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8月13日消息，本栏目日前收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生）丁松泉来稿《关于中日关系问题的随想》，全文如下：
一、作为日本人的一项集体责任
关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始终不肯真诚地对中国人民表达道歉，日本的一些人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的不真诚寻找借口，什么日本人的民族特性啦，或者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啦。现在还有一种论调甚至已经使中国人自己也被迷惑了，那就是，当代日本人对于他们父辈在战争中的行为，没有必要也没有责任道歉，因为他们没有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当代日本人没有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只能说明他们没有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但是，他们作为日本人，以日本人作为一个共同体，他们就有一种集体的责任，一种政治的责任，对中国人民表达道歉之意。只要这种道歉没有真正发生过，日本人作为一个共同体的集体责任就无法逃避，无论已经是多少代以后，一直到战争的道歉表达和被接受为止。汉娜.阿伦特曾经这样说过：“无论什么政府都对前任者的功绩和罪过负有责任。这一点即使对于经常否认前任政府签订的条约的革命政府也是合适的。拿破仑.波拿巴登上法国执政者宝座时，宣布‘我将承担从路易王朝时代到罗伯斯庇尔恐怖政治为止法兰西发生的所有事件的责任。’换言之，他宣布：这些事情，只要我是这个民族的成员，只要是这个政体的代表者，就是在我的名义下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继承我们祖先带来的报偿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负起他们所犯罪孽所留下的责任。”她认为，“我们能够免去这些政治上的严格意义上的集体的责任，只有当我们离开这个共同体之后”，“道德的、也就是个人的而且是个人的行动准则决不能成为从集体的责任中免除我们的借口。我们对我们未从事的事情的代理责任，即我们自己承担我们完全是清白的事情的归结的责任，因为我们不是把自己生存作为孤独地生存着，是生存于自己的同胞们之间。我们行为的能力只能够在许多的各种各样多元的人类共同体中的一个共同体中形成一种现实的力量。所谓代理责任是对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所付出的代价。”阿伦特考虑的是德国人的问题，对于日本同样适用。如果按照日本有些人的说法，战后的德国总理也没有必要向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下跪。而根据阿伦特的观点，日本人作为一个集体，有其不可推脱的责任，除非你放弃了日本的国籍，或者死去不再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员，你就有责任。日本人作为一个共同体，对于我们祖辈对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有集体的责任，不管这代人是否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现在的日本政府，依然有责任向中国人民表达道歉。
只要日本政府没有解决道歉的问题，不管到什么时代，日本人的集体责任无法逃避。这不是非理性的要求，相反是一个非常理性、严肃的要求。
作为一个国际政治的研究者，我很清楚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交需求，对日本和日本人民没有特别的偏见，主张中日友好与合作，但这不能得出不再要求当代的日本政府对中国人民道歉的结论。同样，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具有什么反日情绪。我们所坚持的是，日本的集体责任是要他们自己承担的。
二、原子弹的历史情结
每年的8月，我都通过电视看到日本人民，特别是广岛的市民对于原子弹爆炸的纪念活动，他们的真诚、他们对于亲人的怀念、对和平的祈祷，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的辽宁和南京，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场景，虽然在中国，战争的死难者数量巨大而且死得很悲惨。我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非常同情，因为我们都是苦难的人类。我虽然没有看过具体的材料，但从一位叫彭明敏的中国人（尽管他要搞台独不做中国人我还得这样称呼）的回忆录《自由的滋味》中读到一点片断。他当时在日本读书，自己被炸断了一个手臂，他亲眼看到原子弹造成的悲惨景象。无辜的人民，包括可爱的孩子们，或者被埋在地下，或者出现鼻子出血等痛苦不堪的状态后死亡，一座城市消失了。日本人民反对原子弹和核武器，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但是，历史有它自身的逻辑，不能以今天的非否定昨日的是，原子弹问题就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亚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包括无数的无辜平民。日本总体战的一项内容就是通过对敌方无辜平民的屠杀和狂轰烂炸造成敌方的恐慌，摧毁敌方的战斗意志。所以，中国等国家的无辜平民就这样成为这种战争的试验品，其惨烈的状况人人皆知。美国也没有能够幸免。
