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23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23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最近几年来，日本民间民族主义情绪呈高涨之势，特别是年轻人中的“厌中论”者逐年增加。相对于政府层面的中日关系，人们更需要关注的是日本民间，特别是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这种情绪的高涨最终会以各种方式影响日本政府的对中政策，从而左右中日关系的未来。
文章摘录如下：
日本新政府上台后，外界都在关注鹰派色彩浓厚的麻生首相会不会在外交上采取强硬政策，使日本和邻国关系出现倒退。麻生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前就已经明确表示，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是日本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成为首相之后，麻生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的确与其从前的风格不同，言辞显得相当低调和小心。
在政府层面，中日关系向来受中美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在中美关系正常运行的大背景之下，麻生政权如果在中日关系上没有作为，就不至于使中日关系倒退到哪里去。那么，对中日关系，人们是否可以高枕无忧了呢？显然并非如此。
最近几年来，日本民间民族主义情绪呈高涨之势，特别是年轻人中的“厌中论”者逐年增加。相对于政府层面的中日关系，人们更需要关注的是日本民间，特别是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这种情绪的高涨最终会以各种方式影响日本政府的对中政策，从而左右中日关系的未来。
日本年轻人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本国优越论和“厌中论”两个方面。关于日本优越论(“日本主义”)，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为年轻人中对日本文化、语言、艺术的回归和热爱；其二为在世界杯足球赛等体育运动场所，日本青年高唱《君之代》国歌以及挥舞日本国旗的现象；其三为参加“YOSAKOI”节集体舞活动。
“YOSAKOI”原本为日本高知市传统的夏日庆典活动，近年来被年轻人所喜爱，融入了现代风格，在全国各地流行。日本学者认为，“YOSAKOI”节有助于年轻人在跳舞中再发现“自己是个日本人”。
与重新回归和再发现日本文化的“日本主义”相对应的则是“厌中论”和“厌韩流”的蔓延。“厌中”的提法一直存在，但“厌中论”近几年在日本的抬头和发展却与这几年的中日摩擦有关。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厌中论”开始在互联网上迅速扩散。名为“2频道”的网站成为最热门的“厌中论”和“厌韩论”者的聚集点。与此相关的漫画与书籍也在热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厌中论”著作的出版量反而有增加的趋势。
日本年轻人的民族主义从何而来？首先是国内原因。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年功序列制逐渐解体，改变了公司和个人之间“保护与被保护”的传统关系，使日本从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变为了“流动型社会”。年轻人的非正式雇用率增加，相互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需要面对的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对未来的不安和失望，使年轻人更容易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来宣泄情绪，而“厌中”和“厌韩”则是渠道之一。
日本企业年功序列制的溶解，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战后日本，企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稳定的雇佣关系不仅带来了社会安定，同时企业也代替国家成为了国民表忠诚的对象。如果说战前对天皇效忠的民族主义在战后被企业所吸纳，那么，传统年功序列制的溶解也可以理解为被吸纳的民族主义的释放。
第二，是来自中国的原因。19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而日本则在同期结束了高速增长，进入放缓阶段。担心被中国超越的危机意识，对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有很大影响。中国成功举办奥运、“神七”发射成功都为中国人带来骄傲，成为崛起的象征，同时也给日本带来压力。而“毒饺子事件”、“三鹿”奶粉等负面事件更增加了日本人对中国的负面认识。
第三，是来自于日本人的民族心理。日本是一个危机意识很强，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自卑感很强的民族。在17世纪之前，日本人对汉文化崇拜至极，崇拜得越深就越对本国文化感到自卑。如何跨越崇拜和自卑的纠葛，是当时知识分子所面对的课题。一部分人选择全面汉化来克服这种纠葛，另一部分人则回到日本固有文化，通过挖掘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来克服文化自卑。
明治维新之后，这种崇拜和自卑的纠葛开始转移到对欧美文化上。用历史的观点来看，日本人从来没有能够真正克服和跨越这种深层的文化自卑心理。年轻人回归日本文化这种“日本主义”的再兴起，可以说是这种深层心理的表现。
第四，受日本国家主义抬头的影响。从1990年代起，日本政界开始强调自卫队的国际贡献，并且对修正宪法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而小泉纯一郎的民粹路线，安倍晋三建设“美丽国家”的理念，都对推行新国家主义起到了贡献。新国家主义中间既有民粹主义成分，也有民族主义成分。
流行于日本的“日本主义”和“厌中论”是否会对今后的中日关系走向带来影响？这个问题不可忽视。日本年轻人民族主义向何处去不仅取决于日本国内的发展，而且也取决于日中青年各自民族主义的互动。如果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超出了控制，那不仅会影响双边关系，更会影响到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杨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