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漫话日本的新闻学与新闻事业
“为什么搞新闻传播研究？为谁而搞？这是一个值得不断思考的重要问题。”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卓南生先生，日前以《漫话日本新闻学与新闻事业》为题，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讲座时，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卓教授在介绍日本新闻学研究的盛衰和演变及日本新闻事业的现状和走向的同时，也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下是演讲内容及回答提问的摘要。
日本是一个“报业大国”，新闻事业非常发达。日本总共有120多家日报，每天报纸发行量达到5000多万份，每2.34人就拥有一份报纸。《朝日新闻》每天发行800万份、《读卖新闻》发行900万份、《每日新闻》400万份，这三家报纸占日本报纸总发行量的40％。加上《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两家，日本流通全国的主流大报占据报业市场的50％以上。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报业大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并未像一般所想像得那样受到重视。1969年早稻田大学新闻系的关门大吉和1992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更名及将并入跨学科的“情报环”（即“信息圈”）研究院，多少说明了这点。
战前流行“新闻无学”论
在战前的日本，新闻学在学界没有地位，社会上普遍存有“新闻无学”的认识。作为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前身??东京帝国大学是不设新闻系的。在几位对新闻学持积极态度的教授的支持与努力奔波下，东大才成立了新闻研究室，小野秀雄就是该室的第一位“志愿教师”。
战前，日本与德国同属法西斯的轴心国，日本的新闻界深受法西斯德国的影响。当时的德国重视舆论造势，将各种极端、偏激的思想注入国民的头脑，从而达到舆论操纵的目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学到了这一点。
战后，日本被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占领。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国占领军对日本各个领域，包括学界进行了“换血”，美式新闻学教育“搭便车”驶进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新闻系和其他一些大学的新闻系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设立的。
我是在1966年赴早稻田大学留学，作为二年级插班生在该校政治经济学院新闻系读书，此前我曾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攻读政治学。当时的早稻田有着自由的学风，也是新闻传播界人才辈出之所在地。
新闻学界战后反思
60年代是“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与“支持美日安保条约”两股势力针锋相对的时期。那时的年轻人有激情、有理想。因为受到日本战败的冲击，知识分子也在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早稻田大学可以说成为当时学潮的中心，东京大学也是
天天在闹学潮。我在早稻田三年，几乎没有几天真正上过课，有时根本不知道日本同学究竟哪天会上课，哪天会罢课。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日本大学生学习非常认真，喜欢探讨社会问题，特别是哲学问题。他们都对战后日本的走向非常关注。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与社会运动、特别是反战运动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六七十年代很多著名的新闻学者都站在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和反对“美日军事同盟”的立场上。特别是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学者们对“二战中日本如何利用媒体为战争宣传服务”、“日本法西斯的宣传理论”、“日本媒体与战后民主运动”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为战后新生的日本新闻传播学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可是，在我1969年毕业那年，早稻田大学新闻系就关门大吉了。这与有日本特色的人才培养观念有关。日本所有的大企业包括报馆认为大学是学识教育，而不是技能教育，它们都是通过在职训练，按照自己的需求对大学毕业生重新进行培训，对学生专业出身要求甚少。因此，任何专业的学生同样可以进入报馆，有没有新闻系对报馆来说并不重要。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要关闭早稻田新闻系，这其中原因错综复杂，不是外界人士所能了解的。但一个公开的理由是，大学当局曾向在报界、电视广播界工作的早大校友进行了调查，反馈的结果是这些校友对新闻系的存在持消极的态度。
报馆重视在职训练
这与前面提到的“在职训练”的观念有关，也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正如前面所说，60年代的日本年轻人富有激情。对于保守的管理层人士来说，新记者最好是乖乖听话，不要和我谈新闻伦理，不要讲什么言论自由。在他们看来，新闻系的毕业生最麻烦，他们容易和上司发生摩擦，与其这样，不如干脆不用新闻系的学生。
一方面战前日本就有“新闻无学”的传统偏见，另一方面是战后日本的报界、电视界对新闻学不重视。在这种环境下，早稻田大学新闻系关闭了，其他大学的新闻系虽然继续招生但名额有限。到目前为止，日本全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有新闻传播学院，今后也没有创办有关学院的征兆。这与中国新闻传播学院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形成鲜明的反差。
