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历史问题的深刻反省，在一定程度上是外部环境作用的结果，但也应该看到，德国的政治及知识精英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
●日本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近代化道路的保守性，这让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锋芒不再，甚至成为旧秩序的俘虏
●目前国际舆论之所以在战争历史观上对日德两国评价迥异，关键在于政府作为的对比
编者按：在处理历史问题时，日本和德国态度截然不同。在敦促日本反省历史问题的同时，塑造了日德不同历史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围绕这一话题，日本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庚欣，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教授李乐曾，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学者金嬴展开了讨论。
内因外因同时作用
李乐曾：比较德国和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我想到了在德国发生的“格拉斯事件”。京特?格拉斯是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一直致力于鼓励德国人正视侵略历史，并因此享誉世界，被人们称为“德国的良知”。然而，去年他在一次采访中，竟然向媒体承认他在15岁时参加过党卫军冲锋队。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60多年，格拉斯表示，强大的羞愧感一直困扰着他，所以他选择向德国人坦白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格拉斯的诚实和勇气可嘉，但不少德国人并没有因此原谅他。德国的重量级传媒人费斯特公开挖苦格拉斯，称“哪怕是他用过的老爷车，我也不会再买了”。从“格拉斯事件”中，不难看出，在德国一个人，尤其是公众人物一旦和纳粹沾了边，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身败名裂的厄运。
庚欣：与德国相比，日本社会还没有形成这种对历史反省的强大的社会氛围。今天日本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社会矛盾：客观上有关战争、军事的国家功能及社会功能多被解除，但在主观上，却未在精神上建立起与客观社会体制相适应的心理结构。这种社会矛盾的形成与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有很大关系。冷战爆发后，为了将日本塑造成反共堡垒，美国压制反战的进步力量，不对日本战争责任进行彻底清算。可以说，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是今天日本少数人错误历史观形成的主要环境因素。
李乐曾：德国对历史问题的深刻反省，在一定程度上是外部环境作用的结果，但也应该看到，内部因素也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日本有着更明显的不同。德国的政治及知识精英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1955年德国加入北约后，德国成为战胜国的盟友，在历史问题上德国面临的压力明显减弱。德国一些有识之士并未因此放弃或减弱了反省，反而开始推动加强对纳粹罪犯的追诉和审判，1958年的乌尔姆审判、1963年开始的奥斯维辛审判使德国全国上下陷入了一次痛苦的自省和内心拷问。
金嬴：两位都提到日德战争历史观的差异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此我非常赞同。一味批评日本未能像德国那样进行认罪、忏悔和赔偿，其不足在于在因果关系中重视结果而轻视原因，因为日本和德国战中、战后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比较和评价两国的态度。但一味强调日德不可比，反倒凸显了二者在主动性上、在道义上的巨大差异。
社会保守性让日本社会缺乏批判精神
李乐曾：曾大力推动德国战后审判的基民盟议员本达说过这样一句话，推动审判并不是“屈服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屈服于个人信念的压力”。可以说，这其中宗教因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德国，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基督教有关原罪和赎罪等基本教义已为广大教徒普遍接受，原罪－认罪－赎罪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因果关系程序。公开认罪并在良心和道义上进行忏悔，对信奉基督教的德国人已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有了这个宗教文化的基础，德国人在承认战争罪行、承担战争罪责时，就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
庚欣：与德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东方国家对“原罪”的意识没有那么强烈，东方国家的“耻辱文化”更有“成王败寇”的意味，这对日本反省历史、明辨是非形成了一定的障碍。另外，也应看到，德国一战失败后，也曾有过因历史悲情等被法西斯利用、重蹈战争覆辙的教训。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可能正是第二次失败，才真正唤醒了德国人反省自我的批判精神。
李乐曾：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对人的自我发现产生了重大影响。重视人的价值，强调生命的可贵，成为欧洲人文主义的核心。战后，通过对屠杀无辜生命的战争罪行的揭露，德国人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开始复苏。德国人勇于承担二战罪责，不仅仅是要求受难者予以宽恕的具体表现，也是他们对人性回归和重建的一种理性追求。与德国不同，日本具有以神道、大和魂和天皇崇拜等为特征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国家至上、轻视个体的价值观，严重地阻碍着日本对二战罪责做出清醒和彻底的反省。
可以说，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德国国民对反省二战历史采取了消极甚至对抗的态度。这一状况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随着议会民主制度的逐步成熟，在取得“经济奇迹”之后，德国在政治文化方面出现一系列新特征，其中最突出的是国民对政治的兴趣和参政意识明显增强。从60年代末开始，国民对国内政治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激烈，战后出生的一代与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在价值观念上的差距也不断扩大。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和年轻人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代际冲突的特征，而冲突的一个焦点正是二战历史问题。年轻一代对他们的上一辈在二战期间的行为和战后处理二战历史的消极态度深表不满，冲突不断扩展，震撼了整个社会。其积极后果是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战后一代人把加深对二战历史的认识、政治上承担德国的战争罪责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可以说，德国的战后一代通过代际冲突完成了历史意识的自我定位，一种更具批判性和反省意识的历史价值观开始在具有左翼倾向的政治及知识精英中形成。60年代末随着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成为主要执政党，反省纳粹历史在德国的民主文化中开始产生一种建设性的作用。而在日本由于政治体制的落后，加上固有文化传统的影响等因素，在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政治文化没有出现相应的积极变化。
