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日韩三国学者和教师合编、于2005年6月出版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所言,二次大战中,日本国民整体上配合了被称为总力战的侵略战争。日本人为什么能够那样丧失理智而全力地配合战争?这固然需要从日本的天皇制以及对国民的军国主义教育角度进行思考,但也不能忽视在日本走向法西斯专政的关键时刻,由贫苦阶层出身的陆军少壮派发动“以下犯上”的暴乱兵变,促成了军部独裁的政治体制的诞生。在这里,贫穷并不意味着一定善良、通情达理,倒可能是愚昧、偏执乃至嗜血。

  ★“圣战”激起的集体狂热

  千百年来,天皇就是日照大神在日本列岛的最高象征。日本学校的教育主题是,“天皇是神的子孙,国民的使命是消灭不顺从天皇者,帮助世界成为一家(八一宇)”。在日本近代以来留下的大量浪人诗词里,躁动不息的总是“岛国焦灼”,以及积淀在文化血脉里的扩张意识。当日本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大胜了中国、朝鲜之后,连乡村的小学生们每日里也唱起这样的歌谣去上课:“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这种对“圣战”的集体狂热和拥戴在上世纪30年代再次出现。在日复一日的“神之国”谎言灌输下,几乎所有十几岁的日本男孩子都盼望着参军,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实现了这个愿望。在918事变爆发10周年之际,日本所有年龄为20岁的男子,大学生除外,都受到了征召。志愿参军的年龄开始为17岁,后来降低到15岁。此后几年里,一张来自陆军省的红色明信片提醒每一个男性国民,他“拥有参加陆军为天皇陛下效忠的光荣使命”。

  1943年10月,有13万名年满20岁或以上的大学生收到了明信片。他们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在报到、体检与安排好需交代的事务之后,他们都会去祭奠祖先的坟墓。这是为了提醒他们,一旦走向战场,他们很可能永远回不了家乡。而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因为参军者的“踊跃”,日本军队的数量扩张到380万人,比上一年多出了整整100万。

  通常,在新兵出发前,其家人与亲友们都会聚在一起,开一个具有壮行意味的“社行会”,鼓励从军者为国家多立战功。一个名叫相川孝昭的中学老师,在许多次这样的“社行会”里送走了自己的学生,他日后回忆道:在会上,“谁都不允许说一句悲伤或者同情的话,我们只是说:‘恭喜!’新兵会被请喝下一杯非常珍贵的酒,吃一块特殊的鱼??或者任何能够找到的美味。”同样地,官方也不时组织隆重的欢送仪式,用以激励更多的后来者。

  “圣战”掀起的这种集体狂热,在追悼战殁者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当一名士兵死后,一般情况下,其骨灰会被送回家乡,绝不会尸横异邦。骨灰送达死者家庭时,死者生前的亲友和邻居们都会前来吊唁。如果是几个骨灰盒同时送回来,就会举行一个联合的葬礼。

  随着战死的人数不可遏止地增加,名噪列岛的东京巨人队的垒球明星们应征入伍了,专业相扑选手也穿起了专门加工的军装,连一向遵从“六戒”,鼓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和尚们也拿起了屠刀??由于大量的神职人员入伍,以至于在神道教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妇女补缺男人担任神职职务的现象。此外,工程师、技师、工头和技术烂熟的工匠等对于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人们也经常被征召去了前线,而他们留下的职位空缺,则由传统上一旦结了婚就该辞去工作的家庭主妇来承担。最后,到了1943年的夏天,甚至连女中学生们也被发动起来缝制受伤士兵所穿的病员服,而郊区的一些艺妓们也走进了深山,砍柴拾禾。

  临近战争后期,列岛上几乎每一寸可以耕种的土地,包括公园、体育场,甚至还有被取消的原定用于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场,都被用来种植粮食作物。到了1944年,由于绝大部分金属容器都被收缴去制造武器,绝大部分石油已经被战争所耗用,日本的许多家庭都只有一口锅做饭,一个桶提水,街上也只有自行车和偶尔几辆燃烧木炭、冒出黑烟的汽车驶过,昔日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渐渐寂静得像一条条脱去了生命的蛇蜕。而在地下众多的深深矿井里,在昏黄灯光的照射下,虽有男人在场,但妇女们干脆穿起短裤,甩动赤裸的双乳,挥舞大镐与铁锨,毫无羞愧地轮番上阵,为已近力竭的战争机器输送最后一程的燃料……

  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在强制牺牲国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在将近15年的战争年代里,除了像美国基督教团体灯台社的日本支部等少数组织认为“战争是杀人罪”而提出拒绝服兵役,以及像绿川英子那样极少的日本人在中国大陆投身反战活动外,绝大多数日本人顺从了“天皇的旨意”,像飞蛾扑火,打一开始,便毫不犹豫地扑向了这个共犯结构!

