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日本战败60周年。60年来,日本政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怎么看待日本政治今后的走向,以及这一走向对亚洲的影响?

   卓南生:1966年,我到日本留学。当时那个国家还笼罩着战争阴影,许多新加坡人不赞同留日。我的想法是:应该在亚洲研究亚洲问题,另外我对和平的日本也有很大期待。抵日后我时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日本到底变了还是没变?上世纪60年代,日本社会和平的气息很浓厚,一直到七八十年代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极右作家三岛由纪夫在1970年切腹自杀,他觉得没希望了,要“以死谏国”。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是对亚洲和平稳定的一个巨大的贡献,我们都希望从此中日关系走上正轨。

  吴学文:战后,我是1954年第一次到日本去的。战争对日本的破坏很厉害,对那场战争,大多数日本人也有正确的认识和反省。到上世纪60年代岸信介上台之前,日本社会思潮的主流是和平,是反对军国主义。日本经济后来的高速增长与这种思潮有关系。

  战后美国因素在日本外交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影响。就中日关系来看,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凡主张(外交)独立自主的人任首相,中日关系就前进一步,如在吉田茂之后出现的鸠山、石桥;而一旦美国因素在日本外交中的影响加重,就出现岸信介这样的偏右翼的领导人。岸信介的做法是和日本人民要求和平发展的意愿相抵触的,所以日本发生了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最后把他赶下台。岸信介下台以后,中日关系开始有所好转。

  卓南生: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开始出现总体保守化趋势。1993年日本政坛重组,出现了“非自民党联合政府”,很多人以为这可能是一种“大改革”。但恰恰相反,1993年细川护熙上台、1994年村山富市政权诞生,意味着日本整个政坛全面保守化,社会党是最大的输家。在这以后,日本政坛由保守派和革新派的“保革对峙”,进入了保守派同保守派的“保保对峙”的时代。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朝野主流势力都要抛弃和平宪法。

  今天,日本保守派的重要动向有二。第一,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与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但日本保守派更倾向于把它定位为“日俄战争胜利100周年”。他们认为日俄战争的意义,在于一个东洋小国打垮了一个欧洲大国,有色人种打倒了白人,延续下去当然就是要为“大东亚圣战”辩护。第二,重头戏是修宪。2000年,国会成立了宪法调查会,决定在5年后的今年,提出报告书。照理这应该成为日本国内政治争论的焦点,但是由于各方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争常”,既转移了视线,还加强了日本人的大国意识,有利修宪的舆论。可以这么说,“争常”原本就是一个梦,东京造势之用意,与其说是要一次到位,不如说是在声东击西,重头戏是修宪。

  有人称小泉是“无定见右翼”,他和中曾根康弘和小泽一郎等“有定见右翼”的最大区别,是勇于横冲直撞,比谁都露骨,比谁都不负责任。但这不等于其背后“有定见”的智囊与官员没有战略。小泉是一个就要下台的首相,在下台之前得充分利用他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该做的,不该做的都让他去完成。今天,我们看到小泉做了这么多令人费解的事,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都是相互呼应的。

  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国内外原因

  吴学文:刚才您谈到1993年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个转折时期,细川护熙短暂执政。导致细川下台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和极右势力发生冲突,他说了一句话:“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引起了极右势力的围攻。右翼很快成立了“历史问题研究会”,搞了个《大东亚战争总结》,这本书肯定“大东亚战争”,宣扬皇国史观。在这本书上起主导作用的,一个是西尾干二,一个是高桥史朗,他们两个正是今天“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会长和副会长。

  历史上,日本统治阶层里,总有一股疯狂的势力。他们在太平洋战争时疯狂了一次,在侵略中国之后,又侵略东南亚,并攻击美国;到了80年代“广场协议”的时候,再疯狂一次,以为可以购买美国。今天又是疯狂的一次,修改宪法、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要求“入常”,这几件事情同时进行。日本总是把自己的力量看得很大。

  小泉一上台就说,他进行的是“没有禁区”的改革。这正符合那一个疯狂集团的想法。在最混乱的时代,右翼活动的空间最大。1993年以后,日本8年换了10个内阁,经济倒退10年,这给小泉这样的人提供了很大的活动空间。如果这个集团继续掌握日本政权的话,那么日本就会成为亚洲最具侵略性、最危险的一个国家。遗憾的是,日本牵制这种力量的政党,力量很小。

  卓南生:自民党内的所谓“鹰派”跟“鸽派”对中国也许有各种不同策略的考虑,但在修宪派兵问题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冒进”还是“渐进”的策略之争。自民党内的所谓“鸽派”人士,之所以在修宪问题采取较慎重的态度,主要是因为担心亚洲人民的反对,担心日本被孤立。但是,小泉四次参拜靖国神社,给了某些人很大的鼓励。这就是日本人所说的“逆向”现象,即“开倒车”,向战前的思潮认同。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基本上是跟着美国走的,但是在90年代海湾危机以后,日本的明确态度是:我出钱,但我更要出兵,出钱其实是为了出兵。现在,时机来了。美国需要日本在亚洲牵制中国,而日本则要求美国放松对它的监督。这是1996年美日安保条约重新定位后发生的一种变化。而到今年,干涉台海已成为美日之间一种明确的共识。

