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日本律师高桥融先生再一次来到中国,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一桩中国劳工对日诉讼案件调查取证。

  高桥律师是“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的成员。在日本,这是一个专门为日 本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提供法律支持的组织,现有300多位律师成员。8年来,他们几乎代理了所有中国受害者的对日诉讼,包括广为人知的劳工案、细菌战案、慰安妇案、化学武器伤人案等,累计近30件。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该组织对于中国受害者的帮助全部是无偿的。不仅如此,为了帮助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法律框架内找回自己的权利,8年时间里,律师团已为案件支付了近千万元人民币的费用。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帮别国人跟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打官司?前天,律师团团长、日本资深律师尾山宏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近几年,在20世纪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害以及被侵华日军遗留化武和弹药伤害的中国人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的案件,越来越多地为外界所了解。通过这些案件,人们熟悉了王选、康健、苏向祥等一大批为受害者争取权利的中国人的名字。

  但许多人并不知道,在日本,也有一个专门为中国受害者提供无偿法律支持的组织??“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作为多起对日诉讼案件中中方原告的日方代理律师,这个团的几百位日本律师已经同日本政府的法律代表,进行了8年多的交锋。

  专门负责日军遗留化武和弹药受害者对日诉讼的中国律师苏向祥曾说:“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的律师是我们的战友、朋友和老师。他们是一群人格高尚的日本人,中方受害者和律师都非常尊敬他们,他们追求正义的执著常让我们落泪,中国人理应更多地了解这些日本人。

  8年代理近30件对日诉讼案

  “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成立于1994年。当时,日本的法务大臣公开叫嚣,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没有其事。本国政治家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立刻在有良知的日本人中掀起轩然大波。

  针对这种谎言,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他对同行表示,应该通过这个团体的工作,促使日本民众和政治家正视历史,承担罪责。

  小野律师的提议一经发出,当时就有多名律师响应,加入了律师团。律师们认为,这个组织必须有一位有正义感、一呼百应的带头人,大家都想到了日本著名律师尾山宏先生。尾山宏律师在日本法律界德高望重,他以代理家永三郎诉日本文务省检订历史教材案而闻名于世。

  20世纪60年代,日本历史学者家永三郎在自己编著的教科书中,如实反映了南京大屠杀、日本731部队在华从事人体实验等史实。但日本文务省在审查教材时,要删除这些内容。家永三郎认为文务省无权删改,遂向法院提起诉讼。1965年、1967年的两次判决均告败诉,但家永三郎坚持自己的主张,上诉到日本高等法院。终于在1997年,此案由日本高等法院裁决家永三郎胜诉,此时距第一次判决已整整过去了32个年头。“家永”一案成就了尾山宏在日本法律界的地位,更使他成为正义的代言人。律师团成员一致推举他出任团长,尾山先生欣然接受。

  1995年,“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帮助中国受害者进行了第一场诉讼??中国受害者就731部队活人实验、南京大屠杀等诉日本政府。从那以后,8年过去了,除了两个案件外,“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几乎代理了所有中国受害者的对日诉讼,其中包括广为人知的劳工案、细菌战案、慰安妇案、化学武器伤人案等,累计近30件。

  日方代理律师承担大部分工作

  近年来,中国受害者就日本侵华战争及遗留问题展开的对日诉讼越来越多地见诸媒体,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在对日诉讼的过程中,是“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的日方代理律师承担了大部分工作。

  苏向祥曾向记者介绍,按日本法律规定,跨国起诉日本国家的案件,原告国的律师是不准出庭参与法律程序的,这类案件都必须由日本律师代为诉讼。

  要打赢官司,律师手中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的律师为此耗费了大量心血。为一起案件,日本律师往往要多次到中国与原告商议,到事发地实地取证,找当事人调查。

  日本法院对案件的处理流程也与中国不同。在日本打官司,法院立案后先要由原被告双方就官司是否成立陈述理由,之后法官将作出判断,如果法官认为原告有理,案件可以继续下去;如果认为被告有理,就会把案件驳回,连打都不让打了。

  由于对日诉讼涉及日本政府和国家的声誉,所以日本政府的法律代表往往会在辩论阶段抛出各种理由进行抗辩,因此,说服法官继续案件是件非常繁重的工作。如前不久在第一次判决中胜诉的“首批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及弹药伤害中国人要求赔偿案”,该案打了7年,但前4年时间全花在了法律辩论上,其艰难程度可见一斑。

  法官认为有必要打官司后,案件就进入事实调查阶段,但律师要证明事实存在也很不容易。比如,在日军遗留化武和弹药伤害中国人的案件中,受害者代理律师不但要证明中国人被伤害了,还要证明伤害中国人的化武确是由日本生产的、日本军人留下的。这就需要律师去寻找、说服过去生产、遗留过化武的工人、日本老兵出庭作证。在右翼势力活动一直猖獗的日本,这项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律师团帮助中国受害者全部无偿

  对于熟悉对日诉讼的人来说,“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是一个令人敬重的组织。站在正义的立场,运用法律武器帮助他国人与本国政府打官司,这已属不易。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这个组织对于中国受害者的帮助全部是无偿的。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为了帮助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法律框架内找回自己的权利,“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的日本律师们已经在8年时间内,为案件支付了近千万元人民币的费用。

