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马相伯先生是我一生景仰之人。马相伯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杰出的教育家和爱国者。他出生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际，去世在1939年中国抗日酣战期间，真可谓“生于忧患，死于忧患。”1881年和1892年他两次任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及驻神户、长崎领事。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心早就有一定认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多次讲：“救国本吾人天责，余老矣，然对国民一分子之天责未尝或忘。”当时马先生虽已年过90，但爱国精神不让后人。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马相伯的住所有遭受日枪炮射击的危险，其家属和身边人员均劝他移居租界医院。他却坚持留在原地不动，以表以身殉国之意。他又为《淞沪御日血战大画史》一书口授序言，热烈赞扬十九路军和赵登禹、关麟征等将士在长城线上浴血奋战及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国民党当局实行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激起了马相伯的极大义愤。尤其是当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七名救国会领袖被捕后，马相伯大义凛然，积极参加营救。他在写给冯玉祥的信里，愿以首级担保七君子无罪，并谓：沈等“血心爱国、人人钦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杀一不义，虽得天下，文武不为”，希望冯格外加以体恤。

　　1939年4月，在马先生虚龄百岁生日时，全国各大城市为他举行遥祝礼，我收藏的便是专为此而烧制的寿碗。事后他把所收寿礼送交军事委员会，作救护各战区负伤将士之用，为抗战略尽绵薄。同年11月4日，他病逝在越南。逝世之前他不只一次对来访者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100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这次战争在物质上讲，我们绝敌不过日本，幸赖我们有正义公理，才成为大义敌不义，有理敌无理……”“日本不知克己便是失败，最后胜利，你们是一定看得见的。”

　　马先生之于我，最敬佩的是他在虔诚的宗教信仰中，在国难逆境中，一面保持恬静心境，一面为真理不懈斗争。其次，他的拳拳爱国之心，让人敬仰。我们只有以我们的爱国之心告慰这位马老先生。(摘自樊建川著作《一个人的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