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很长时期内，日军作战思想和理论基本是照搬法、德等西欧先进国家的。日俄战争的经验教训，使日本认识到制定适合日军特点的条令、教范的必要性，从而着手修改过去从法、德翻译过来的操典、 教范等军事法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国内掀起了研究和讨论大战经验教训的热浪，使在战后数年间混乱的军事学术思想逐步得以统一，近、现代作战理论体系开始形成。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作战理论在战争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和发展，这一时期虽只有8年左右的时间，却是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历时最长、战争最为激烈和残酷的时期，连续8年的战争实践，为日军作战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创造了条件。本文重点对这一时期的作战思想和理论的特点作一初步探讨。
二战前日军作战思想和作战理论集中反映在1929年之前颁布的《统帅纲领》 、《战斗纲要》 、《海战要务令》、《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 等文件中。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于1938年颁布了《作战要务令》 。《作战要务令》尽管是日本军、师及其以下部队作战行动和教育训练的法令法规， 视野也较窄，但标志着日军作战思想、作战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它是在《阵中要务令》和《战斗纲要》 的基础上编纂的，是陆军基本战术、战法的总结和日本基本作战理论的反映。可以说，日军作战思想和理论是以《作战要务令》，以及《海战要务令》为核心，以《统帅纲领》及各兵种操典为补充而系统化、体系化的。纵观这一时期日本军事法规、条令条例、教范及军事学术界主要观点和作战行动实际，其基本作战思想和理论可概括以下几个特点。
1、强调作战和战略独立于政略
作战独立于政略和政治而不羁， 作战至上的思想在日本军队及高层军事决策者中根深蒂固。 从大正时期(1912～1926)直至昭和年间(1926～1988) 的《统帅纲领》 具体地论述了把“政略” 和“战略(统帅、 作战)”置于对等地位的“战争指导”观念，而且日甚一口地强调战略、 统帅权的独立性。认为作战是进行战争的最重要手段，因此， 作战不能单纯追随政治上的方便，而必须在其实施过程中保持完全独立而不受制约。毛奇主张开战、媾和是政府的事，应遵从政府，但战争一旦爆发， 作战和战略就应是独立不羁的，以及鲁登道夫的“政治应服务于战争” 的“国家总体战”思想较深地置根于日本军队之中。 日本江户(1603～1867)中后期的政治家新井白石的《读史余论》 和史学家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中反映的在源平氏时代(11世纪末～12世纪末) 以后公家和武家对立及武家兴衰史中的战争观，以及把武权和文权看作一辆车的两个车轮的日本武学和武教观，都是日军上述思想和理论产生的基础和根源。 1882年的《军人勃渝》就援引了《日本外史》 卷一中的文字，宣扬日本军队必须世世代代是天皇统率的“皇军”，统帅权是神圣的，文官不能介入统帅等等。因而，日本军队中， 在作战问题上，拒绝政略的指导和影响的倾向日趋严重。明治维新以后， 直至二战的整个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时期中，日本军部和政府间时常在国防方针、 军事战略及作战计划等问题上发生龃龉，正是双方激烈争夺领导控制权的具体表现。
2、强调达成突然性，实施“闪击战”
出敌不意， 达成突然性，以“闪击战”的方式力求在首次打击中致敌于死地， 是日军作战思想、作战理论的核心。《统帅纲领》中认为， “出敌不意，对于奠定胜利基础和取得战果都极为重要。因而必须具备独创的见解和锐意进取的精神才能战胜敌人； 必须不断钻研作战经验，洞察未来发展，经常进行必要的有关训练，采取完善的对策，以便先发制敌。 ”《作战要务令》、《海战要务令》均强调“出敌不意” 和“先机制敌”的重要性，要求部队必须以旺盛的斗志神速的机动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 占据主动地位。“为此，必须隐蔽企图，利用复杂地形和恶劣天气，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倒敌人，使之措手不及。
达成突然性， 实施“闪击战”，必须具备诸多因素，创造诸多条件。 例如隐蔽行动，选择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等，日军认为，其中首要的是收集情报， 掌握敌情，并与积极的欺骗行动相结合；其次是使用敌人意想不到的方法、手段，以此来搅乱敌人，给敌以心理上的打击。
日军在日俄战争沈阳会战中，乃木希典的第3集团军从据守阵地的俄军以西50公里处迅速迂回，突然出现在俄军后方，使俄军措手不及，乱作一团， 日军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更得益于突然袭击，以出奇不意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发起“闪击战”，达成作战目的。日军奇袭珍珠港就是上述思想和理论的具体运用，它使美军遭到重大损失，而使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处于主动地位。
3、积极果敢的运动战和包围歼灭战