  尾山宏先生介绍,“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一个渠道是律师团的支持会,这个支持会由日本各界人士组成,名字叫“战后的50年,日本的良心被追问”。有正义感的日本公众自发捐款,为打官司筹集资金;而更主要的渠道是律师团成员自己,也就是说,主要的资金来自律师团成员??成员律师不但要为打官司累心费力,还要自己承担诉讼所需要的一切费用。就连平时律师团开会、讨论,律师也是自己带饭。

  每逢提及这些无私和巨大的援助,苏向祥都会非常动情。当他在几年前走上替中国人向日本政府讨还权利的道路时,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工作的开销竟然是由日本律师团支付的。

  律师团最大的开销是请中国受害者到日本出庭。用尾山宏先生的话说,中国当事人从走出家门,到日本打官司,再回到家,这个过程中自己不需要花费一分钱。而这一过程的总费用约合5万元人民币!在一些年头久远的案件中,有些当事人已是行动迟缓的老人,为了赴日出庭,一般都有多人随行照顾,仅此一项,律师团在成立的几年中就已经支付了几百万元人民币。

  由于开销巨大,律师团目前已有些艰于支撑。但面对窘境,这些有正义感的律师却从未轻言放弃,而是想方设法把每桩诉讼进行下去。“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的发起者小野寺利孝先生,至今已为诉讼贷款近2000万日元。律师团支持会的一位女性成员,为了给律师团提供资金,竟然卖掉了自己的房子,租住在一间小房子中。

  尾山宏先生告诉记者,当年代理家永案时,他还有微薄的代理费;但当他代理中国受害者的案件时,就是向外掏钱了。他的夫人曾对他讲,先生,您是否可以找一些可以赚钱的案子来做。但他坚持己见,夫人最后也成为他的支持者。

  这一切举动,全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们抛家舍业,帮中国人打官司。

  无论胜败中国受害者都感谢他们

  今天的“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已拥有300多位律师成员。尾山宏先生讲,全日本只有不足两万名律师,能有几百位律师为中国受害者的权利走到一起,其影响力巨大。

  在成立的最初几年间,右翼分子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律师团律师的骚扰和恐吓。尾山宏先生曾在几个月时间里,每天半夜都会被电话铃声吵醒,可一接,却又没人说话。最后,他不得不接上录音电话。

  在过去8年的对日诉讼中,中国受害者一直是胜少败多。许多同行看到这种情况,都认为律师团所做的事情是不会有结果的,也没有任何意义,但律师团律师却不这样看。

  近几年,律师团代理的案件主要集中于南京大屠杀、劳工、细菌战、慰安妇、遗留化武和弹药几个方面。虽然胜诉的寥寥无几,但这些案件的判决却有这样一个共性:尽管日本法官以各种理由判决中国人对日诉讼败诉或只是部分胜诉,但案件的事实部分却全部都被认定。这就意味着,虽然中国受害者的要求没有得到支持,但日本的法官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承认了细菌战的存在,承认了日本公司曾经强掠中国人做劳工,承认了日本曾制造并在中国土地上遗留下大量化武和弹药……

  认定这些事实重要不重要?一位日本教师的话提供了答案。这位教师说,以前,对于南京大屠杀,对于人体实验,我不知道该如何向自己的学生讲,因为我无法确定这些历史的真实性;但当这些事实被相关诉讼中的日本法官认定确实存在后,我知道该如何向学生讲述了。

  通过诉讼还历史真相??这正是当年成立“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的初衷。通过多年努力,这初衷终于得以实现。

  正因为了解“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这些年来的艰难和成果,所以每一起对日诉讼无论是以何种结果告终,中国受害者都会对日方律师表示感谢,从没有一点埋怨。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几百位普通律师,敢于为了别国人的事同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打官司,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勇气从何而来?

  尾山宏先生以自己的感受作了解释。他说,律师的最高追求就是通过诉讼还受害者以人权。人权是没有国界的,不能因为是自己国家侵害了他国人民的人权,就无视事实、放弃追求。

  尾山宏先生今年已72岁高龄,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32年时间是在帮助家永三郎维护自己记载真实历史的权利,有8年时间是在帮中国受害者寻找失落的正当权利。他表示,将把余生都献给为人权而战的正义事业。

  “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中一个律师的经历,从另一个方面回答了问题。前几年,这位律师出差到黑龙江,当他坐在出租车上无意间哼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时,出租车司机竟悄悄流下了眼泪。那一刻,这位律师被震撼了??他从未想过,50多年过去了,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创伤依然深深刻在中国人心上。由此,他想到了一个问题:怎样算是真正的爱国?是对曾有的罪行视而不见,强装正确,继续伤害中国人的感情?还是积极抚平曾经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求得中国人民的谅解?他选择了后一种方式。

  正是对正义的追求和直面历史的勇气,让这些日本律师变成了为中国受害者追讨公道的斗士,让“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成为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个团体。

  采访中,记者被“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里那些普通的日本人深深感动。记者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当我们牢记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罪行时,每一个中国人也应该知道,正义与良知从未与日本人民绝缘。我们应该记住“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这个群体,应该从内心感谢这些为中国人争取正义、权利而奔走呼号的日本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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