  吴学文:前不久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纽约说,台湾一直就是包括在“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内,这是第一次把干涉台海作为战略目标讲出来了。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日本官房长官?山静六就讲:那里失火的话,我们就要去灭火。可见他们心中早就是这样想的了。我想起中日建交以前,周总理对自民党的分析:在台湾问题上,法国人说“台湾地位未定”,只是说说而已;而日本人说“台湾归属未定”,则是有野心的。1997年我们就明确要求日本表明“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但日本一直采取模糊的态度,现在态度已经很清楚了。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有一种“防止出现超级大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想法,这实际上是指日本的。后来约瑟夫?奈的东亚战略出笼,“日本威胁论”

  变成“中国威胁论”。日本的战略是:一方面靠日美同盟加强它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在多极的国际体系中占到一席。“9?11”以后,西欧同盟没有几个跟着美国走,美国惟一能抓住的就是日本,所以对日本重用。小泉也看到这一点,紧紧靠上去以多拿资本。日美关系目前看似很符合美国的意愿,其实日本有他自己的打算。

  卓南生:过去,“同盟”这两个字在日本是十分敏感的,因为它有违宪之嫌。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东京为了要争取参加大国游戏,争取派兵出国,又想说得隐蔽一些,才有所谓的“国际贡献论”。到了伊拉克战争,小泉索性公开把美国称为军事盟友,以“日美军事同盟”代替了“国际贡献论”。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小泉“亲美”,但实际上他和所谓“反美”的石原慎太郎一样,“亲”的是日本狭隘的“国益”路线。美国在“9?11”以后进一步放松了对日本的监视,于是保守势力就想试试邻国的容忍底线到底在哪里,能够走多远就走多远。冒进的小泉正好是负起了这样的使命。“有定见右翼”的自民党人虽然有时要为小泉的惊险表演捏一把汗,甚而喝倒彩,却没有采取真正有效的行动加以制止,这是因为彼此基本看法相去不远。

  吴学文:最近,日本在能源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田问题,甚至“冲之鸟”问题上都在和中国争夺。我感觉,日本继承了原来对外扩张的思想。这一点,只要是右派在台上,都不会变化,我们要警惕。日本一直没有对战争正确反省,而美国正以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来推进“民主”,这和过去关东军以军事来建立所谓的“王道乐土”是一样的。这两个国家结成同盟,亚洲人民能对他们放心吗?

  卓南生:东南亚受日本侵占3年零8个月,比中国、韩国被侵略的时间短。但我们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批判并无不同。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在试探各国对“甲级战犯”分祀的反应,甚而要拿此作为筹码,讨价还价。参拜靖国神社的本质是美化“军神”的史观。从东南亚的角度来看,除甲级战犯外,人们也很关注东京如何看待直接侵略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有“马来之虎”之称的乙级战犯山下奉文等。

  中日问题不是两强争夺

  卓南生:就目前的发展来看,要想日本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80年代的情况,已经不太可能。我是比较悲观的。过去日本比较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很担心日本成为亚洲的孤儿,或者世界的孤儿。但是这种观点现在很少见了。当然,我们希望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能够看到,这样走对他们没有好处。

  吴学文:小泉现在充分利用美国来增强他的实力,但我感到这只是增加了硬实力,软实力的优势在我们这方。亚洲人民都看清楚了小泉的所作所为。现在重要的一点,是自己国家的实力要强。亚洲国家现在都在充实自己的实力。我们和周边国家关系搞好了以后,就可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虽然现在还不能称小泉是军国主义,但是必须有所警惕,在软实力方面要做准备。另外,我们仍然要对日本人民、对日本的健康力量抱有希望。

  卓南生:今天,很多媒体喜欢用“亲日”、“反日”这类字眼来贴标签,我认为是很不科学的。实际上“反日”、“排日”等词语,都出自战前的日本媒体,目的无非是要把对日本国策赞否的是非问题转变成民族对立,或“国益”的冲突。对于日本与亚洲邻国的主要矛盾与冲突,我想首先应归因于其对战前所作所为之不反思,及力图修宪派兵,令人难以放心。中国的崛起,也许会加强日本的“危机感”,但战后日本的历史翻案风及其力图推行的扩军路线,与中国国力的盛衰、中日两国力量强弱之消长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把问题的焦点单纯地解析为日本不让“中国崛起”的心态,其实是模糊了是非的界限。有些日本人之所以热心推售天朝时代的“朝贡论”,及将中日关系解释为“两强”的利害冲突,无非是要说:历史上你强大的时候也欺负过我,“弱肉强食,天经地义”,没有谁对谁错。如果陷入这种以力量强弱变化分析问题的逻辑,原本与中国人、韩国人有共同惨痛经历的东南亚人会认为,今天中日间的史观摩擦,并不是是非之争,而是两头巨象之间的角力,我们小国应避之为吉。“强弱论”之陷阱,就在这里。

  图片说明:今年是日本战败60周年。60年来,日本政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怎么看待日本政治今后的走向,以及这一走向对亚洲的影响?

  我们请到新加坡著名学者、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教授卓南生(下)及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吴学文先生,就此展开讨论。

  《环球时报》 (2005年07月08日 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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