美国参加战争，尽管它也是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的需要，但无论你怎么写这段历史，你都无法否认美国是东亚人民的解放者。没有美国，东亚国家的人民还要有更多的死亡和更多的苦难。到1945年的8月，美国为了欧洲和东亚人民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日本统治者要顽抗到底，不接受投降，并号称要“一亿玉碎”。美国估计攻下日本本土需要付出百万人的代价，当然还不包括中国等国家人民的伤亡。原子弹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尽管谁都为它的残酷而难过。这是人类的悲剧，你别无选择，或者日本人，或者美国和中国人。美国不应该受到任何的谴责，因为在这样的战争面前，没有别的选择。不这样，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死伤更多，由于日本顽抗，日本人民还要承受死亡，只是不会整个城市和全市的平民。有人说不能进行理性的计算，我不明白在战争中，没有理性的计算，还需要什么。不是日本人，就是盟国人，死亡迫使你作理性的计算，这而且是正义的计算，虽然对两个城市的平民来说是不公平的。需要谴责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是当时的日本统治者，而决不是美国。有些日本人在原子弹问题上不知作深刻的自我反省，转移人们的思维路向，只知道谴责别国而不知反省。周恩来说，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很适用于广岛和长崎，但大概有些日本人永远不会或不愿理解这句话。
有些中国人不知是因为善良还是无知，也随日本人起舞，加入到谴责美国原子弹的行列，已经不值得评论。而我不会被日本人今天的纪念活动而改变我的历史情结。大学7年历史学的训练使我永远不会随日本人起舞，去谴责美国的原子弹。我所希望的是，每个国家都走和平的道路，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不要迫使人们做残酷的计算。
这就是我对原子弹的历史情结。
三、父亲的噩梦的主题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农民，有中国农民的优点，也有同样的缺点。在我看来，他胆子既大又小。说他胆大，是因为他一直在野外看守生产队的庄稼，夜里就住在那儿，四周都是坟地；说他胆小，是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他经常做噩梦，夜里经常吓得醒来。
几乎每个噩梦都是重复着同一个主题：飞机轰炸和逃命。
父亲如果在世，应该是75岁，那么他应该是1928年生，1937年为9岁。飞机轰炸和逃命给他留下了太残酷的记忆，无法摆脱。有些心理学书说儿童期的刺激对一生有影响，大概有其道理。
一个农民，与日本没有任何的关系，但给他最深的最无法摆脱的记忆是日本人的飞机和炸弹。9岁的儿童本是天真烂漫的时候，却在心灵上有终身的伤痕。
他也不认识字，因而也不会像我一样去思考战争之类的问题，日本不仅让他做噩梦，而且对他一生的幸福有很大的破坏。甲午战争破坏了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近代化，1931年开始的侵略又破坏了中国的现代化，并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方向，他的一生，特别是青少年时代在贫穷和饥饿中度过，晚年刚有机会改善，上帝就召唤了。没有日本的侵略，他的一生会如何？如果还是贫穷，但总不会有持续的噩梦，以他对鬼的不惧怕可以推断他不会那样。
他恨日本人，但也只是叹息而不是像现在网上那样的语言。一个普通的农民，连恨也是深刻不起来的。
但日本人的飞机和炸弹永远在刻画着他的梦。
但他还是幸运的，周围的大屠杀没有碰上，就连杭州逃到我们乡下的一家人也被杀了最主要的人：孩子们的父亲。
有些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都要抵赖，一个普通农民的心灵的伤痕怎么能够感觉到，或许又要说“那是中国人的虚构”。或许会说：“我们的广岛......”
他没有培养起我对日本的仇恨，我希望看到的是中日的友好，一个新自由主义者眼中的复合相互依赖的中日关系。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学习日语，了解日本文化，也想亲自告诉日本人，你们的飞机和炸弹除了造成死亡外，还曾经刻画着中国儿童们的心灵，他们的梦的主题。在中国人民面前，任何道歉都不会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