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15日，日本广播天皇诏书，宣布停战。9月2日，日本向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军方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签字，接受日本投降。然后是包括美中英苏在内的9个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依次签字，接受日本投降。至此，日本战败投降，二战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次日，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三天，以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年的9月3日，也就成为了当时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国人民放假三天、欢庆抗战胜利的假日——早在9月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已经决定9月3、4、5日放假三天。随后又在9月5日举行庆祝抗战胜利群众大会。

在重庆，9月3日的上午8时30分，蒋介石率领国民政府诸党、政要员，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庆祝会和纪念周会。重庆市电力公司拉响解除防空警报的长音，是为“和平之声”。重庆各工厂、轮船亦同时鸣响汽笛，持续10分钟之久。嘉陵江上，早已准备好的军舰鸣放了101响礼炮。同日，在重庆的诸多民主人士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举行扩大座谈会，座谈会决定以9月3日这个日子给组织命名，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即由此而来。

殆至1946年，国民政府正式形成决议，以每年的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之所以将抗战胜利纪念日定在9月3日，而不是日本天皇宣布停战的8月15日，有两个重要原因：

其一，8月15日，日本仅仅是宣布停战，而非投降，更未签署投降书。《停战诏书》更是通篇没有“投降”二字，而且只字未提侵华战争。

其二，以战败国签署投降书的次日为胜利纪念日，是当时的国际惯例。例如，1945年5月7日，德国向盟军投降并签署投降书，于是5月8日就成了“欧洲胜利日”；1945年5月8日，德国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向苏美等国正式投降，因此，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将5月9日视为“卫国战争胜利日”。

1946年夏，国共全面内战爆发。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军队的攻势逐日衰退，至1947年夏天，已经基本丧失了对共产党军队发动全面进攻的能力。所以，这年9月3日的抗战纪念日，自然而然地也就打上了浓厚的内战烙印——

国民政府《中央日报》9月3日刊发了一篇名为《胜利日致全国军民》社论。社论里面说：

“抗日战争胜利，倏忽已届两载。这个胜利是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的，经过这一次底胜利，洗刷了鸦片战争百余年来的民族耻辱，扭转了甲午之役五十余年来日本欺凌中国的形势，而且振奋了全国爱国军民酒精压抑的心情。……面临这历史的重大转捩点，我们全国底军民，都渴望着把握这千载一时的良机，奋起翻身，勇往直前，在这破碎的山河上，重新建筑期和平统一民主的新中国。”

在战争的硝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日报》，这一天没有提及抗战胜利纪念日。

1948年，内战继续，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尴尬处境仍然没有变化。和上年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日报》在这一天没有刊登纪念文章，大量篇幅用在了号召民众起来反对国民党政权上面；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与上一年相比，则似乎增加了“纪念力度”，刊发了何应钦的讲话。只不过，这种力度的增加，是伴随着国军在内战战场上的形势的扭转而来的。很显然，抗战纪念日已不再是纯粹的抗战纪念日，纪念早已完全沦落成为内战服务。

1949年9月3日，《中央日报》刊登社论纪念抗战胜利日文章《胜利四周年》，满纸凄然之感。社论说：

“胜利日是一个光荣的节日。但今年，我们不得不以沉痛的心情，来纪念这个光荣的节日。抗战胜利才四年。我们回想四年前今日陪都重庆及全国各地举行庆祝时的热烈狂欢情况，历历如在眼前。当时全国人民，满以为八年苦难的日子，已经告一结束，从此就能收获胜利的果实，埋头建设，使国家走上富强康乐的道路。……”

此时此刻，蒋经国早已飞抵台湾为国民政府筹备安排最后的退路；而在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就将要登上见惯了沧海桑田的天安门城楼。

《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4日刊登报道《政务院举行十二次会议通过节日放假办法》：

【新华社北京二十三日电】政务院今日举行的第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了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并已通令全国遵行。通令称：为统一全国之年节及纪念日放假起见，规定下列各项办法。甲、属于全体者一、新年　放假一日　一月一日二、春节　放假三日　夏历正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三、劳动节　放假一日　五月一日四、国庆纪念日　放假二日　十月一日、二日乙、属于部分人民之节日，为了便于部分人民的群众活动，得放假半天，或只其中一部分人放假，其他一部分人得推代表参加庆祝。一、妇女节（限于妇女）　三月八日二、青年节（限于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　五月四日三、儿童节　六月一日四、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限于军队及军事机关）　八月一日丙、其他一、凡属少数民族习惯之假日，由各民族集居地区之地方人民政府，斟酌各该民族习惯，规定放假日期。二、其他各种纪念节日如二七纪念、五卅纪念、七七抗战纪念、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九一八纪念、护士节、教师节、记者节等，均不必放假。丁、凡属于全体之假日，如适逢星期日应在次日补假。凡属于部分人民之假日如适逢星期日，则不补假。

