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六?四"政治风波后追随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的唯一一个亚洲国家。
中日建交后，日本已向中国提供了三批日元贷款共计16100余亿日元（约76亿美元），两批能源贷款100亿日元（44亿美元）。
对华经济援助具有政治色彩
日本对天安门事件的最初反应反映出日本两大外交目标：通过强烈批评北京动用军队的决定，与西方民主国家保持一致，但与此同时，又力争保持自从70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中日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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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六?四"政治风波后追随西方工业化国家对北京实行经济制裁的唯一一个亚洲国家。日本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冻结预期在1990年4月提供的810亿日元的第三期政府贷款。其他措施包括中止高层政府间的接触，和中止举办计划中举行的几次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会议，包括一个对华投资促进组织的成立大会，和一次中日间高级技术转让的会议。
美国亚美利坚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哈费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全胜指出，日本的态度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尽管日本不愿提供贷款，但日本政府谨慎地避免把中国推向更加孤立的境地。一些日本官员私下认为，制裁很可能加强中国国内主张强硬路线者的地位，并增加其民族主义的反应，而大陆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和经济上的停滞，会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外务省强调：“政府所考虑的最为重要的事情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日中关系当然不同于美中关系（亦即考虑到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在华的军事侵略行为）。外务省还警告，日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北京可能为转移动乱后的国内注意力，而发动一场对东京所实行的经济制裁的尖锐批判。政府的观点受到许多工商界领袖的支持。例如，在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之后，日本银行行长住田倡导一种"静观其变的态度"。
赵全胜做一番研究之后，做出结论说：
这种双重态度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外交困境，造成混乱的对华政策，迫使东京要在各种选择中间寻求一种平衡，试图既向西方也向中国表明：（1）日本将继续同西方保持一致；（2）日本将防止进一步孤立中国。因此，日本需要在天安门事件后的对华政策方面的两条不同的外交战线上--中国和西方同时工作。
1996年3月8日，中国开始在台湾海峡实施导弹试射演习，日本政府决定推迟原定于3月举行的第四批日元贷款第一年1800亿日元贷款的磋商，借此向中国施加压力。此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日本也以停止对华援助施加压力。
对华援助明显地考虑日本的经济因素领域。
赵全胜指出，日本对华援助项目的选择，明显地由日本的经济利益决定，他举例说明：从第一批长期贷款开始（1980年），日本同意向8个基建工程中的6项提供政府贷款，日本选择了铁路干线和海港工程。两个水电站工程则落选了。这一选择清楚地反映出日本的经济利益。对日本来讲，石臼所和秦皇岛这两个港口是能源供应（特别是煤）的重要出口港。三条铁路干线中的两条，兖州至石臼所铁路和北京至秦皇岛铁路直接连接两个港口。日本分别对这两条铁路，提供了所要求贷款额的62％和100％。另一方面，第三条铁路干线，衡阳至广州的铁路与日本的能源供应丝毫不相干，因此只给予中国所要求的16％的贷款额。日本人拒绝了两个水电站工程（龙潭和水口），因为与日本的经济利益相冲突。龙潭水电站将具有给一家大的炼铝厂提供电力的能力，这家炼铝厂每年的生产能力是60万吨。这同日本在印尼和巴西合作投资进行铝生产的利益相矛盾。这些例子证实了这样一点，对所要求的工程的实际选择，反映了"投资者而不是接受者的需要，也就是说，这种选择首先迎合了日本的，而不是中国的优先需要。
日本的援助外交，对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利益是很明显的。日本不仅保证了自己能得到长期的原材料的供应（特别是能源），而且也广泛而深入地加强了它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与日本涉入中国经济事务的程度相比拟。大规模的援助计划，也加强了日本作为一个位于前列的提供外援国家在世界上的声誉。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的政府发展援助计划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为中国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工程，提供了比私人银行更为优惠的资本。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将成为一种长期的现象。
