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魂，作者：李浩然 张瑜 高扬，责任编辑：白雪

在抗日战争中，曾涌现出很多英雄人物。有一家三兄弟，他们都是留学日本顶级名校的高材生，而后都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抗日斗士，在抗日战争中各展所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三兄弟，一位是文化界的抗日代表人物厉麟似，一位是抗日爱国名将厉尔康，另一位是战地救护的“领军人物”厉绥之。三兄弟同心协力，谱写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段轰轰烈烈的抗日传奇。

与日本的深厚渊源

晚清金石篆刻大家厉良玉肖像（图片来源及版权：中国网）

厉家三兄弟本与日本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的父亲即是在日本享有盛誉，影响了日本近现代印学和书法的晚清金石篆刻大家厉良玉。厉良玉曾参与创办西泠印社，是中日文化交流与民间外交的先驱，作品在日本备受推崇。他与日本诸多艺术名家都是好友。河井荃庐、长尾甲等日本汉学家都曾从其学习篆刻艺术，并藏有厉良玉的篆刻珍品。日本全面侵华后，日军曾大肆搜刮厉良玉的作品，并将其悉数运往了日本，可见厉良玉当年在日本的名声之大。厉家三兄弟的高高祖、清代大文豪厉鹗也是一位在日本享有很高声誉的中国人，对日本的文学和词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厉鹗的作品影响了日本的很多文学大家，包括明治词坛两豪高野竹隐和森槐南。高野竹隐还效仿厉鹗“以诗论词”，开创了日本词坛的先风。经历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当年在教育、军事、医学等领域均为世界领先。厉家三兄弟都曾赴日求学，在日本顶级名校接受高等教育，名列当时的《日本支那名人录》中。厉麟似毕业于在日本以少人数精英化教育而闻名的顶尖私立名校——上智大学，学习教育、军事和语言。厉尔康毕业于在当时日本享有极高声望和影响力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步科生，与孙传芳、阎锡山为同学。厉绥之则毕业于日本金泽医科大学和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归国后成为中国第一代西医。据统计，二战时期中国的汉奸当中，有留日经历的占到总数的30%以上，居于首位。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有一份编印于1941年6月的《中华留日学生同学会同学录》，这份同学录共有693人，竟全部都是汉奸，且均在汪伪政府任职。尽管厉家三兄弟与日本素有渊源，但在民族危难关头，他们毫不犹豫地坚决站到了国家和民族一边，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殊死的抗争。

厉麟似：抗日战线上的一位传奇人物

厉麟似（图片来源及版权：上海外国语大学）

享誉国际的抗日儒将厉麟似是中国抗日救亡的思想领袖，被称为“中国的圣雄甘地”。抗战期间，他以其自身的影响力，借助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与景星学社等国际组织，以及自己长期以来与欧洲各国外交界、新闻界、军政界、学界等欧方人士保持的友好关系，为中国抗战有效争取了更多国际社会的支持，并为中国外交赢得了更大空间。湖南省政府新闻办主办的红网曾有这样一段评述：“‘中国甘地’厉麟似在抗战期间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影响了国内外大批文化精英，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开展救亡运动，积极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用过人的才智和勇气，与侵华日军进行着一场场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的斗争，对抗日战争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常州日报》亦撰文道：“中国甘地厉麟似，文教护国，避实击虚，誓拚热血固神州。”《齐鲁晚报》称：“厉麟似手无寸铁，却让日军对他又敬又畏。”《上海日报》则撰文道：“厉麟似博士是上海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从国际社会争取了很多支持和资源来对抗日本的侵略行径，为捍卫民族和国家的尊严不惜牺牲生命。”

的确，厉麟似确实是一位抗日战线上的传奇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曾与顾维钧齐名的外交家，一位与孔子一同位列“影响中国历史的十位教育大家”的教育家，一位精通德、日、英、法等六国语言的语言学家，一位学界领袖和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奠基人，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学家。他为中国抗日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抗日军队主力“德械师”的创建者之一。作为沟通中国高层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桥梁人物，厉麟似对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的存续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与朱家骅几经曲折，最终促成了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将军的来华并同意担任在华德国军事总顾问。厉麟似还以景星学社的名义译介了大量日德军事著作。他的军事研究成为中国抗日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依据。如，他是《国防论》一书隐形的第二作者。《国防论》中有不少内容都是厉麟似这位低调的军事翻译家襄助蒋百里完成的。再如，塞克特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一个军人之思想》的官方中文译本即是由厉麟似主持翻译的。塞克特向中国政府提交的著名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也是由厉麟似以景星学社的名义翻译成中文的。中国军队据此组建了“德械师”。“德械师”作为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参与了整个淞沪会战及随后的南京保卫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厉麟似处事十分低调，居正不居功。他的军事研究成果及所翻译的大量军事著作，多数都没有署名，即便是蒋介石授命翻译的《一个军人之思想》这本书，他也只是署了一个笔名——厉零士，意为无功之士。对于厉麟似的低调内敛，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曾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八个字来概括和评价。

