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问题引起国际舆论对日本的强烈反对，中国、朝鲜、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的政府和人民纷纷谴责日本政府。……众所周知，历史教科书亦称历史课本，是根据各国政府的意志，根据教学大纲编写的历史课本、讲义、讲授提纲，担负着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下一代的重要任务。
日本右翼分子既然硬着头皮不看事实，否认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图谋推翻东京审判，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主张向海外派兵，就必然处心积虑地篡改历史教科书，以日本右翼思想培养日本下一代。这必然引起中国和亚洲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国家的人民的强烈愤怒。为维护世界历史的真实性，为揭穿日本右翼分子用他们那套宣传侵略思想的教科书教育日本下一代的险恶用心，亚洲许多国家广大人民不得不站出来谴责日本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与日本右翼分子进行尖锐的斗争。
大多数日本人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之害，不少人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处于死亡与饥饿的水深火热之中，因而他们对那场侵略战争深恶痛绝，经历过战争的大多数日本人，对于未能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扩张和发动侵略战争而感到内疚。出于这种反省，他们进行了历史上的清算，特别是有正义感的学者，为了使日本人正确认识历史，总结教训，在战后初期编写出一批正确反映史实的教科书，以尽到教育后代的责任。另一方面，日本投降后，在世界民主势力的有力推动下，驻日美军总司令部根据《波茨坦宣言》和《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的基本精神，针对过去的军国主义教育，下达了四条指令，命令修改教育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传播军国主义及超国家主义思想。日本当局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取消鼓吹天皇制及军国主义的教学内容；将中央集权制的教育制度改为地方分权制的教育制度；缩小文部省权限，使其由监督、统治转为服务，规定文部大臣由教育家担任，导入教育委员会制度；改"国定教科书"为"审定教科书的自由选择"；停讲修身、日本历史及地理等鼓吹侵略战争的课程；驱逐教师中的军国主义分子；禁唱"君之代"歌，禁止奉拜天皇御像和遥拜皇宫等活动；废除《教育敕语》，制定战后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等。
但到50年代初，美国出于冷战政策的需要，开始支持日本右翼势力，于是右翼文人及官僚闻风而动。第一个跳出来的是文部相天野贞佑。他以文部省的名义要求升"日之丸"旗，唱"君之代"歌，主张仍以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为战后日本人的道德准则，力图恢复修身课。这些主张因遭到日本教职员工会的反对而未果。
1958年岸信介上台后，任命滩尾弘吉任文部大臣。
这滩尾弘吉被称为日本右翼元老政治家、亲台派的"总司令"。他1899年12月21日生于日本广岛县，1924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入内务省任职。历任内务省秘书官和官房会计课课长、生活局长、卫生局局长、地方局局长、大分县知事、内务省次官。战后历任文部大臣、厚生大臣、自民党总务会会长、众议院议长、自民党顾问等。
滩尾弘吉在日本政界有一定影响，如在1976年三木内阁时代，自民党内的福田、田中、大平派联合进行倒三木活动，双方对抗纷争不已，最后由滩尾出面收拾事态。他联合椎名悦三郎调停纷争，提出了"由三木召集临时国会，在会后三木下台"的"滩尾设想"，声称若三木不接受这一建议，他将决心辞去自民党总务会长之职。结果三木辞职交由福田赳夫接替组阁。滩尾、椎名和前尾繁三郎时常聚集交换意见，被称之为"三贤人会"，他们的见解颇受自民党各派重视。
滩尾弘吉作为日本右翼政客一贯亲台反华，极力阻挠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多次率团赴台活动。
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滩尾派玉置和郎于1972年8月访台，与台湾当局密谋策划破坏恢复邦交。中日建交后，以滩尾为首成立了"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自任会长。当田中首相在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全体会议上报告中国之行时，滩尾带领亲台议员在会上发难。他说：“日本以断绝同台湾关系为代价，换取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个代价太大了。真是得此失彼！"滩尾竭力反对缔结中日航空协定。在1974年1月举行的自民党联席会议上，滩尾坚决反对大平外相提出的解决日台航线的方案，他说：“这个方案台湾是不会接受的，日本在国防、经济两个方面都同台湾有着很深的关系，今天和它一刀两断怕不妥，要三思而后行。"由此，自民党统一认识的工作被迫推迟。中日航空协定达成协议后，只要一有机会滩尾就要求政府修复日台关系，恢复日台航线，并一直通过秘密途径，同台湾当局讨论复航问题。经过滩尾的多方奔走，日台航线终于1975年9月15日复航。滩尾率领国会代表团乘坐复航的首航班机抵台北，并前往蒋介石陵寝献花，与"总统"严家淦和"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会谈。在蒋经国任总统及去世时，滩尾均亲自率团赴台参加蒋经国的就职仪式和葬礼。
多年来，只要日台之间一遇难题，总是滩尾出面解决。
1983年4月，被台湾授予"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哲学博士学位。