    ★“兵变”造就的军部独裁 

    日本之所以会走上法西斯专政道路,光从天皇制以及军国主义思想源流上找原因是不够的。日本在1940年10月组成“大政翼赞会”,以“一党一国”的法西斯体制取代多党制的议会制度,直接地是受德国1940年6月对法国“闪击战的胜利”的影响。鉴于此前日本政治上还有政党运作的成分和内阁主导的空间,在其未被充分法西斯化之前,军部为何能挟天皇而行独裁,入侵中国东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拿下中国半壁江山,并在南京扶植了汪精卫伪政权呢?这要从上世纪20年代那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冲击说起。 

    那场危机令日本的城乡同时陷入灾难。在城市,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物质的极度匮乏引起了普遍的绝望和抗议。到1926年,失业工人超过300万,此前来城市打工的大量农村人口不得不返回家乡。农村的情况却更悲惨,为了抑制通胀,政府从中国台湾和朝鲜进口了大批廉价的大米,这使得国内的稻米种植业毫无利润可图。许多农民的妻子和女儿,过去一直靠在丝厂挣工资贴补家用,以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但这时,自己也遭到了大萧条打击的美国,不再从日本进口生丝,她们在1929年后均失去了那份微薄的薪水。再加上连续几年干旱和严重的霜冻天气,使得千百万农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仅靠挖草根和从松树上剥软树皮充饥。尤其是在东北方,许多人家靠送女为妓维持一家人的生存。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流行性感冒和肺结核。在列岛漫长的历史上,这个岛国第一次走上了全民性暴乱的边缘。 

    日本的贫苦阶层,尤其是农民,是日本军队,又尤其是陆军少壮派的主要来源。因为军中素以意志和品质擢升军官,而不是看其曾经的社会地位,军队中大多数下级军官都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儿子。比起其他阶层出身的人,他们不但对通过从军摆脱饥饿、帮助家人及进一步地光耀门第,有着更迫切的渴求,而且对通过鼓吹战争、发动战争,组织农民向海外移民,从而使军队主宰国家意志、军人成为独步时代风云的英雄,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也不完全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他们亦有自己佩剑一般深刻打磨过的信仰。出于对一般民众痛苦的切身感受,农村出身的少壮派军人倾向于认为:一系列的国家危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无能且腐败的政客们造成的。过去10年里,政府对内决策失误,丑闻不断,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对外讨好西方列强,在扩张海外殖民地方面无所作为,使得资源富饶的亚洲至今被白种人控制,而东方工业最为发达的日本,却龟缩一隅,处境艰难。 

    在他们心目中,历来懦夫都在城市产生,英雄却在乡间辈出。在德国,养鸡夫出身的希姆莱最终成了党卫军的领袖,党卫军致力于在农民中培养大批追随者,农民被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生命的源泉”。在自己的祖国,天皇制度、武士道精神以及全国上下一心的共同体形态,才能真正表达日本的“大和精神”,这样的从未被污染的冰雪精神,也只深植、绵延在广袤的乡村。而来自白肤色种族的共产主义与议会政治,正像肮脏的泡沫一样包围着城市,日本不需要这些外来异物。日本的“大和精神”必将超越世界上任何文明,担负起将人类从赤白两色的帝国主义支配下的“现代化”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由此,在对权力的渴望和强烈的使命意识支配下,少壮派军人的暴乱,轻易如拔开清酒瓶的塞子,在30年代频频发生。 

    918事变前后,少壮派军人决意通过兵变推翻政府,压缩议会政治的空间,使之最后成为一道假山浅水的日式庭院风景,陪衬起一个强悍的、无所不能的军人内阁??这便是陆军少壮派们所设计的“昭和维新”。不同于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昭和维新”将西方当作仇视对象,此种诡谲的心理变异,最终导致一个蕞尔小岛竟然向西方列强开战。 

