在此之前已经写出《雷雨》剧作，在戏剧界已小有名气。在江安的日子里，除教学外，曹禺还创作剧本。他不断地将他听到、看到、感受到的东西都融于所编剧本之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和戏剧情节。《北京人》是曹禺在江安创作完成并搬上舞台的名剧，他写的虽然是北京人，但他的灵感来源，却是身边的江安人。有一次他在街上见到一个穿戴得衣冠楚楚，但走路姿势、说话腔调都很独特的“乡下人”，便一路尾随跟踪观察。谁知这个被曹禺尾随的人叫黄久安，是江安一个大地主，他误把曹禺当成“土匪”，飞快跑进一个小巷子里的亲戚家求救，待亲戚一家“杀将”出来，才发现是剧专的“万先生”，他是在观察人物呢！曹禺当年在剧专除主持教务工作外，还要上课讲学，只能靠闲暇时间创作。有一次，曹禺从家里到学校的路上，他一边构思创作一边匆匆行走，撞上路边一根木桩，他误以为撞上行人，赶紧鞠躬道歉，直喊对不起，引得一旁路人哈哈大笑，他这才发现自己出了“洋相”。

附：曹禺在江安的“乃庐”故居外景，曹禺在“乃庐”的创作室，曹禺在“乃庐”与巴金见面三张珍贵老照片，以及三张早期江安的街景。

吴祖光无疑是二十世纪，从“国立剧专”走出来的最具传奇色彩的著名学者、戏剧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一九三九年，二十多岁的吴祖光随国立剧专来到江安，任学校国文和戏剧教师。同时他还协助其姑父、著名戏剧家余上沅（国立剧专校长）做校务管理工作。在当时的教师团队中，吴祖光是年轻的一位。他从一个年轻小伙到戏剧家的蜕变，就是在江安国立剧专“辅导”、熏陶、修炼下完成的。

在江安，吴祖光在老县城东街租了一间小平房，紧挨着戏剧大师曹禺住的“乃庐”大宅的家。期间，话剧创作上受到了剧专校长余上沅、曹禺等戏剧大家的帮助。江安，这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曾在抗战期间接纳了许多钟情艺术的莘莘学子，吴祖光就是其中之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吴祖光在江安边学习边创作，先后创作出了话剧《正

气歌》《凤凰城》《风雪夜归人》，随后又创作了话剧《闯江湖》、评剧《花为媒》、京剧《三打陶三春》等家喻户晓的作品。

一九八五年十月，曾在江安国立剧专工作和生活的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和曾经的剧专学生、当今的中国现代戏剧大师一行数人，回到养育过他们、令他们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江安，怀着激动感恩的心情，吴祖光先生即兴

挥毫写下“几生修得住江安”的诗句：

长江一线意情牵，

北望青青四面山，

四十四年寻旧迹，

几生修得住江安。

国立剧专落户江安，对于这么一个远离都市偏僻闭塞的川南小城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特别是国立剧专安置在江安文庙办学，当地著名的宿儒黄荃斋先生就称赞为：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和谐相处的典范。江安的山水风物滋养了国立剧专，因此江安也被誉为“中国戏剧搖篮”。当今曾经活跃在中国戏剧电影界的许多知名人物，当年都曾在江安剧专任职或学习。曹禺担任剧专的教务长，焦菊隐、洪深、吴祖光、马彦祥、张骏祥、黄佐临等都在这里执教，《骆驼祥子》的导演凌子风，著名导演谢晋，原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戏剧理论家刘厚生，著名演员张瑞芳，著名演员、谐剧创始人王永梭等，都是当年江安剧专的学生并从这里毕业。谢晋还在一次课外活动中，与邻校县女中的校花、一位江安本地女子认识并暗生情愫，最终结为秦晋之好，成了入赘江安的女婿，而成为一段佳话。国立剧专在江安六年，是剧专完整教学时间最长、生活最丰富、最出成果的黄金时期。曹禺在江安完成了他的传世名著《蜕变》《北京人》的创作，以及对巴金小说《家》的剧本改编；吴祖光的《正气歌》、杨村彬的《清宫外史》也是在江安写成。从一九三九年起，剧专共演出剧目241个，其中在江安就上演了144个，平均每年40多个，每月都有3台以上剧目的创作与演出。为解决青年学生伙食上的问题，也解决一部分当地老百姓的实际困难，校长余上沅和一部分老师提出了“凭物看戏”的主张。学生和老师们利用星期天在文庙剧场演出，观众拿食物或者蔬菜都可以入场观看。江安的观众也非常理解流亡师生的艰苦，热情支持这一活动，有的拿几个热馒头或几个萝卜几颗白菜，有的拿鸡、拿肉或几个人合伙宰只羊，大大超过了票价，有的农民甚至拿了几双自己打的草鞋来看演出，不仅支持了剧专，同时也“饱”了眼福，整个剧场上上下下气氛热烈和谐。