滩尾弘吉当上文部大臣后，第一次对日本历史教科书进行重大修改，不仅不再写明中日甲午战争的侵略性质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反而称赞甲午战争"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其，日本政界、军界、财界的右翼势力纷纷介入教育，文部省也利用审定教科书的大权，强行修改教科书，把有关"战争反省"的内容全部删掉，强制加进提高天皇地位、复活神化教育等内容。日本进步人士奋起坚决反对。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家永三郎教科书案件"。
家永三郎是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教授，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较客观地叙述史实，战后一直被日本当局采用。但1963年文部省却将他的《新日本史》做不合格处理。家永三郎要求文部省再次进行审定。1964年，文部省提出300条修改意见。家永三郎对文部省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行径表示反对，于1965年和1967年两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法庭于1970年7月17日判决文部省违法，撤销了对家永三郎教科书的不合理处理，并明确指出：“根据宪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以及教育基本法第十条的精神，（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过程中只限于审查误写、误排及其他技术性问题，超出这一范围去涉及记述内容当否，实属违宪违法。"同年7月24日文部省向东京高等法院起诉，反告家永三郎。1971年7月16日，东京高等法院一面判决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为合法，一面又认为审定教科书是教育行政手续问题，于1975年12月20日驳回了文部省的起诉。十天后，文部省又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
为改变不利处境，文部省对《文部省设置法》第五条（文部省权限》作出重大修改，增加了"对教科书进行审定"和"对义务教育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指定发行者“两条，还做出扩大该省权限的决定：“对文部省有著作权或有著作名义的出版物进行管理。"这样，文部省就基本垄断了教科书的著作权，出版单位亦山文部省指定，便使文部省由"指导、建议、助成机构"，变成了掌握教育大权的集权化官僚机构。
在8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在对"家永三郎教科书案件"采取无限期拖延手法的同时，利用在参众两院同时选举中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在教科书审定方面又改取主动进攻姿态。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右翼团体对家永三郎横加威胁，与文部省配合默契，形成夹攻之势。不断掀起"修改教科书运动"。
在向家永三郎进行迫害的同时，右翼分子策划了篡改教科书的勾当。其主谋就是"宗教政治研究会"会长、自民党众议员玉直和郎。1981年3月9日，玉直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大肆攻击由正直学者所著的反映侵略战争史实的教科书。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由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教科书协议会"，要求文部省对教科书进行全面修改。
经过一年多的篡改工作，文部省在1982年6月25日对高中二、三年级和小学1983年度使用的教科书审定完毕。在这些教科书中，大量地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史实，把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改成日本军队"爆炸了南满铁路的局部地方"；把侵华日军侵略华北，改为"进入"华北；把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改为"全面进攻"；把惨无人道的杀害中国30万军民的南京大屠杀，改为日军"占领南京时，在一片混乱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把在中国推行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改为中国"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把朝鲜人民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而"举行集会示威，独立运动波及朝鲜全土"，改为"示威和暴动波及朝鲜全土"等等。
原则问题上中国决不让步
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的行径，激其中国、朝鲜和亚洲广大国家人民的强烈谴责，与日本当局和右翼势力展开激烈斗争。
7月26日，中国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约见日本驻华公使渡边幸治：指出日本文部省与审定中小学历史课本中，篡改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态度极不严肃，动机何在是令人怀疑的，中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纠正文部省审定的课本中的错误。
7月29日，日本文部省官员约见我驻日公使王晓云，为日本篡改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辩解，王晓云当即予以驳斥。
