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01月17日专稿：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小岛朋之最近在媒体撰文说，进入21世纪后，也许日中两国政府、人民都对应该构筑怎样的双边关系感到困惑。困惑的最大原因是，现在日中都是东亚地区出类拔萃的地区大国。两国作为大国并立的状况，是近代一百余年日中关系史上不曾有过的。只有超越了这些困惑，日中关系才会向前发展，才会成为推动东亚地区合作与统一的更强劲潮流。日本《外交论坛》月刊1月号刊登了小岛朋之这篇题为《日中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的文章，要点如下：
日本是更早发展起来的地区大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快复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对发展滞后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然而，目前中国借助迅猛的经济发展，已成为兼具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崛起的”大国。日本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和厌华情绪，中国仍然存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和反日情绪，这些都在阻挡日中关系的前进道路。
中国方面把安倍首相访华誉为打开“政冷”局面的“破冰之旅”，认为两国关系“已经回复到正常发展的轨道”。安倍首相也表示希望日中关系“能够进入新纪元”。
建立战略互惠关系
安倍首相访华的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建立作为两国关系新的基本框架的“战略互惠关系”。准确地说，是建立“立足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1972年9月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时间已经过去34年，日中关系进入第三阶段的可能性已经出现。第一阶段的基本框架，是邦交正常化时所签署“联合声明”提到的“睦邻友好”。这是一种以互为邻国为理由、以友好为基调的双边关系，中方不赞成日中关系的影响在经济方面、安全方面扩大到第三个国家或地区。但是，对于这一基本框架，1998年11月发表的“联合宣言”提出加以变更。“联合宣言”没有提到“睦邻友好”，而是明确提出了确立“旨在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以作为第二阶段的新基本框架。“和平”着眼于安全、“发展”着眼于经济，“伙伴关系”则并不限于两国之间，而被寄予了对世界和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的期望。
日中两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日中关系将给地区动向带来决定性影响。两国都对“东亚共同体”及“东亚峰会”等地区合作与统一举措表现出积极参与态度，地区内国家也寄予期待。但是，“伙伴关系”未能充分发挥出作用。这是因为，作为其前提的日中关系持续处在“政冷”状态。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显示了日中关系基本框架进入第三阶段的可能性。按照中方的解释，“战略关系”的影响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持续的；这一影响不仅涉及两国之间，也涉及世界或地区；而且这种影响不仅限于一个领域，还波及到经济、政治、安全等多个方面。日中两国今后将真正开始讨论“立足于共同战略利益”的合作问题。
围绕中国的九个变数
日中关系已经朝着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方向发生变化。但是，作为新关系框架的“战略互惠关系”还在建立当中。因此，日中关系会变成什么样还不确定。今后的发展前景将取决于种种变数。
第一是经济变数。日中经济将加深相互依存度，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地位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第二是感情变数。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得年轻一代反日情绪高涨，日本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和反日倾向也使得对华好感度下降，这些都会对日中关系的现实产生影响。
第三是地区变数。在东亚地区合作与统一潮流面前，日中都希望确保各自的主导权，它们如何合作还是疑问。
第四是历史变数。日中已一致同意“克服”历史问题并开始共同研究历史，但中方至今仍然坚持要求日方把在历史问题上的“反省”“落实到行动中”。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便是日中关系今后的焦点之一。
第五是台湾变数。着眼于2008年台湾总统选举，中方将保持对台攻势，但其作用有限。国民党在总统选举中有获胜可能，也许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会得到缓和。但是，占2300万人口的80%的台湾本省人，已经具备根深蒂固的“台湾人意识”，“和平解决台湾海峡问题”也是日美共同的战略目标，因此中国要行使武力面临着困难。
第六是东海变数。安全与资源、能源问题在这里重叠在一起，要使这一海域变成“和平、合作、友好之海”，还需要日中双方作出坚韧努力。
第七是美国变数。在中期选举中败北的布什政府不可避免地将在剩余任期中力量减弱，两年后的总统选举中诞生的政府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都会基于世界战略和亚洲战略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对日关系有成为附属的变数。
第八是中国的国内变数。中方决定修复对日关系的关键是国内政局。目前中国的政局都瞄准十七大的召开而动。中国政府的权力基础进一步巩固，也使得中央更易于就修复对日关系达成一致。
第九是中国未来局面的变数。一方面，中国经济将持续发展，可能在2015年左右赶上和超越日本，然后在2050年前后与美国并驾齐驱，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问题是，届时中国会谋求霸权还是会为世界及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呢？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处理严重的收入差距、环境污染和能源不足问题，中国也许会陷入混乱。日本必须一面与美国、东亚地区国家进行合作，一面对中国采取对话与遏制措施，以使日本能够应对任何一种局面。
而且日中双方只有一边合作一边使上述变数朝着彼此乐见的方向发展，才有助于把正在建立的“战略互惠关系”推向第三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是第三阶段的准备期，不能再重复第二阶段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