尽管如此，战后日本新闻传播学界毕竟还保持着一支人数众多，研究成果累累的梯队。
就以日本新闻学会，现在改名为日本大众传播学会为例，会员人数超过1000人。在日本全国有100多所大学设有相关课程，共有1000多个讲座。（详情参看拙稿《从新闻学到社会情报学??日本新闻与传播教育演变过程》，《新闻学研究》第54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1997年。）其中，位处领导地位的是前面提到过的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
学科调整纷纷易名
我从1989年到1992年在东大新闻研究所任副教授，是该所聘用的第一位外籍专职教员。
这三年也是新闻研究所为求生存与发展，进行学科大调整的三年。在我离开东大的1992年，东大新闻研究所更名为东大社会情报研究所，当时有学者认为这是新闻研究所逐步消失的一个过程。
很多人认为我们从新闻时代进入到传播时代，从传播时代进入到信息时代，因此研究也应与时俱进，新闻学已经落伍，新闻史更不值重视，仿佛这就是大势所趋。很多大学也在模仿东京大学的模式，将新闻学研究改称为“社会情报研究”，即“社会信息研究”、“信息研究”等等。
针对这股热潮和趋势，当时还在世的著名新闻学者新井直之曾发出警告。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新媒体的出现，大力研究新媒体是无可厚非的，但无论是研究报纸、传播还是网络信息，都不能忘记从新闻传播全过程的角度来思考。
究竟为谁而搞研究
作为新闻传播的学者，新井认为必须不断思考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是为什么要搞新闻传播研究？另一个是为谁而搞？他表示，研究新媒体仍得面对同样的问题。假如离开了“为什么”和“为谁”这两个基本点，新媒体出现就去“搞”新媒体，网络出现就去“搞”网络，盲目跟风，疲于奔命，那就不是人掌握科技，而变成科技操纵人，你就会沦为时代的奴隶、变成新科技的奴隶。
他认为，东大新闻研究所不管怎样改变名称，都不能漠视新闻学的重要性。有关新闻事业（指对时事性的问题和事实进行报道和评论的社会传播活动）的研究应该持续。时过10年，1992年易名的东京大学社会情报研究所不久前被教育部的一个委员会点名为“无大作为”，及怀疑其生存能力（详情见《朝日新闻》夕刊2003年4月24日头版头条新闻）。该所已决定并入学科大调整后的“情报环”，即文理工跨学科的“信息圈研究院”。东大新闻研究所原以新闻学研究为母体，是日本全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大本营，是一个有传统、影响力巨大的研究机构。对于它的即将消失，当然有见仁见智的看法，我个人对此深感惋惜。
与此同时，在日本“总保守化”和大学生停止思考，以及缺乏新闻学界监督的大背景下，现在的日本报界越来越多“等待指示”的记者。他们丧失了记者独立的价值判断和新闻敏感，造成日本媒体更加容易沦为舆论造势的工具。
特别是在对亚洲问题的报道上，以日本为中心的舆论诱导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有关沈阳日本领事馆的闯馆事件和朝鲜“绑架事件”的炒作就是佳例。
如何成为好记者？
谈到记者的个人素质的问题，我认为当记者基本功一定要做好，首先就是语文能力，语文包括母语和外语。如果你语文能力不强，采访与写作感到太过吃力的话，你最好尽快离开记者这个行业，这不是你的久留之地。
再来是，记者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好奇心。如果没有热情、没有使命感，不可能做好记者这个工作。如果把记者单纯作为一个普通职业来看待，绝对做不成好记者。我们承认报纸或其他媒体都必须面对市场，但与此同时也得认识到我们出售的是特殊的商品，它有别于普通的商品，社会需要它更多的公共性，媒体必须对社会负起责任。
我认为记者应拥有丰富的知识，就是要懂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等，这些基本功一定要打好。如果你只知道传播学或者信息学的抽象理论，一旦面对现实问题你会感到非常茫然。
特别应该重视历史，包括本国与外国的关系史，我在日本曾向一些大陆来的留学生问起“1840年发生过什么事？”、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其中有些同学支支吾吾，无言以对，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在今天的新闻学教育中，一定要加强新闻伦理学的课程。我们知道记者拿红包在今日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很难医治的病症，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已形成一种“相互勾结”的关系。如果没有办法制止这一点，中国的新闻传播行业将是非常危险的。
新闻伦理学的重要性
因此，新闻伦理学必须放在新闻学教育的至高地位，这对于当前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
日本新闻学的开山鼻祖小野秀雄认为，新闻学专业任何其他科目都可以少，但下列三门基础课却一个也少不得，第一是新闻传播史，第二是新闻传播学理论，第三就是新闻传播伦理学。
我曾经多次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新闻传播系演讲时鼓吹加强新闻论理学的教育。
我认为报人对于社会是负有责任的，从事具体的新闻工作时要考虑这样做或者那样做是不是符合新闻道德。还有就是要严格区分广告和新闻，广告就是广告，新闻就是新闻。负责任的大报在大篇幅的广告上都打上清晰的文字??“广告”，意思是：愿者上钩，与本报无关。广告决不能用一般新闻报道的方式来写，如果那样做了，就很可能会误导读者，尤其是医药产品，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我们即使牺牲广告的收益，也要维护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与信誉。
我现在正在为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编一套新闻传播史论丛书。不久将推出《方汉奇文集》和《宁树藩文集》。无独有偶，两老在后记中都强调探索的重要性。高龄已逾80的宁老还以“此生不息，探索不已”为结束语。两老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和同学的学习。我谨将这句话转赠给各位，并愿与诸位共勉之。（记录与整理：清华学生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