7月30日，我《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忠言逆耳利于行》，指出"人们注意到，日本政府中某些居于负责地位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在大放厥词，竭力为文部省美化军国主义的行为辩解，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日本国土厅长官松野幸泰在对记者发表谈话中，说什么在日本'进入'外国时并没有使用侵略一词，因此如果要求把'进入'改为侵略，就是'干涉内政'，就是'歪曲事实'，就会使孩子们说'祖先干了坏事'。还有几名内阁大臣了发表了类似的说法。身为日本内阁大臣的人说出这种话来，实在丢脸。"8月1日，中国教育部外事局局长李滔紧急约见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渡边幸治，指出，应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大臣的要求，中国教育部部长何东昌曾邀请小川大臣访华。遗憾的是，直至7月29日，日本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长铃木勋仍然在为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篡改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历史辩解，推卸文部省的责任。这件事已引其中国人民和教育工作者的强烈不满，因此，日文部大臣目前不宜访华。
8月5日，吴学谦副外长约见日驻华大使鹿取泰卫指出，7月26日中国政府就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的过程中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一事提出交涉后，日本政府向我方作了答复。但文部省在说明中回避了审定教科书过程中的错误和日方应该采取的纠正措施，而是作了种种辩解，企图推脱责任。日本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作为侵略战争的受害一方，对篡改被侵略的历史的错误表明自己的态度，要求予以纠正，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中国的正当权利，企图用'干涉内政'的指责来混淆是非，不仅掩盖不了篡改历史的错误，还会激其中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对。再次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纠正文部省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
8月26日，日本从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招待会，就教科书问题发表谈话：“日本政府及日本国民深刻地认识到，过去我国的行为给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国民以很大的痛苦和损失，并且进行反省，决心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在这个基础上一直走了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关于韩国，我国在1965年的日9第五章妄图篡改历史教科书韩联合公报中陈述了'过去的关系是遗憾的，现在深刻地反省'的认识。"宫泽喜一表示将充分倾听中国和朝鲜等国家的批评意见，由日本政府负责纠正，但也未说明纠正的措施。
文部大臣小川平二于8月26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就教科书问题发表谈话，表示将充分倾听中国和朝鲜等国家的批评价意见，由日本政府负责纠正，但未说明纠正的措施。
8月28日，吴学谦副外长再次约见日驻华大使鹿取泰卫指出，尽管日本政府发表了官房长官讲话，表示要充分听取批评，负责纠正教科书的有关记述，但是并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明确而具体的纠正措施，同中方的要求相距甚远，不能不令人感到失望，中国政府对此不能表示同意，中国人民也是无法接受的。
9月6日，日本驻华大使鹿取泰卫约见吴学谦副外长，奉日本政府之命表示，日本政府根据铃木首相早日解决教科书问题的指示，对教科书问题的解决办法再次做了研究，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日本政府将负责纠正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审定教科书审定标准，从本年度起可望纠正教科书中关于中方特别指出的有关问题的表述；关于已经审定的教科书，将通过发表文部大臣见解，刊登《文部公报》下达，在教学中实际上满足中方的要求。日本将于1982年9月召开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11月底以前做出修改教科书审定标准的结论，11月底前后发表文部大臣见解，在1983年4月教科书使用前贯彻落实。
9月8日，吴学谦副外长约见日驻华大使鹿取泰卫，代表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9月6日提出的纠正错误的具体措施给予评价，尽管还有一些含糊不清、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但同过去所作的说明相比，是前进了一步。吴副外长指出，中国政府一贯认为，承认还是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们注意到，日本政府重申，愿意遵循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日本政府要充分倾听中方对教科书表述的批评，由政府负责纠正。根据新的审定标准，从本年度起，可望对教科书中关于"侵略"，"南京大屠杀"等部分的表述做出纠正。关于已经审定的教科书，将由文部大臣在11月底前后发教科书中的错误能不能切实得到纠正，我们还要看今后采取的具体行动及其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此保留评论的权利。我们希望日本政府继续做出努力，尊重历史事实，履行诺言，以利于中日两国关系的继续发展。
9月下旬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华。铃木在与赵紫阳总理的会谈中谈到教科书问题时说，日中联合声明的前言中指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剩"我们的这一认识没有丝毫改变，日本方面要充分听取中国对教科书问题的批评。对于中国指出的有关表述，日本政府将负责尽快纠正，愿意诚心诚意地执行具体措施，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然而，日本右翼并不服输，他们对日本政府在教科书事件中接受中国和亚洲国家批评，纠正篡改史实的错误极为不满，暗中策划编写、出版更坏的教科书。在这次活动中，"保11第五章妄图篡改历史教科书卫日本国民会议"最为积极。
