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共同出席日中友好七团体联合举行的招待会。这是招待会上两国领导人为中日友好共同举杯。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近来，在中日关系的“融冰”过程中，人们对日本的认识也在进一步深化。从二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观点看，中国人的日本观也许正在进入又一个新的变化阶段。

    复交前：记忆中的日本与模糊的当代日本

    二战结束后，中国经过数年内战，于１９４９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经过七年的被占领期，于１９５２年恢复了外交权。但直至１９７２年，这两个政权之间并没有实现复交。其原因不在中国，而在于日本追随美国而采取了拒绝承认中国的政策。

    在这几乎没有交往的时期，一般中国人的日本观基本上来源于对抗战历史的回忆，其心目中的日本人清一色是侵略者的模样。对于经历过日本入侵时期的人来说，历史的记忆没有淡忘；而对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来说，《平原游击队》中的松井、《红灯记》中的鸠山、《地道战》、《地雷战》等许多文艺作品中的“鬼子”官兵形象，对他们形成日本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然这一时期也有中国冲破日本当政者的阻挠而推动对日民间交往的努力和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控制斗争的声援，但当时中国民众几乎无法直接获得日本的信息，更不可能直接接触日本人。说到底，日本问题与每个人眼前的温饱问题和国内政治状况相比，只不过是一种十分遥远的、模糊的、与切身利益没有太大关系的事项。

    可以说，当时一般中国人的日本观，是在抗战时期日本观延长线上的一种不确切的印象，其认识处在一种不了解情况的朦胧状态。

    ７０年代：接受“区分论”，树立“世代友好”观念

    １９７２年９月，“日本”这一现实存在突然以特写镜头般的形态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起因是中国高层做出了邀请田中首相访华的决断，并在此前后对全国人民开展了“中日友好”教育，而且一举实现了对日复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民众普遍接受了“把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即“区分论”）以及“中日世代友好”的观念。

    复交后，日本各界表现出的对侵华历史的“负罪感”和对中国宽容姿态的“回报心理”，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民众对“区分论”的认同。在这一时期，中日交流尚不频繁，信息传播尚不便捷，中国人无法直接了解日本国内情况。当时来华访问的日本人大多是“虚心反省历史”的友人，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分子很少为人知道。况且，当时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氛围十分浓厚，右翼势力受到强大的和平主义舆论的牵制。

    笔者记得，当时日本的学者或游客来华访问，在与接待单位的交流活动中，通常都首先要如此“反省”一下：“那场对贵国的侵略战争，虽然不是我干的，但作为日本人，我由衷地表示道歉。”然后，深深地鞠一下躬。中方主持人照例赶紧劝解道：“您不必道歉。日本人民也和我们一样，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嘛！”

    ７０年代后期，日本富裕的物质生活和充满魅力的文化产品借助影视传到了中国。人们纷纷谈论“日本人洗衣、做饭都用电器，家家都有汽车”。这样的生活让处在“文革”结束前后“物质匮乏”与“文化饥渴”状态的中国民众觉得非常羡慕。此时期引进的《追捕》等电影对中国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人们在电影里看到了东京新宿的繁华和北海道农村的现代化，杜丘、矢村们的洒脱形象颠覆了人们心目中松井、鸠山们的印象，让人们大开眼界。

    随着中日交往的增加，当代日本人的彬彬有礼、文明习惯以及独特的岛国风情与饮食习俗，也逐渐在中国人中得到了肯定性的评判。

    日本及日本人，作为“世代友好”的对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开始形成既有物质基础、又有人文内涵的实实在在的正面形象。

    ８０年代：现代化的日本与歪曲历史的日本

    ７０年代末，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时期。８０年代中国人的日本观，进入了以“现代化”为主要判断标尺的阶段。

    商店里的三洋牌录放机，从“饭盒”形状迅速升级到“提箱”大小。提着这种“提箱”收录机放着音乐招摇过市，曾是时尚青年的一种炫耀。一时间，中国的公路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日本汽车，以致一条广告语“有路就有丰田车”成了人们的流行语。人们对索尼彩电、松下冰箱等日本品牌产品的崇拜达到了顶点，就连一些基层官员的特权和腐败都与超标准坐“丰田皇冠”有关。

