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有一批有人类良知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成为推动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最主要力量。据了解，至少有500位日本律师在免费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做工作。在已经发生的中国战争受害者的诉讼中，绝大部分，如刘连仁案、南京大屠杀和7?３1幸存者案、平顶山惨案、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案及大部分慰安妇受害者和大部分强制劳工案都是由以东京的小野寺利孝律师为首的律师团代理的。《未被审判》一书及同名电视纪录片展现了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的心路历程。
认识小野寺先生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戒备、猜忌和怀疑：一个日本人为什么无偿地为中国人打官司？他有什么个人目的？如果他摆出一副中国人的救世主的架势的时候，我要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中国的落后和日本的经济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你没有资格在中国人面前这样做！
采访前，我们商定以一种真诚的态度交谈，哪怕是会令对方难堪的想法。他拿着一个大本子，把我提出的问题一一记在上面，说：“我很乐意回答，但我会把这些问题打乱。我想从我的个人经历开始。”
从关注同胞到关注人类
小野寺先生出生于日本一个贫困的矿工家庭，当他年幼的时候，父亲因为在矿山工作得了尘肺病而被解雇，因而造成父母婚姻破裂，而他也因为家庭的变故饱受社会的歧视。贫穷的家境使他无力读大学，高中毕业后就不得不到化工厂工作。但他的个人奋斗也就从这窘境中开始了。
在工厂工作一年后他去读大学，选择的是法律。大学四年级就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毕业后，他代理的第一个案子是在日朝鲜人人权案。
就在这时候，他的介绍使我产生了第一个兴奋点。我知道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律师，在更大意义上，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一位为改变人的生存状况和改良人类社会而奋斗的斗士。
他给我讲述了代理过的一个案子。
东京的60年代初，还有许多的贫困区，其中一个贫困区里有一条脏水沟，某一天，一个孩子掉在里面淹死了。警察把妈妈抓了去，法院判妈妈没尽到监护的责任，判了缓刑。他告诉我，在那个时候，日本的社会现状就是这样的。被判了刑的妈妈找到了他。如果按照一般的处理方法，这将是一个民事案例。但他代理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对那一带(后来又对全东京)的贫困地区做了调查，调查发现在贫困地区有许多这样的脏水沟，并曾经有很多孩子丧命于此。于是他发动所有受害儿童的家长和周边居民参与诉讼，诉讼的对象是地方自治体也就是当地政府。这场官司打了很久，官司的结果是以后这样的水沟都加了盖，再也没有孩子被脏水吞没。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中，他的处理方法如出一辙。
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律师也从关注自己同胞和国家的命运逐步走向了国际，走向了关注人类命运和前途这样一个更大的空间。
走出加害或受害的境界
随后他回答我关于战争的问题。在那时候我产生了第二个兴奋点。
他说：“我的一个舅舅在战争时期被强行征兵，到了菲律宾，登陆时被美国飞机炸死了，另一个舅舅战时被强行征到军事工厂做工，工伤而死。可以说，我们家也是战争受害者。我妈妈是和平主义者，她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是，她只是一位从受害者意识出发的和平主义者。”他这句话使我精神一振，不由得打断了他，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比如，日本挨了原子弹，因此许多人反对核战争，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对，日本的反核团体，基本上都是这种和平主义者。日本的和平团体，也基本上都是这种和平主义者。但是，他们意识不到日本在战争上的责任，意识不到在战争中日本是加害者。从加害者意识去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在日本很少，并且，被排除在主流意识之外。”
他没说他自己。但是，当他从理性上对反战者做了如此分类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从那种境界中走出来了。
他在律师的行当里干了30多年，代理过在日朝鲜人人权案、在日菲律宾人人权案、韩国慰安妇案……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我代理在华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是很自然的。”
对否认南京大屠杀感到耻辱
1994年，小野寺先生参加了一个法律代表团，平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到，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毛泽东，曾经对许多国家的许多年轻人有着重大的影响，小野寺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读大学的时候，他就读了毛泽东的著作，研究了中国革命。那些著作给他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他和我交谈的时候还经常随口引用毛泽东的话，比如统一战线、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等等。
这次的行程是从沈阳到南京，然后到北京。在沈阳和南京，他参观了许多与日军侵略有关的遗址，与许多战争受害者交谈。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的话又一次使我感动。
“在来中国以前，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可到了中国，我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他的意思是说，踏上了曾经被日本侵略军蹂躏过的土地，亲眼见到受害者，亲耳听到他们的诉说，才使他真正体会到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巨大伤害，认识到自己的先人曾经犯下怎样的罪行。这种体会，成为他奋不顾身地投身这一事业的最强大的动力。
他说，那时候，面对战争受害者的控诉，他无颜以对，只能一次又一次表示谢罪。
从南京走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了??当时的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公开讲话，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他说他感到非常耻辱，当即和团里其他几位律师写了抗议声明，送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又招来一些日本记者召开招待会，在会上宣读他们的抗议声明。就在这次会上，一位日本记者把他推上了现在这条路。
那是一位日本共同社的记者，已经在中国住了三年。其间曾经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报道发回日本，期望用这种方式引起日本民众的注意，不意却毫无反响，令他怒火万丈。在这次招待会上，他用挑衅的口吻对几位律师说：“你们来中国搞什么法律事务调查？有比法律事务更要紧的事你们律师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他说，面对这位记者的当面发难，他仍然不是无路可退。但犹豫再三，他决定还是走上了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辩护这条无退路的路。
讼战八年黑发打到白发
当他决定迎接这次艰难挑战的时候，他身上的那种过人的谋略、远见以及组织才能便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他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但最终一定要取胜的官司。为此，他需要组织一个团队。他觉得自己的名气还不够，于是一回去，就去拜访律师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律师。这位律师曾经为教科书的问题和日本政府打了30多年的官司，最终胜诉，在日本社会各界都影响极大。他要组织一个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日本律师团，请这位律师出任团长，他自任干事长，又煞费苦心地找了另外一位年轻力壮的后起之秀进来，组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核心。他说他想到了此类案件在日本法律上存在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在选择进入律师团的成员时，他要选择那些富有智慧的律师。他说的富有智慧，是指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能够在法庭上确保胜利；另外，这种律师还要能通过诉讼创造法理，也就是说，能够在诉讼过程中想办法逾越法律障碍，或者通过诉讼迫使日本国会修改法律。
此外，他还想到了，这种官司，事实上要在两个战场同时展开。一个在法庭上，法庭上的官司，重点是有不可能被推翻的证据，利用这些证据，迫使日本政府认罪；第二个战场在法庭外，就是广泛发动群众，结成统一战线，利用社会的力量，迫使政府改变对战争的态度，并迫使国会为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最终立法。因此，几乎在律师团成立的同时，他又发动日本知识界成立了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支持会和由各界民众组织的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后援会，广泛筹集资金，保证他们的诉讼能旷日持久地进行到底。
最近这次见到他时，一位当年曾经和他交谈过的中国学者介绍说：1995年，小野寺找到他，和他谈起回去要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的事，当时的小野寺说：“我53岁了，头发还是黑的。我用10年的时间，打到白头怎么样？”
我这次见到他时，他已是满头华发。
2004年0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