就在日本铃本首相向中国领导人当面表示要认真纠正篡改历史教科书之后，“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便于1982年10月开始行动，用两年时间，写出了美化侵略战争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书》，并于1985年8月送文部省审查。文部省"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接到送审本后，在5月27日审查通过。
《朝日新闻》5月底将此消息披露后，日本各在野党、教育界、工会和各界群众纷纷表示强烈不满，朝鲜和东南亚各国当局和报界群起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4日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右翼分子篡改历史教科书。
6月7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杨振亚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股野景亲，就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审议会审定的新编高中日本史教科书问题提出严正交涉，并递交了外交部的一份照会，指出这本高中日本史教科书多处记述严重歪曲史实。日本政府曾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对过去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表示"深刻的反省"；1982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也表示，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在日本学校教育和教科书审定中"当然应该受到尊重"。但日本文部省不仅没有贯彻和履行上述精神和允诺，反而审定了这本有许多错误论述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中国政府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认真贯彻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切实履行1982年所作的允诺，消除由于这一事态给中日友好造成的不利影响。
日本政府在接到中国照会后，立刻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官方长官后藤田正晴和外相安倍晋太郎主张，使这本历史教科书作废，或敦促这本书的编辑主动撤销审定的申请，以外交为重的原则平息这场风波。但文部省认为，"不能使一度认为合格的教科书再度变成不合格。"6月10日，文部相海部俊树发表谈话，虽然声称文部省"正在按照重视与邻近各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方针进行努力，不允许偏离这一方针"，但无进一步表示。两天后，外务省发言人波多野敬雄，在向外国驻东京记者吹风会上竟然说：日本正在对中学历史教科书进行全面复审，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
在日本政府最后决定是否批准之前，中国政府或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发表官方评论的做法都是"不大适当的"。
与此相呼应，6月14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社论称“日本人有写任何教科书的自由"，中国等对"尚未审定完毕、也未向一般国民公开"的教科书进行谴责"令人不快"。
从6月中旬起，国际舆论对日本的抨击日益强烈，中国、朝鲜、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的政府发言人和新闻评价论纷纷谴责日本。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发表题为《日本又修改历史教科书》的社论，指出日本要实现其政治大国的目标，就要消除修改宪法和调整防卫政策等问题上的障碍，"日本统治集团和某些上层势力只有从改造日本人思想方面着手，这或许是日本在教科书上力图篡改史实，美化战争的动机所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指出，"我们不主张老跟历史纠缠不清，但不幸的是，日本另一部分人却不如此思想"，我们"不得不向日本抗议，施加压力，以防患日本国粹主义分子的重新得势"，"最令人担忧的情况还是，日本目前仅是'经济大国'，还会接受抗议照会，一旦成了'政治大国'，反应也许就会完全两样。外国人担心的是，篡改历史的那些人，正是主张日本应成为'政治大国'的那股势力。"在这种形势下，6月18日，中曾根首相发表谈话说：“在研究了中国等国的意见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希望对某些部分进行重新审定。“6月23日，中曾根首相重申要根据1982年官房长谈话精神，处理教科书问题，敦促文部省主持修改，并召开阁僚级协商会议制定措施。随后，中曾根首相召开有安倍外相、海部文相和后藤田官房长参加的协商会议，要文部省通知《新编日本史》的编者，"如果不接受修改要求，最终将决定审定不合格，不得出版"。
教科书问题的三起三落，反映了日本右翼企图以篡改历史的手法，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开脱罪责，以便欺骗新的一代重走战前对外扩张的道路。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他们的企图是通过文部省审定历史教科书变为行动的。这说明，他们的影响已在某种程度、某种范围一度在国家机其中产生效果。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今天，在日本国内外舆论和各种力量的制约下，右翼在教科书问题上的阴谋未能得逞，而明天，他们还会在其他问题上兴风作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