一贯谦谨低调的厉麟似还是抗战期间秘密进行的文物抢救保护活动的中坚人物。他是“文献保存同志会”背后的实际策划者与支持者，从日本与日伪政府手中为国家抢救出大量民族文献和珍本古籍，使这些“国宝”免遭日寇劫掠损毁或流失海外。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少善本古籍都毁于战火，侥幸留存的也因书主迫于生计而多流入上海旧书肆，使上海成为各方势力收购古籍的角逐之地。为了不让珍本古籍落入敌人之手，厉麟似联合何炳松、郑振铎等几位仍坚守在上海的文教界有识之士一同挑起抢救华夏民族文献的历史重任。厉麟似明智地提出，抢救民族文献，仅依靠个人或民间组织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动用政府的力量，但不宜让政府直接出面，而应以私人或民间组织的名义对民族文献进行搜购抢救，以避日敌耳目。他与同在上海暨南大学工作的两位好友、同时也是景星学社成员的何炳松和郑振铎商议，由郑振铎等几人出面，成立一个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由他和景星学社背后提供支持，向政府争取拨款和政策。在厉麟似等人的努力下，他们从朱家骅和陈立夫那里争取到了关键性的政府拨款，教育部还特密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和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潜入上海，协助他们开展搜救工作。依靠其自身和景星学社的影响力，厉麟似还争取到了文化界更多爱国志士一同加入到他们保卫民族文化的战线。借助景星学社、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和商务印书馆，厉麟似等人在上海冒着生命危险以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名义为国家抢救了大批民族文献。据清华大学校史馆等资料，他们所抢救的典籍中，仅善本就达4000余种，是当时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入藏善本数十年的总和；今日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几乎都是他们那时搜救的。抢救古籍的整个过程，厉麟似始终默默而为，事成之后他也从未居功，而是将功劳都让给了他的几位好友。

景星学社由厉麟似于1921年在德国创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非政府国际文教组织，也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国际学术组织，被周恩来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帜”、“古为今用，西为中用的典范”，被蔡元培誉为“贯通中西文化之第一名社”。台湾著名的“景星勋章”即是源于厉麟似与其所创办的景星学社。在国际联盟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景星学社1931年由厉麟似迁回中国，社址曾设在南京成贤街43号教育部和玄武区四牌楼2号国立中央大学，由蔡元培担任名誉主席，德、奥、瑞、英、法、美六国驻华公使和国际联盟文化合作组织代表等担任顾问。卫礼贤、林语堂、陈寅恪、徐悲鸿、厉绥之、陶行知、梅兰芳、徐志摩、厉良玉、沈钧儒、陈叔通、马叙伦、施承志、罗家伦、何炳松、郑振铎、邹韬奋、程天放、蒋梦麟、胡适、蒋作宾、厉尔康、孙科、周鲠生、傅斯年、张大千、田汉、唐丽玲、卫德明、蒋复璁、梁实秋等国内外很多具有较高声望的学人都曾是景星学社社员。1949年，早已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堕落看不下去的厉麟似，拒绝了蒋介石的赴台邀请，在周恩来的挽留下留在了大陆，景星学社也随他一同留在了大陆，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贡献力量。虽然厉麟似曾一度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并得到国际联盟的支持，但其所创办的景星学社既非政府官方机构，也非国际联盟附属文化机构，而是一个非政府国际文教组织。作为厉麟似创办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景星学社在译介日德军事著作、抢救民族文献、开展国民外交并为中国抗战争取更多国际社会的支持等方面均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景星学社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中西方思想文化史和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中西两个世界的思想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易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金石书画和音乐戏曲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以及中医药学都是通过厉麟似与景星学社最早为西方主流知识界所接受并产生实质影响的。西方世界的第一本专门研究汉学的专业学术期刊——《汉学》也是由厉麟似通过景星学社创办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曾评价道：“厉麟似先生所创办的景星学社为那些对东方文化怀有兴趣的西方学者们开启了一扇窗，使我们受益匪浅。我创建中国学社的想法就是源于厉麟似先生和他所创办的景星学社。”景星学社在民国时期国民外交与文化外交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篇章，为当代中外文化交流事业开辟了道路。

作为具有较高声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厉麟似被邀请担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后又受邀参与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创建，并筹建德语专业。他为新中国德文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外语人才。他于1970年10月在上海逝世，终年74岁。

