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商务部召开新闻吹风会，部长陈德铭向中外媒体介绍了“第二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有关准备情况。“对话”将于6月7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中方团长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日方团长是外务大臣中曾根弘文。两人共同主持对话，议题将涉及到经贸、金融危机、节能环保、金融、农业、知识产权、信息通信、减灾防灾等多方面。两国还将设立使得双方企业共同接受亚洲，尤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等开发案件，并由双方以政府为背景的金融机构协调提供融资，促进出口等合作框架。双方代表将在“对话”上力争签署有关合作文件，达成具体成果。作为亚洲的两大经济体，“中日共同支持第三国经济发展”的尝试必将促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以及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步骤。
趁机回到原点，梳理一下我对中日关系的基本看法。
刚刚过去的一年，对中日两国来说，无疑是不寻常的一年。两国不仅共同迎来了《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三十周年，也迎来了造福双方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和平友好条约》签字的那一年，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领先亚洲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中国则刚刚摆脱“文革”两年，经济水平滞后不前。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国明确改革开放方针后，日本政府立刻决定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支持中国经济建设，促进两国经贸联系。2008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已达2668亿美元，同比增长13%，比三十年前增长了55倍以上。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截至今年4月，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实际到位金额达666.8亿美元，是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从78年到08年的中日经贸交往的互动过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双赢”的。
但是，它同时也是“不平衡”的。在两国以“发展”为共同的事业，加强交往的过程中，大家总有一个观念，即“日本给了中国什么？”和“中国从日本得到了什么？”，就是“给与”和“索取”的关系。如此“单纯”的关系给两国国民产生的感受反而相对踏实，比较稳定。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是“史实”。
中日之间交流多了。人员来往、贸易额、投资额、航班数、友好城市、高层对话、首脑会谈、文化交流、军事交流、青年论坛…中国和日本已经从简单“一衣带水”转向了复杂“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摩擦多了，误解也深了。再过三十年后，今天的状况将也成为“史实”。
这些“史实”要求当代人酝酿“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责任心。对我们来说，前提则是正视现实的使命感。站在历史的拐点，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我必须得提出近年来始终无法摆脱的问题意识：中日关系中的“问题来源”是什么？与其说两国对外交关系的处理不恰当，不如说两国之间内政的冲突不断深化？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是世界上各国政府和公民都能够达成的思想共识。问题是，内政究竟如何延伸到外交？中日内政与外交呈现出什么样的关系？假如两者的关系不健全，又应该如何加以对付？
中日内政的冲突确实影响着良性的外交关系。两者绝不是“单纯延伸”，而是“复杂互动”，有时甚至陷入“恶性循环”。在这里，我提出双重层次下的内政冲突。
首先是政治体制层次：
“日本首相经常更换”一直使得中国人感到日本政治“不靠谱”，不值得信任。我曾在中国多种场合听到类似“因为日本首相经常变化，所以中方没法制定比较长期的对日战略政策”之疑惑。实际上，日本确实老换首相。2006年9月以来，安倍和福田两位首相都执政不到一年就辞职，而现任首相麻生太郎的支持率曾经陷入勉强“保十”之水平。前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因政治献金途径违反程序，一秘被捕而无奈辞职。“丑闻政治”再次令国民感到厌烦。这些“怪象”到底何从何去？选举制度、国际形势、媒体和舆论的压力、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人才不足等是直接而深远的原因。如何在实现健全竞争的选举环境下，培养能够承担国家未来的人才？日本政治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不民主，体制改革滞后不前”的说法则一直使得日本人感到中国政治“不靠谱”。我曾在日本多种场合听到类似“因为中国体制不透明，所以日方没法制定长期的对华战略”之疑惑。实际上，中国确实不够民主，也不够法治。虽然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提倡“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有力推广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随后江泽民、胡锦涛“直到今天”也“正确”继承前领导的方针。领导人甚至明确暗示先做好“党内民主”的重要态势。在民间层面，虽然围绕“要不要民主”始终有争议，“稳定压倒一切”似乎略占优势，但有关人士确实正在努力，主张“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是，谈民主不见得有民主，中国民主显然停留在文件、口号的水准上。至于法治，也是一个道理。有宪法不等于宪政，有法律不等于法治。中国政治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p#分页标题#e#
其次是历史认识层次：