为达成速战速决的目的，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敌人以重大打击，而“给予这种打击的最好方法就是包围敌人， 实施歼灭战。”这种思想在大正末期， 即20年代中期以前便已形成。1920年日本出版的《欧洲战争丛书》第34号《对战争爆发前德军作战计划及马恩会战之研究》， 认为“决战只能依靠运动战”。翌年，在偕行社出版的《歼灭战》的小册子中， 极力主张日本陆军在作战乃至战略上应采取“歼灭战战略” ，而且“在战斗实施的具体手段上，除应实施歼灭战外，别无选择。” 也就是说， 不论在军事战略上，还是战役战斗上都必须实施“包围歼灭” 。这些观点和论述，对此后日军教范、条令的制定，对日军作战思想、 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昭和时期，即20年代中期以后， 日军更加强调实施运动战和包围歼灭战，设想在“运动战”、“包围歼灭战” 成为日军的一种教义，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在太平洋战争的岛屿作战和热带丛林战中， 尽管完全不具备运动战和包围歼灭的实际条件，还硬要推行这一战法，从而加速了日军的灭亡。
1938年颁布的《作战要务令》 ，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和理论，认为“进攻的主要目的就是包围敌人， 并将之歼灭在战场上。”在果敢的正面进攻把敌兵力牵制在正面而使之无暇顾及其他的情况下， 用于翼侧包围的兵力越大， 其包围的成果会越明显。担任包围的部队，必须隐蔽企图， 神速果敢地行动，不给敌人采取对应措施的时机。同时实施两翼包围， 或实施一翼和背后包围会取得更大的战果。所以，只要情况允许， 就要果断大胆地实施包围。即使在正面进攻中，也要求各级指挥官尽一切手段实施局部包围。
4、强调进攻是摧毁敌战斗力的唯一手段
日军历来突出强调进攻， 到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日军把明治建军以来一直强调的进攻精神和“攻势主义” ，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使其“只有进攻才能消灭敌人，取得胜利”和“进攻是摧毁敌战斗力的唯一手段” 的理论更加系统化、具体化了。《作战要务令》等日军条令、教范在对进攻的论述中，比《统帅纲领》。《战斗纲要》等更提高了强调的程度。 尽管都认为，采取攻还是防，主要根据任务来决定。 但是日军参谋本部和教育总监部在其《关于拟定作战要务令的说明》 中明确指出，日军的攻势意志应彻底的“信念化”，因而要求在即使敌人的兵力明显处于优势的情况下， 也应尽一切手段，断然采取进攻行动。 “情况迫不得已需要防御时，也要抓住战机，果敢地进攻， 给敌以决定性打击。”实际上是把进攻行动绝对化，把进攻作为至高无上的行动。
日军“进攻至上了的思想和理论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是： ①在当时亚洲大陆的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假想敌面前， 日本的国力虚弱，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都比不上苏联，因此，日本认为，必须以高度的训练。高超的指挥艺术以及为国捐躯的精神来弥补兵力和装备之不足。为此，对军队更加强调精神教育，而另一方面却日益轻视物质的作用和威力，日军在“九?一八” 事变和“七?七”事变等侵华战争的进攻作战中取得胜利的经验， 更加助长了日军“进攻至上”思想和理论的发展，②当时参与编纂日军条令、条例和教范的人，都受到“积极的攻势”、“进攻精神”的长期教育和熏陶，他们坚信“进攻和攻势绝对有利”。他们从日俄战争中总结出的经验是： 精神力和肉搏也能战胜强敌；物质战斗力不足是日本的宿命， 不可改变。为此，日军对进攻作战行动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在各种条令、教范中对进攻作战作了具体、详尽的论述和规定， 强调进攻的坚决性、不间断性；进攻中的高速度、兵力的广泛和快速机动； 超越复杂地形的能力；为夺取和保持主动而实施的第一次打击的坚决彻底性；在行军中的快速性和吃苦耐劳精神；在恶劣天候下发动进攻的能力等等。
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前期， 日军确实在进攻作战中取得了令其鼓舞的战果。 但在后期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时，由于长期奉行进攻至上、 轻视防御的作战思想和理论，对防御缺乏精神、物质和技术准备，因而加速了日军全面溃败的进程。
5、根据实际情况，慎重实施大部队夜间袭击
日军重视和强调利用夜暗发动进攻， 奇袭敌人，始自日俄战争，在辽阳会战中，日军以1个师的兵力成功地利用夜暗袭击了在标高600米弓张岭占领阵地的1个师的俄军。这是日军师规模的夜袭第一次取得成功。 此后， 利用夜暗实施近战、 夜战，成为日军的惯用战法。在《作战要务令》 等条令、教范中，强调利用夜暗接近敌人，占领进攻出发位置，可隐蔽企图，达成突然性，获取大的战果。日军重视在夜袭中主要由步兵用军刀和刺刀实施白刃格斗。 团以下小部队隐蔽行动奇袭敌人时， 为不暴露企图，原则上预先不实施火力准备，确需进行火力准备和炮火支援时， 预先对目标进行周密侦察，担任夜袭的部队与炮兵之间进行充分协调，防止误伤和过早炮击而暴露企图。日军认为， 夜袭最重要的是周密的准备，对进攻路线和敌阵地弱点预先进行周密详细的侦察，对在各种复杂地形条件下行动时如何克服地形障碍，以及在迷失方向或遇到其他意外情况致使作战无法按计划进行时，需要采取何种措施， 做好充分的计划和准备。夜袭即使暂时取得成功，也有可能在天明以后遭到对方的反冲击而最终失败。因此要求炮兵预先做好在天明时进行炮火支援的计划， 预备队做好抗击敌反冲击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