厉尔康：为抗日作出重要贡献的顶尖专家

厉尔康（资料图片）

厉麟似的仲兄厉尔康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军人的代表，著名军事家、军事教育家，也是一位抗日爱国名将，抗战期间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位主要将领，为备战抗日战争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厉尔康因不愿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同流合污而辞职退出军政界。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受李济深之邀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并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他还向毛泽东主席上书，提出十项关于新中国建设的建议，并对台湾回归祖国，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

厉尔康曾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并在日本军队中训练近六年，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后又多次赴日本考察军事，是中国近现代日本军事研究方面的顶尖专家。他提前预测出了日本将会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并为备战抗战积极建言献策。其《国防与物资》《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民国十四年十月参观日本秋操报告》等军事著作为抗日战争的准备奠定了重要基础。厉尔康早于1916年即开始在《兵事杂志》上发表关于日本军事研究的文章，并于1926年在《兵事杂志》和《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一书中准确地分析出“日本政府一面缩军，一面却缩短兵役年限以加快训练预备兵，是明显的扩军动作。”他1926年即预言出日本将会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积极建议国民政府提早进行备战准备，并提出若与日本开战，这样的现代战争需要举全国之力，且将是一场“长期战”和“持久战”。他吸收总结了日本在青少年军事教育、兵役、军事战术、军需工业的动员和民营及军用航空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将之介绍到国内，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的弱点是过分迷信“大和魂”三字。他还强调了要特别关注日本对于化学武器的研究，并建议国民政府仔细研究。他于1928年译著了《毒瓦斯及毒烟》一书。该书是国内较早全面介绍和研究化学武器的著作。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禁用化学武器，但厉尔康直言：“毒瓦斯之威力甚大，且能补火药之不足……欧美列强目今仍借口研究矿坑防毒之法，竭力进行，其居心如何，已昭然若揭。”正如厉尔康所预料，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果然使用了化学武器。作为军事教育家，厉尔康曾培养出很多优秀的抗日将领，如抗战时的主要将领陈诚等。

厉尔康一直主张坚决抗日，并作为主要将领全程参与了抗日战争。抗战期间，他曾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参议院院长。这期间，军事委员会是中国战时最高领导机构，是事实上的战时政府，而军事参议院则是政府最高军事咨议机关。他曾言，抗日战争时期，正是我们身为军人，为了祖国应该各尽所能，争取胜利的时候，无论如何困难，也要坚持下去。

厉尔康还是中国现代国防理论的重要先驱人物。其著作和军事思想影响了蒋百里、俞大维和阎锡山等一批抗日高级将领。厉尔康的一部分军事思想体现在其所著《国防与物资》一书中。他于1927年完成的《国防与物资》是中国最早全面介绍和论述国防与各类重要物资资源军事战略关系的军事著作，比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国防论》早10年。关于蒋百里1937年在《国防论》一书中所提出的“抗日持久战”问题，厉尔康早在1916年就在《兵事杂志》第30期的《论说：吾人于欧战所得之用兵新法》一文中有所论述，并在1926年的《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一书中有进一步的论述。在写作《国防与物资》一书过程中，厉尔康费了不少心血，因为当时国内各方面的资料都非常少。因此，厉尔康自称《国防与物资》是一本“未能完备”的书。而蒋百里1927年读完这本书后，却大为赞叹，并为该书作序推荐。蒋百里在1937年出版的《国防论》一书中很多思想和内容均源于厉尔康1927年的这本《国防与物资》。1931年，时任国民政府兵工署副署长的俞大维在仔细研读完厉尔康的《国防与物资》一书后对之也十分推崇，和人推荐这本书说其中提出的理论和主张是“根本办法”，极具重要性，非常值得一读。厉尔康通过这本书率先提出了国防方面的一些重要主张，如国家在国防上所用军器物品必须独立，要独立必须先发展重工业，国防上的重工业，最重要的是钢铁、煤、石油，此外还讲到枪械的制造，化工原料的应用，物品规格的统一等。厉尔康曾亲自登门，建议兵工署提早进行兵工方面的备战准备，并向南京国民政府建议设置科学院，先行研究军用物资的发明和制造。1933年俞大维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他在抗日战争期间领导兵工企业，为中国军队提供了重要装备支撑，建成了一定规模的兵工生产和研发体系，被誉为中国的“兵工之父”。厉尔康的军事思想对其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而抗日主要将领阎锡山关于国防的主要主张也是源自同班同学厉尔康于1927年所提出的军事思想。