虽然日本的援助计划取得了相对的成功，但也不是没有失误的。相反，人们可以听到对日本发展援助的批评意见，认为它带有官僚主义的繁杂、拖拉的公事程序和向受援国提出的强硬条件。日本国内外的许多人都抱怨缺少"一项总体计划“。日本的政府发展援助严格意义上讲不是援助，而更像是经济合作。因此，日本的援助不可避免地比西方的援劲更为商业化。日本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决策证实，日本的援助决定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对华经济制裁应什么时间和怎样取消，以及哪类援助工程能继续下去，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上的决策一直动摇不定。
赵全胜以详细而有说服力的材料，说明日本对中国提供贷款，首先是出于日本的经济利益，他一针见血地道出问题的实质：东京渴望加强同北京的密切的政治关系，也是因为经济上的考虑。由于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在经济方面对日本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在1973年的石油冲击之后，日本意识到中东政治不稳定，可能危害日本的能源供应。（日本进口的石油中75％来自中东。）中国具有煤、石油这些自然资源，以及更为安全、廉价和更近距离的交通线，是日本理想的进口能源的产地。因此，同北京保持密切的关系，既符合日本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也是日本能源政策的优先选择之一。
天安门事件之后，日本小心地尽可能维持存在于两国之间的友善气氛。东京利用每一个机会向北京作出友好态度。例如，尽管日本拒绝发放新的贷款，但于1989年8月取消了对正在进行项目的援助的冻结令。1989年10月，世界银行开始恢复对中国人道主义援助的贷款，包括一项3，000万美元的地震救援贷款（1989年10月）和一项6，000万美元的农业计划信用贷款（1990年2月）。在世界银行带动下，日本政府在天安门事件后，于1989年12月第一次发放了一笔新的3500万美元的赠款援助，以改善北京电视广视站的设备和一家上海医院的设备。
日本首相海部俊树1991年8月正式访问北京，这是天安门事件后第一位来自主要工业国的领导人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经济关系包括日本援助问题是一个主要的话题，而且海部还保证于1991年向中国提供9．4亿美元的政府发展援助贷款。所有这些努力，都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领导人的信念，即日本的对华态度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
赵全胜还指出，日本对华提供援助是为了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竞争中国市场，而且中国领导人也适当照顾了日本的利益，使日本在中国处于比美、英等西方国家更有利的地位，日本并不吃亏，他写道：日本的援助外交和"赢得中国人心"的努力是有成果的。日本人比其他西方领导人和外交家能更好地保持与中国高级领导人的接触。中日双方间的社会网络活动，对培育政治关系是有帮助的。例如，1984年，中国共产党总总书记胡耀邦邀请在华访问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加一次难得的私人家庭晚宴。1985年，胡耀邦一周内同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三次共同进餐，而同一时期的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在整个四年的任期内只见到胡一次。
还有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在签署了于1997年把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的联合声明之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自豪地宣布，中国政府同意接待一个大型英国贸易代表团。但是，当十位英国高级工业家组成的代表团于1985年2月来到北京时，发现一个由100人组成的日本商会的访问团级别超过了他们。日本代表团见到了邓小平，而英国代表团则没有。一位西方记者由此得出结论：“在与中国接触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日本相比"。这种与中国领导人颇为密切的接触，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除了文化方面之外）东京长期以来对北京所进行的网络活动的结果。
政府发展援助也用来减少两国间的摩擦。1972年正常化之后，中日间基本上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在此期间，中日关系经历了摩擦。最引人注意的是所谓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1982年和1985-1986年，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这些游行都是由大学生领导的。北京对日本政府在学校教科书上对日本过去的战争行为加以修改，以及首相中增根康弘以官方身分到靖国神社去祭奠战争的死难军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他问题包括钓鱼岛（日语称作"尖阁群岛）问题，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一所京都大学生宿舍”光华寮"的所有权问题的争执，以及日本法院对此做出的有利于台方的裁决。在发生这些摩擦期间，日本政治领袖保证向中国提供数额巨大的货币贷款。尽管争端与贷款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日本使用政府贷款以显示其友好的姿态，以平息摩擦并促进同中方的友好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