    1931年3月,根据密谋的一项计划,一群身份不明的暴徒,用300颗炸弹,炸毁了国会大厦和一些主要政党的总部。陆军打算介入骚乱并宣布军事管制。在政变的最后时刻,传说将要被推举为军事独裁政权首相的荒木贞夫中将放弃了这个计划。6个月后,关东军在没有接到来自政府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占领了中国东北,全世界为之震惊。政府赶快命令关东军停止行动,但将领们对此嗤之以鼻。于是在一番气急败坏的发泄之后,政府无奈地承认了军队已造成的事实,授予被占领的领土以“满洲国”的称号,并开始鼓励国民向这片有着44万平方英里的辽阔黑土地上迁移。不久,前大藏省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东京的人行道上被枪杀。 

    1932年5月15日,9名陆军和海军军官,在向太阳女神祈祷之后,冲进时任首相、已经75岁高龄的犬养毅的官邸,他是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反对者。犬养当时看上去并不惊慌,他将他们引到屋内,似乎想要和这些年轻人好好沟通一番。而后者,也按客人的礼数在门口脱去了各自的军靴,但很快,其中一个家伙情绪变得激愤起来,他喊道:“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开枪吧!”顿时,9条枪齐发,密集的子弹将老人的身体打成了马蜂窝……此次刺杀就是多次被拍成电影的著名的“515事件”,参与这一事件的9名军官均出身于贫苦家庭。 

    “515事件”与近4年后发生的“226兵变”比,又成了小巫见大巫。后者也主要是由来自农村的下级军官们发动??在一个严寒的清晨,他们领着1500名士兵冲出军营,企图刺杀新任首相冈田及其他内阁大臣。当叛乱者冲进首相官邸时,冈田躲进了附近的一家洗衣店而得以逃脱,大藏省大臣高桥是清因不满于前几年不断攀高的军事预算而遭到军官们的厌恶,结果被一名军官砍杀于卧室。这时,高桥的夫人走到了门口,这名军官拔出滴血的佩剑后,向她一个虾腰般的鞠躬:“对于我的鲁莽给夫人带来的麻烦,我深表歉意。”此后,在这一长达4天的暴乱中,前首相斋藤正也遭到了年轻军官们的杀害,他身上被刺了36刀。 

    长期研究日本“二战”史的美国学者亚瑟查齐这样说道:“从1936年2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些抵制过任何一项军队计划的日本政客都生活在担心被暗杀的恐惧中。进一步说,陆军和海军的将领们长时期享有选择内阁中陆军和海军大臣的特权……总之,军队能够完全地控制内阁的政策。”(见亚瑟查齐著、胡修雷译《肆虐的太阳旗》)

    ★“宿怨”引发的陆海权争 

    在军队成了事实上的国中之国的过程之中,陆军少壮派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陆军少壮派还给整个陆军甚至三军全体带来了强横、冷血、一旦启动决无后退的风格。 

    日本陆海军之间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一直可以追溯到宗族之间血腥的领地之争。明治维新中,现代意义上的陆军、海军刚刚建立,一些藩主将他们的子弟送去一个军种,他们几代的对头们则必定将子弟送去另一个军种。但拂去历史的宿怨,陆军与海军之间始终贯穿于“二战”期间的激烈争斗,在很大程度上,正表现为在较开放的海洋与较保守的山地之间,以及在稍具理性的非农民国民与理性几乎沦丧的农民之间,对于本国与世界见识的差距。 

    与陆军仍沉浸在1905年战胜沙皇俄国的豪迈激情中,并相信这一激情必将伴随日本武运长久相反,海军许多人却一直对战争的结局持悲观态度。在日本军界,没有人比联合舰队指挥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更反对与美国开战的了。很多中国人是在一部同名的日本电影中熟悉这位长者的??他站在“赤城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塔上,西太平洋上一道道山峰般的涌浪向船头劈来,他那黧黑的脸膛在一身雪白海军服的映衬下,犹如一尊雕塑般夺人心魄…… 

    山本曾在哈佛大学短暂学习,又作为日本大使随员在华盛顿待了两年。他很清楚,到这时美国的军事生产能力是日本的10倍。1940年时,他曾告诉一群日本学生,“日本打不过美国……因而,日本不应该与美国开战。”在上任联合舰队指挥官之前,他又明确预言:“在和美、英交战的最初6到12个月里,我可以取得令国人疯狂的胜利。在这之后……我不抱胜利的期望。”他的这一态度,使得海军长时间地将他派去国外,以免遭陆军少壮派暗杀。 