    这些一流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日本式现代化、日本型经营、战后日本复兴的秘诀等，都成了人们好奇、深究的对象。松下幸之助等创造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杰出人物，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偶像。８０年代初，曾有一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资料片，详细介绍了丰田公司的生产与管理状况，其中对员工劳动时的走路速度与步数都要精确计算的一丝不苟精神和惊人效率，着实令“大锅饭”效率下的中国人惊叹不已。描写一名普通妇女创业故事的电视剧《阿信》也激发了许多人进行个人奋斗、努力挣钱的热情。
新一轮的“留日潮”，也是在那一时期“学习日本”的氛围下形成的。作为这一热潮的产物，现今的日本出现了人数多达几十万的“新华侨”群体。

    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去哪国留学，回国时若能带上几样日本“大件”（即国家允许出国人员带进的免税外国家用电器）回来，曾是最令中国人羡慕的事情之一。

    那是一个以经济为中心、以现代化思维为导向的年代。然而，政治因素已不可抗拒地逐渐影响着中国人的日本观。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６年的“教科书事件”、１９８５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一再发生的“阁僚失言事件”等，唤醒了国人对中日间“历史问题”的思考，使他们在“中日友好”的氛围中开始关注“日本政治右倾化”及其背后的“日本右翼势力”。

    ９０年代：重心转向政治，对日感情滑坡

    １９９３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崛起、对外低调”和日本的“经济低迷、对外高调”形成了鲜明对照。

    ９０年代中期，日本在中日间一再挑起政治摩擦。１９９５年，日本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对华实施经济制裁。１９９６年，日本首相在时隔１１年后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数年间，多名阁僚相继在侵略历史问题上发表“妄言”。１９９６年，日美以“周边事态”概念重新加强了对台湾的干涉态势。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年，日本右翼团体和国会议员多次登上钓鱼岛。在如此背景下，中日政治关系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间降到了１９７２年复交以来的最低点，两国间舆论氛围和民众感情持续滑坡。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中国青年报》进行了一次大型问卷调查，结果表明，９３．３％的被调查者认为“日本对其侵略战争的态度”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９７．４％的被调查者表示不能容忍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战争的行径。这一调查的出现本身，就反映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对日认识的重大转折，该调查结果则反映了当时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代表性看法。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中国民众获得有关日本问题方面的信息、发表见解、形成舆论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从１９９５年起，中国进入了互联网商用时代，９０年代后期进入迅速普及阶段，如今上网人数已达１．５亿，超过了日本总人口。“网民”这一具有特定经济实力、知识、年龄结构的群体，在日本问题上发出了越来越大的声音，对中国人的日本观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日本政要企图以在历史问题上“对邻国强硬”来捞取选票；石原慎太郎这类完全缺乏历史良知、肆意侮辱亚洲邻国的极右分子在日本民众中很有人气儿；还有一些日本人动辄以“日本民意”为由为参拜靖国神社辩解。这些现象的反复出现，对中国民众对日本右翼反感的“扩大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心目中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都与右翼一样”。在互联网上，先是产生了“日本人根本没有反省历史”的说法，继而出现了“日本人就是恶劣民族”的种族主义观念，继之又有了“灭了小日本”、“中日必有一战”等极端激进的说法。

    ２１世纪初：反感变成运动，多元趋势出现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中国民众对日认识的最大变化，是对“区分论”开始产生怀疑。２００１年以来，小泉首相每年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并扬言“把战争责任推给个别人（指甲级战犯）本身就很奇怪”。这类言行，对中国从善意出发而提出的“区分论”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加深了中国民众心目中“所有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都一样坏”的印象。

    而同时，日本右翼势力裹胁民众，绑架民意，煽动仇华情绪，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们的逻辑是：“中国越反对参拜靖国神社，首相就越要参拜，绝不能软下来。”这种把是非问题偷换成“看谁顶得住”的“小鸡游戏”的做法，是要把中国对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的批判转换成中国与日本两大民族之间的对立，这种战术竟然使不少日本人纷纷追从。而靖国神社内原“皇军”们耀武扬威的电视镜头，“参拜”人数年年增加的报道，反过来又起到了加重中国人对日反感的作用。

    在小泉近乎神经质的连年“参拜”的阴影下，中日关系跌入“政冷”低谷，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也持续下滑。这种情感终于被诉诸于行动，发展成为针对日本的抗议运动。

    ２００３年，中国民众掀起了涉日运动第一次高潮，表现为反对“对日新思维”和抵制日本参与中国高速铁路建设，网上出现了“如让日企参与高铁项目就要去卧轨”的激进说法。２００５年，民众涉日运动出现第二次高潮，表现为反对日本“入常”，上街进行签名与抗议游行，呼吁抵制日货。