庚欣：在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在冷战时期美国发动了一场场战争，这也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一代对于战争这一问题的价值判断。对照德国，可以明显看出，日本战后一代的确缺少了应有的一课，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除了外部因素外，这也与日本人的性格相关。日本人的性格中存在许多矛盾体的结合。例如团队性与排他性，如同一个大家族同乘一条大船远航，船上必须“同舟共济”，对内“和为贵、忍为高”，对外则是完全不同的标准。这种多面性格使许多日本人对于日本军队在二战中的作为认知甚少，因为这些老军人无论在战前或战后，给日本国人的印象是正常、温和的常人，不是那么杀气腾腾的“鬼子”。现在有不少日本人怎么也不愿承认自己的长辈们，会有二战中那么丑陋的一面。
日本还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近代化道路的保守性。日本是世界大国中少有的几乎未经历过革命洗礼的特例。从明治维新开始，基本是以改良方式实现社会变革的。其后的发展也是因循了最保守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战后，日本一直是发达国家中偏于保守的一支，依附于美国的冷战体制偏安取利，男女、等级、内外等许多旧有差别并未得到应有的改造，有些方面还不如发展中国家。像厚生大臣歧视妇女发言之类的事并不稀奇。而60年的稳定发展更为日本社会的保守性提供了温床。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锋芒不再，甚至成为旧秩序的俘虏。这种保守性也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一代，成为日本式发展的一种“代价”。而这也是如“慰安妇”之类问题在日本难以取得批判性共识的重要原因。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塑造了日德不同的历史观，最近被利用的“悲情意识”进一步阻碍了自我反省的进程，这都使得日本的观念改造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
金嬴：我认为，今天我们进行日德比较还应注重那些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从中寻找出可借鉴性。李先生提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司法界的行动，就具有扭转局势的意义。自2005年起，日本发行量最大的右翼报纸《读卖新闻》开始转变立场，明确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应该说，日本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态度，对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中日两国学术界又在进行共同历史研究，我认为这些事件都具有转折性意义，我们应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的新变化。
政府要起到关键作用
金嬴：目前国际舆论之所以在战争历史观上对日德两国评价迥异，关键在于政府作为的对比。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不能不说是消极的，这与自民党的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因为战后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它的很多元老都与侵略战争有很深的渊源。现在代表日本政府战争观的最积极的发言是发表于1995年的村山讲话，针对慰安妇问题的亚洲女性基金也成立于1995年。村山首相是日本左翼社会党主席，他做出承认日本过去“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的发言后，自民党内部出现了猛烈的反弹，这股力量的影响至今还在。这一点与德国不同，德国不管民间有怎样的逆流，也无论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执政，政府的态度是一贯的。今天，日本政府虽然也表示继承村山讲话的精神，但自民党作为执政党，却不断有高官发出相反的声音，例如此次的慰安妇问题风波。
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木桶定律”，即一只木桶盛水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木板。这一定律也可以类比于历史观问题。战后日本社会不乏深刻反省和真诚谢罪的民间力量，但正因为政府或执政党的那块“木板”不长，日本的历史“涵养”总显得不多，国家形象也差强人意。
李乐曾：尽管本达说他“屈服于个人信仰的压力”，实际上从本达的言论中还表露出他维护国家声誉的动机，与纳粹体制及其罪行划不清界限的政府是不能得到国际社会普遍信任的，这将最终损害德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德国政治家的远见，是他们在历史问题上的高明之处。
庚欣：一些生于战后的日本政治家，在成长过程中，未能得到正确而足够的历史教育，因而普遍缺乏历史负罪感。当年德国人的反思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今天的日本很难完完全全地补上那样的一课。问题的难点在于，我们今后不得不与这样一代人打交道。
金嬴：日本解决历史问题出路何在，目前恐怕没有人能给出一张明晰的路线图，因为变量太多，比如，日本国内的政治状况，美国对东亚的影响力，昔日受害国之间的联动等等。但从趋势上，历史问题在未来是无法回避的。因为冷战时期，历史问题可以“冷冻”，但今天行不通了。冷战结束、东亚政治格局变化、受害国人民人权意识的增强、信息化社会的信息畅通，所有这些因素都要使原来被“冷冻”的问题“解冻”，使原来沉默的人不再沉默，包括美国的态度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要促进日本与东亚和解，这一点与二战后的欧洲形势有相似之处。
当今日本的战略派政治家已经深刻认识到东亚地区一体化及邻国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但在对解决历史问题的紧迫性认识上，在对方法对策的考虑上，他们恐怕还没有形成像当年德国那样的战略性思维，还没有看清对于不得不做的事，早做比晚做、主动做比被动做更有效的道理。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些年中日关系虽因历史问题一度陷入僵局，但中国政府发展中日关系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对日本的要求也是属于“维护底线”型的。自去年10月中日关系转暖后，中国的态度更加明确，就是要面向未来，重在建设。因此，对日本来说，不能因为日德间的某些不可比性，忽视其中的可借鉴性。而对中国来说，不要因日本少数的偏激言辞和一时的僵硬做法，失去宽容与自信。
《环球时报》 ( 2007-03-27 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