作为拥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功底的军事专家，厉尔康提出了很多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军事观点，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如对一些军事前沿问题、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用兵法、各兵种的使用以及化学武器等问题的研究。他特别指出，今后的军事战争中不能只恃攻击精神，而是要在国家和社会等层面改革，这样才能适应现代战争。厉尔康因此提出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军事改革方案，并撰写了大量的内部报告。据《民国乎？军国乎？：第二次中日战争前的民国知识军人、军学与军事变革，1914－1937》一书，厉尔康提出的军政令一统，实行征兵制，更新军备和训练，奖励研究，发展工业，兵器生产独立，以及从外国学习最新军事科技等建议，在奉系控制下的东北和国民政府时期均被部分地实现。不过，厉尔康认为，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议并未得到国民政府的足够重视，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在20余年前提出的关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主张，在第一个五年规划里就得到了体现。

此外，厉尔康还是一位日本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军人的代表。他出身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香世家杭州厉氏家族，博览群书，后留学日本多年，毕业于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本陆军中受过正统的严格军事训练，并在清政府组织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中以优等成绩奉上谕被授予陆军步兵科（武）举人。后曾一度兼任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军事期刊《兵事杂志》主编和日本文化研究的权威机构景星学社社员。厉尔康与其弟弟厉麟似以景星学社的名义撰写了大量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报告，使得景星学社成为民国时期日本文化研究的标杆，引领了近现代日本文化研究。

1951年至1962年间，厉尔康撰写出了《从满清的兵制说到禁卫军的消长》、《浙江光复的回忆》、《回忆蒋介石与何成浚》、《一个中国的退役军人正告美国及美国友好各国的军民人士书》等较有影响的文章。他于1967年在上海逝世，终年79岁。

厉绥之：战地救护的“领军人物”

厉绥之（图片来源及版权：浙江大学）

厉尔康的兄长、“中国西医学教育之父”厉绥之，在抗战期间主动扛起了救治抗日伤员的大旗，是当时战地救护的“领军人物”之一。厉绥之是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名医，是我国第一代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先驱。他是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医学院浙江医科大学的主要创始人和浙江第一份西医药学术杂志《医药观》的创始人。作为景星学社的重要成员，厉绥之与其弟弟厉麟似携手，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同将大量中医医案、中医古代文献和方药等译介到了西方世界，使得欧洲知识界开始对中医药、中国古代的人体观与宇宙观、经络与脏腑的理论学说以及中药方剂的配伍标准等逐渐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和了解，开启了中医药国际化的进程。他还曾担任民国时期的浙江陆军医院院长并被民国大总统授予“陆军一等军医”。

高质量的战地救护和后勤医疗保障对于争取战争的胜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抗战时期，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威望、专业水平最高的军医之一和红十字会的重要成员，厉绥之肩负起了战地救护的重任。当时极其缺乏战地医疗服务和战地医护人员，士兵一旦负伤，最大的希望便是由同伴背下战场，大部分重伤员在到达伤兵收容站的路途中就已经死亡。而更多时候，一场战役结束，大量的伤兵被遗弃在战场上，听天由命。在这种情况下，厉绥之不顾自身安危，冒着枪林弹雨，倾尽全力投入到战地救护工作中。他开办了多家伤兵医院，救治了大量的爱国将士，为减少伤亡，恢复中国抗日军队战斗力，巩固战斗意志，并争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曾写道：“枪林弹雨之中，骨肉横飞，肱股断折，或尸横遍野，或伤病满车。伤心惨目，有如此者，是诚深有赖于红十字会之救济于战争中也。……本博爱慈善之心，根株于一视同仁。四海弟兄之人道，以牺牲其一身一家而尽瘁于是。所为战争道德之施于实地者，即红十字会之事业，与孔子倡仁爱之道……同一仁慈主义也。”怀着一颗慈善仁爱之心，厉绥之用自己高妙的医术、在医疗界的影响力和卓越的领导力，为战场上的抗日爱国将士们筑起一道庇护生命的保护屏障，被浙江大学赞誉为“乱世浮萍中不为名利羁绊的清风傲骨，战火硝烟中一心救人济世的侠之仁者”。

厉绥之与鲁迅是刎颈之交。他们曾同舟进京赴考，并一同考取赴日公费留学生，一同赴日，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同班同寝室。厉绥之后又接受了鲁迅的意见，一起学医。鲁迅关于遗传学方面的医学毕业论文就是厉绥之帮他写成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厉绥之作为知名民主人士受邀担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期间留下了一些关于鲁迅的回忆文字，并撰有《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一文。这些文字成为后人研究鲁迅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被收入《高山仰止：社会名流忆鲁迅》、《活的鲁迅》、《人间鲁迅》、巴金著《鲁迅回忆录》、《鲁迅回忆录：散篇》、《鲁迅生平史料汇编》、《鲁迅在日本》等书籍、文献和教科书中。1975年，厉绥之于上海病逝，享年90岁。

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华民族涌现出了不少杰出人物，他们有的誓死御敌，有的运筹帷幄，还有的与敌人斗智斗勇。然而，无论是那一种，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值得被后人铭记和敬仰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