    但在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走向极度恶化的同时，在日本也出现了一些正面的形象，如日本律师们自费协助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和企业展开索赔运动，一些日本和平团体和个人坚持与右翼势力进行斗争，等等，这些对中国人对日反感的“扩大化”趋势起到了部分矫正作用。而同时，中国政府及学界、舆论界也加大了正面介绍涉日问题力度，这也对民众的日本观产生着影响。

    另外，近年来对日看法上的多元化趋势也在稳步发展。学过日语、去过日本、接触过日本人、正在研究日本或有日本留学经历或体验的人，比较喜欢日本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爱好日本的影视、音乐、饮食，在“历史问题”上相对地能够把一部分日本右翼势力和一般日本人区分开来加以考虑。２００２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具有对日交流及在日居住背景的中国人在回答“对日亲近感”问题时选择“非常亲近”和“亲近”的比例分别达到２７．９％和３０．８％，远远高于平均值的１．０％和４．９％，而其选择“不亲近”和“很不亲近”者也只有１６．２％和１１．５％，远远低于平均值的２７．７％和１５．６％。

    还有一种矛盾的现象，即在青少年一代中，出现了酷爱日本动漫、电玩、服饰、流行音乐的“哈日族”。曾经上山下乡的“文革”一代，看到自己的孩子们痴迷于日本漫画，痛心疾首而又毫无方策。但据调查，在“哈日族”青少年中，很多人玩着日本电子游戏，听着日本音乐，在“历史问题”上仍对日持激烈批判立场。

    从战后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各地居民在对日看法上的差异，曾与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是否践踏过该地、是否在该地进行过大屠杀等因素有着密切关联。而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即对日本看法的差异也反映在了中国各地区间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上，出现了“北方人在历史问题上更强硬，南方人则更喜欢与日本人做生意”，“富裕层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对日问题”等说法。据说，比起北京，日本商务人员一般更愿意在商业气息浓厚的上海长期居住。日本人中还流行着“只有中国富裕化、民主化了，反日感情才会消失”的说法。然而，在２００５年的涉日游行中，上海、广东这两个最富裕地区的民众却表现得最激进，富裕的白领阶层站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头，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东北各地则没有出现明显举动。这些现象从根本上颠覆了上述说法。这说明，中国人对日看法的决定因素，已由单纯的自我感受扩展到了更为复杂的众多因素，这些因素与信息来源、知识结构、富裕程度、参与意识等都有关系。

    ２００５年涉日游行中出现的一些破坏性举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以此为契机，在中国政府和一些理性媒体的引导下，从２００５年下半年起，中国民众的日本观呈现出反思、理性化和成熟化的趋势。

    “融冰”时期：呼唤“新区分论”，民众相互理解是关键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破冰”、“融冰”之势。对“政冷”时代的痛定思痛，令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区分论”。

    笔者应邀在各类单位就中日关系问题做演讲时，时常会听到如下提问：“普通日本人到底如何对待侵略历史？”这反映了人们急切想知道日本人总体历史观的心情。我会答道：“一般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既不像右翼分子那么坏，也不像我们期待的那么好。总体上他们不太关心这一问题。”

    如何把当今一部分日本右翼势力和一般日本民众区分开来，这是新时期中国人所需要确立的“新区分论”。

    回首复交以来的３５年，中日关系从“高层主导”逐渐受制于“舆论环境”。双方媒体报道和民间感情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出现了中日两国官方与民间复杂的四角互动局面。近年来就总体而言，中国官方对日本比较稳健，中国民间对日情绪比较激烈；日本则是官方对中国比较强硬，民间对中日关系抱有关心的人数的比例则远比中国人低。

    目前中日关系“回暖”进程尚处在政治推动阶段，民众感情和舆论氛围全面跟上，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相当的努力。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和现实矛盾不会轻易地得到彻底解决，与此相关的情绪对立也不会很快消失。而中日竞争心理、媒体的渲染作用以及中日民众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的不足，还可能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因此，日本领导人和政府恪守“反省历史”的诺言，中日共同致力于控制和减少政治摩擦，将是“回暖”势头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

    “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加强民间交流，使两国民众相互看到对方社会的全貌，是中日走向和解、和睦与合作的最终保证。只有中日人民之间增进相互理解，并真正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角，日本右翼势力才无机可乘。届时，中日将真正迎来“冰雪消融、春暖花开”的季节。(金熙德)

    《世界知识》杂志  2007年04月24日

1952年5月，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的邀请，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富，众议院议员宫腰喜助、帆足计来到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来访的日本客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双方通过会谈，正式签订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

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邓小平副总理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席互换仪式，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在批准书上签字。《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邓小平副总理和福田赳夫首相在互换仪式上发表了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