 附：谢晋在江安剧专及与徐大雯的新婚照

江安国立剧专的众多毕业生中，谢晋无疑是国立剧专培养的众多戏剧影视人才中的佼佼者。谢晋电影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电影的民族魂。他的电影特别关注民族的命运，代表着不同时代的变革，让观众看到当时人们很真实的生存状况和时代的意义。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电影：《女篮五号》《舞台姐妹》《大李小李和老李》《红色娘子军》《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鸦片战争》等等，都是广大群众记忆犹新的经典作品。谢晋从小对戏曲有着浓厚的兴趣。谢晋在上海读高中时，业余时间就曾参加过由于伶等人支持的学生戏剧活动，在多幕剧《岳云》中扮演岳云。1941年高中毕业时，他坚定地报考戏剧学校，尽管父母坚决反对，但谢晋还是义无反顾地奔赴四川，考入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受到曹禺、焦菊隐、马彦祥等老师的教导和培育。1943年谢晋主动辍学，跟随马彦祥、洪深、焦菊隐前往重庆中国青年剧社工作，在《少年游》等戏中担任剧务、场记和演员。1947年他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专业复学，1948年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导演系毕业。虽然在江安的时间不长，但对江安却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同学们回忆说，谢晋年轻时人高马大，长得非常帅气，常常为同学打抱不平，女同学说他是“护花使者”。国立剧专史料江安陈列馆馆长张毅说道，谢晋在江安国立剧专活剧科学习时，还邂逅了自己一生的挚爱徐大雯。当时江安人徐大雯在江安女子中学初中部求学，两个学校只有一墙之隔。谢晋老年时期每每回到江安，都深情地说自己是“江安的女婿”。不仅如此，谢晋和后来的许多文化名流都是在江安第一次登上舞台，开始自己的戏剧人生。

谈到国立剧专，就不得不谈剧专校长余上沅，他是一个不为人们熟悉的中国戏剧教育家、理论家。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直赴南京，全力于筹建国立戏剧学校（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之一），从选定校址，制订章程，聘请教职员，组织戏剧专家在京、沪、宁、汉四地招考学生，他将话剧形式引进来，创办了当时中国第一个戏剧方面的高等学府，即国立戏剧学校。余上沅非常推崇恩师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他公开提出“自由办学，不拘一格，网罗贤能”，宣称“学校是艺术之宫，此间不谈政治”。余上沅主持戏校十四年，确实是在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他先后罗致了一大批不同流派，不同色彩，又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曾在这所“当时戏剧最高学府”任教六年，并担任过教务主任的曹禺，五十多年后忆及当时的情景，“心潮仍为之澎湃”。他说：“校长余上沅先生学术思想较开明，延聘了一批进步教师，师资阵容堪称第一流，且能各展所长，校长不加干预，使教学质量得以保证，学生从而受益匪浅”。

学校创办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颠沛流离、几经辗转，最后于1939年4月8日迁定于四川省江安县。然而现实是严峻的，即使逃难到了川南小城江安县也不得安宁。江安县是长江上游南岸的一座偏僻小县城，城里人口很少，读书人更少，思想很闭塞，国立剧专迁来时，男女学生在街上并肩同行也会引起惊奇的目光和责骂声。余上沅为了学校的生存，不得不曲意与他根本不屑一顾的土豪劣绅们周旋。为打开局面，作为一位平民出身的教育家和艺术家，余上沅念念不忘“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他大声疾呼：“乡下人需要教育，需要文化，需要戏剧，需要得很急迫”“乡下人不容易看戏，我们必须把戏剧送下乡去”。并且身体力行地付诸实践。在江安期间，除了教学和演出（看演出还实行“凭物看戏”的办法），余上沅还组织师生，不定期举办平民夜校、妇女识字班、妇女小工艺厂、儿童歌咏队、壁面展览等，把辅助社会教育作为剧专的宗旨之一，把江安的文化氛围搞得很浓厚，真正把戏专融入到社会之中，从而为这个千年古城增加了新的人文内涵，给江安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江安人提到国立剧专提到余校长都赞不绝口、念念不忘。