中国人民大概都认为“日本人总不反省历史，不懂历史”。在小泉纯一郎就任的2001年4月至2006年9月的期间内，由于他反复参拜靖国神社，始终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指责和痛骂。虽然小泉在任期间内一贯主张“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但在中国人眼里小泉简直成为了“历史的罪犯”。小泉下台后，中日关系“表面”取得回暖，但一旦发生敏感事件，比如09年初引起轩然大波的钓鱼岛问题以及日美承认“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的管辖之内”。上周五，美国著名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在CNN的电视节目上对于朝鲜一意孤行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后的东北亚安全局势表达“如果中国什么都做不成，日韩恐怕也会走向核武化”之感言。中国当局及人民如何看待此言论？据我所知，一旦发生什么似乎对自己带来不利局面的、与日本有关的事件，大部分中国老百姓毫不怀疑跟踪大众媒体的商业化报道，与媒体一起攻击日本。在那一刻，中国人的脑海里，日本人是无视历史的、缺德的民族。
日本国民基本清一色认为“中国人老提出历史问题，总有话说”。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其间内，中方领导坚决拒绝与他见面，“主动”停止首脑会谈。对于这种措施，日本国民，包括政府官员、媒体人、学者、普通老百姓都觉得不可思议，主张“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中日关系往前发展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2005年在成都、广州、北京、沈阳、上海等地方发生的所谓“反日游行”中，中国一部分游行者、抗议者“袭击”日本大使馆和餐厅，政府却没有表示道歉，也没有赔偿损失部分，坚持“原因在于日本首相不恰当行为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在那一刻，在日本人的脑海里，中国人是做事不合理，不遵守国际规则的民族。
“政治体制”与“历史认识”从最近中日交往的实态看是内政冲突的双重背景，冲突的内涵则是“信任危机”，始终纠缠外交关系的顺畅运行，十分不利于中日关系长期健全的发展。两国之间的某一个领域遇到问题，双方都把原因归结于政治体制，解决不了问题就把原因归结于历史认识。今天中日关系的信任机制简直是“空白”的。
在如此充满“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两国各界人士必须想方设法寻找弥补“信任空白”的途径。不过，由于中日政治体制和历史认识面临的局势具有长期性和结构性的特征，通过动员现有资源，发挥现有智慧的方式改变体制与认识，弥补空白必将受局限。面对着“问题的局限性”，我们只好从不同的视角寻找解决的可能。中日怎么办？
“总有办法，永不放弃”。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不应该忘记这条哲学思想。我认为，中日应该通过加强，深化如下三种方式，尽可能防止政治体制和历史认识的问题“表面化”，导致信任空白：
一、首脑外交的定期化
无论如何，“政治”是国家关系的根本所在。两国首脑频繁、定期的接触能够展示两个好处，首先能够向国民展示两国之间友好的关系，其次能够在最高领导之间开诚布公谈论热点问题。首脑外交的“象征”和“实际”的意义在当代外交中是至高无上的。根据去年胡锦涛访日期间双方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确认，增进政治安全互信对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决定，建立两国领导人定期互访机制，原则上隔年互访，在多边场合频繁举行会晤”。除非日本首相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则拒绝双方会面，我估计，首脑外交陷入停止状态的可能性不大。
二、频繁交流的多层化
当今中日关系与三十年前的最大不同在于交流的频繁和广泛。经贸关系始终率领两国整体关系，人文交流逐步走向了从官方到民间的过程；“高官对话”的活跃前所未有。今年3月底，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在北京八一大楼与日本防卫大臣浜田靖一举行会谈，发表了《中日两国防务部门联合新闻公报》。紧接着，第十一次中日安全对话在东京举行。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和外务省外务审议官佐佐江贤一郎分别率外交、防务部门有关官员，就各自国防政策以及国际地区安全形势等交换了意见。令人欣慰的是，出席6月7日《第二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双方人士相当多元化：中方包括商务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以及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人民银行、质检总局、林业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部委相关负责人；日方包括外务省、财务省、内阁府、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环境省、农水省、文部科学省、总务省等省厅相关负责人。相对于首脑外交的作用是为两国关系奠定政治基础的，经贸、高官、社会、文化、青少年、文艺等交流是实实在在支撑、推进中日关系的基础性举措。两者无疑缺一不可。#p#分页标题#e#
三、危机管理的具体化
只要首脑外交机制化，多层次的交流频繁，多层次开展，中日关系一定往前发展，不会错过正确方向。唯一剩下“不安要素”是“突发事件(emergencyevents)”的发生。03年在西北大学发生的日本留学生辱华事件；04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杯决赛；05年反日游行；08年毒饺子事件等，都是典型的突发事件。无论是企业、社会、文化、民生还是留学生，那些突发事件毫无例外引起两国媒体的“巨大关注”和老百姓的“浓厚感情”，造成的是两国“排他性民族主义（exclusivenationalism）”之高涨。对于交流实态繁荣，国民感情却相当脆弱的中日公众来说，甲方的民族主义必然引起乙方的民族主义，两者在相互作用中再次高涨，最终陷入无法控制的相互排斥、抵制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双方外交当局还能务实实行政策吗？双方当局必须在充分认识到突发事件性质的前提下，建立各界人士共同加以应对的方式和渠道。其过程必须超越政治文件中的“确认”，我建议，中日两国必须马上建立“中日突发事件处理委员会”，其成员由双方政府首脑、政府、公安、商界、媒体界、学界、文化界、演艺界、非政府组织、教育界以及青少年代表组成，并定期举行会议，在紧密保持沟通，交换信息。而一旦在两国的某角落发生事件，比如，在华日本企业的日本经营者殴打了中国员工，中国员工以集体罢工来抗议；在日华人向日本无辜国民行使犯罪行为，反华情绪快速蔓延等，双方首脑立刻组织委员，共同探讨应付措施，向有关部门传达相关指令。
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正站在历史长河中的十字路口。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充分认识到“与对方交流”，即“外交”的作用。两国各界人士不断、踏实、诚恳的外交努力将逐步化解内政冲突，使得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中日关系迈向更高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