    到了山本的预言逐渐变为现实的战争后期,陆军的防卫计划是命令本土的全体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拿起手头的武器,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击退盟军的进攻。而海军的方案是,最后的决战必须在海上进行,这样可以防止美国占领日本本土及对本土轰炸。 

    除了眼光不同,陆军还在资源占有、情报掌控和武器装备开发等方面,与海军寻衅不断。陆军打到哪里,便赶快占了那里的油田,最多的时候,陆军已掌握了西太平洋地区最主要的油田,拥有6座炼油厂。对石油消耗极大的海军,却只能自家去荷属印度尼西亚钻井打洞。海军有潜艇,陆军也要有潜艇。海军有航空兵,陆军也得造飞机。到1943年的夏天,尽管日本已拥有年产5.3万架飞机的能力,实际上每年的生产数量连1万架飞机都不到。据战后统计,在那些用来制造飞机的来之不易的铝材中,只有55%确实造出了飞机,而余下的部分多成了废料给倒卖进了黑市。这一公开的互相拆台,发展到最严重时,在两军种各自的兵工厂里,即使是生产一个螺丝钉,海军若造出的是左旋的,陆军必要造成是右旋的以示不同。 

    对于这个长期困扰日本的问题,1941年时,裕仁天皇曾以其一贯的闪烁其辞的方式,对刚刚担任首相不久的东条英机,表达了自己的不安:“请你一定记住,在目前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还打算召见海军大臣,告诉他同样的话。” 

    然而,陆军却依然我行我素,锋芒毕露。在一次高级别的军事会议上,山本五十六实在忍无可忍,当着一名几乎要将唾沫喷到他脸上的陆军将领的面,他突然站起来,推开椅子,拂袖而去。同为海军大将,担任联合舰队总司令的丰田副武,平日里经常将陆军称为“马粪”,并宣称他宁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愿她嫁给一个陆军里的乡巴佬。 

    在笔者研读的大量关于日本的文字资料中,唯有在“二战”时期军队这个庞大的非亲属集团里看到了斗而不和的景象,虽然陆、海军又分属于两个分别志在海洋、陆地的次非亲属集团。我不禁如是想,始终斗而不和的一支军队,却将日本的版图迅速扩张到半个西太平洋地区,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带来了极为剧烈的祸害,直到美国人的两颗原子弹落地它才服输,倘若这是一支精诚团结、和衷共济的军队,那“二战”的历史又将会是怎样的呢? 

    可以确定的倒是,在日本人民中,愈是下层的国民、贫苦的农民,愈是同情与支持陆军。陆军少壮派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他们因为被视为那个年代的武士道之精魂而受到国民普遍的欢呼。以“226兵变”为例,因为死伤惨重,影响巨大,有一些叛乱者被送上军事法庭,其中部分人遭到处决。可是,如同慕尼黑的“啤酒馆暴动”后希特勒遭到监禁,却为他日后气球般升上德国的政治天空打足了氢气一样,对“226兵变”的处理,也只是在民众的心目中,让陆军少壮派们更多地敷上了一层“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赴难者油彩。 

    “515事件”的审判,则干脆成了一出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狂欢的闹剧??有来自各地的11万民众拥进东京,许多人铺开为9名凶手请命的血书,没日没夜地站在法院门口,高呼“打倒腐败政客”、“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一类口号。甚至还有9名男子集体站出来,表示愿意代替被告受审,并把自己的小指头砍下来作证。这9根小指头被装在一个酒精瓶里呈交法院。随后,凶手们得到了相对较轻的判决,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时任陆军大臣的荒木贞夫对此极为感慨,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今日之日本,“到处都是挡不住的爱国者”。 

    大约正是从此开始,日本毒火攻心,汗气蒸腾,急速扩张的欲望,如打桩机一般在体内频频炸响。在发动了侵华战争之后,又胃囊暴崛,蓄谋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年底进攻珍珠港,便是发动这场战争的标志。此后不到半年,如入无人之境,如得“神风”重卷,一气占领了菲律宾、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西方殖民地,演出了最后3年的疯狂。 (胡平)

    《南风窗》  2005年08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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