这里简要谈谈江安国立剧专与我们家的渊源。国立剧专落户江安，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各级组织十分关心，中共江安地方组织为国立剧专落脚江安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据在抗战初期担任中共江安县委负责人之一的张安国（我的大伯）回忆：在剧专迁来江安前后，上级组织十分关心剧校，做了许多工作。剧校在迁至江安前就已经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为方琯德。剧校党的关系还是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到泸州检查泸县中心县委的工作时，亲自把整个剧校支部转到中心县委，后来再由中心县委转到江安，由江安县委统一领导。剧校党的关系转到江安后，县委分工由我（张安国）和他们直接联系。方琯德参加了县委工作，任县委青年委员兼剧校党支部书记，剧校支委还有刘厚生、高衡等。剧校中已有蔡松龄、邓宛生等10多名中共党员。江安县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对剧校以及教职工的住宿等问题，都作了妥善安排。当时我父亲张乃赓（我的祖父）是江安县参议会议长，同时也是中共的统战对象。党组织通过他的关系，说服了江安其它人，把江安的文庙借给剧校，为了安全，还将万家宝（即曹禺）安排在我们家里。曹禺住进我祖父家后，与我们一大家关系十分融洽、情深谊厚。曹禺亲自为我堂哥和堂妹分别取名为（张）邦炜和（张）邦宠，曹禺还开玩笑要招邦炜为女婿……。

我父亲张安汶当时在外参加抗战，不住在家里，但曹禺仍然了解，因此解放后我父亲去拜访曹禺时，还受到热情接待。国立剧专进驻江安六年有余，剧专师生的抗战艰难岁月主要在这里渡过。剧专师生直至晚年，江安仍然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张雁留言：母校育我成才，江安养我成人；谢晋挥笔：铭记剧专母校哺育恩，难忘江安乡亲鱼水情；吴祖光诗云：长江一线意情牵，北望青青四面山，四十四年寻旧迹，几生修得住江安；曹禺对江安始终一往情深：我们喝过江安的水，吃过江安的粮，忘不了江安人民对我们的恩情。江安，这个川南小县城从此被誉为：中国戏剧搖篮。江安人以此为荣，国立

剧专和曹禺已成为江安的文化名片。如今，江安已斥巨资要恢复国立剧专旧址，等江安国立剧专旧址全面恢复后，欢迎国内外的亲朋好友再来江安欢聚。（本篇文章内容，大部取自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邦炜的资料，在此表示感谢）注：照片是我父亲及邦宠夫妇与曹禺在北京合影。

从网上收集到几张国立剧专（后为中央戏剧学院）“前世今生”的照片后，感慨万千按捺不住总想一吐为快。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時期，热情纯朴的江安人民张开双臂，接纳了国立剧专300多名流亡师生，经过多方协商让出近8000多平方米的文庙，让师生们有个立足之地，作为他们能稍为安稳地生活学习的地方，这也是实践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谐相处。是江安的水，江安的粮，江安人民的深情厚谊养育了这批师生，保存了中国这支戏剧的“火种”。江安国立剧专聚集了当時中国的戏剧精英，有个立足之地“安营扎寨”后，从1939年起，国立剧专几百名师生在江安文庙一住就是六年，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影视戏剧人才。1946年国立剧专返回南京，在南京薛家巷（双龙巷）重新筹建，7月得到正式任命，9月开始招生，10月就开学了。国立剧专得以发展与戏剧大家余上沅先生可谓是密切相关功不可没，余上沅先生从1935年国立剧专成立之初，直到1949年离开，在校长位置上呕心沥血长达14年之久。他的用人之道也是剧专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江安国立剧专，余上沅聘请戏剧大师曹禺担任教务主任兼主讲教授，两人关系非常密切，配合相当融洽；而吴祖光则是余上沅的秘书，余上沅培养他从一个大学未毕业的小青年，直到变为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曹禺和吴祖光都在江安创作了不少的传世剧作，江安国立剧专真正成了名符其实的“中国戏剧搖篮”。余上沅先生于1949年离开国立剧专后，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而曹禺先生则在1949年12月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以及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一同合并的“中央戏剧学院”，从1950年至1966年担任副院长，“文革”结束后从1979年至1996年担任名誉院长；而吴祖光则在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又在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研究院任职，后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

下面第一张照片是抗战時期国立剧专江安校址正门（文庙）；第二张照片是国立剧专南京旧址（薛家巷）；后面几张照片分别是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的大门、校园和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