《人民日报》1951年8月14日刊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告《抗日战争胜利日改定为九月三日》，通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十三日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规定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发出通告如下： “本院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八月十五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九月三日。每年九月三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举行纪念。九月三日不放假。

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今年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的宣传要点”，规定：1、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结束，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变；2、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功劳；3、美帝国主义是今天中国人民的死敌。

中苏同盟及稍后冷战格局的形成，给49年后的新中国的抗战胜利日纪念抹上了浓厚的时代色彩。早在195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就曾刊登过一组文章：《谁使日本强盗屈膝投降？——战胜日寇五周年纪念》、《纪念“八一五”，我们感谢苏联红军》，为此后十余年中苏共同捆绑纪念抗战胜利，定下了基调。

1952年9月3日《人民日报》刊文：《毛主席电斯大林大元帅贺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9月4日刊文《答谢对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的祝贺 斯大林大元帅复电毛主席》。

1953年9月3日《人民日报》刊文：《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 毛主席周总理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9月4日刊文《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 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致毛主席周总理电》。

……

1955年9月3日，是抗战胜利10周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多篇文化界名人如老舍等人的纪念文章，并有专栏文章《苏联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意义》。4日，中苏共同为旅大市“胜利纪念塔”揭幕。塔身刻着“光荣归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捍卫了远东和平的苏联人民及其武装部队力量”。

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进入一段运动频繁的动荡期，抗战胜利日纪念也随之愈来愈趋向边缘化，但中苏共同纪念的传统，以及向旅大苏军烈士纪念塔献花等常规纪念活动，则一直延续了下来，直至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

这一年新中国的关键词包括“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援越南人民”、“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等。这一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苏联色彩从纪念中迅速淡去，被刻意突出的纪念主题词变成了“人民战争万岁”。将这一主题词推上巅峰的，则是9月3日，《人民日报》所刊发的林彪的纪念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文章对苏联的出兵和援助只字未提。

与美国、苏联同时交恶，意味着中国的外交环境大幅度恶化——抗战二十周年庆祝纪念规模超越了此前历年，或许正有这方面的原因。本年庆祝规模甚大：

在北京和中央：9月3日下午，首都各界人民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庆祝抗战胜利二十周年。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席了大会。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主持。

在地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所在的城市，9月3日和4日都先后举行了纪念伟大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庆祝集会。

从《人民日报》刊文与否、刊文权重大小这一视角来看，文革期间，抗战胜利纪念日几乎处于一种被彻底遗忘的状态。直到197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抗战胜利日纪念，其重要性才再次恢复到了文革以前。

本年抗战胜利纪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苏联的存在感的重回。各地革命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分会，大都先后向苏军烈士墓和纪念碑献了鲜花。但和之前一面倒地赞美或者彻底批判有所不同，本年对苏联在中国抗战胜利中的贡献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描述方式：既肯定苏联当年在战斗中的“巨大功勋”，又批判其近年来“在亚洲推行霸权主义的狼子野心”。

本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纪念文章《伟大的全民抗战》和《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国民党的抗日贡献得到了承认，通过抗战纪念来宣传两岸统一，成了这一年抗战胜利日纪念最重要的主题。

在《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一文中如此表述：“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

此外，这年8月，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党史研究会还召开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讨论会。《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与会同志认为，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为主体的敌后抗日战场，同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构成了中国各族人民抗战的整体，两个战场都为抗日做出了贡献。《人民日报》还提到，与会人士在抗战领导权归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1995年9月3日，首都北京隆重举办“各界纪念抗日战胜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首次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放到了一起同时纪念。

9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江泽民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

讲话还说到：“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我这里要特别提到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对中国抗战给予的人力、物力支持。……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红旗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

随着时代的前进，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政治色彩日趋淡化，相反，其承载民族情感的功能则变得日益强烈。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早在3月份，香港的人大代表朱幼麟就递交了一份名为《我国国家级、国际化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议案，建议每年举行国家级的纪念大会。

新华社5月7日则发布了中共中央的通知，对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作出具体的安排部署：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将举行纪念大会。有关部门还将举办一系列的大型主题展览、文艺晚会和学术研讨会。纪念规格为建国以来最高。

9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中说到：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此前，卢沟桥畔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也增加了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内容。)

……

“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

……

我们不会忘记给予中国抗日战争道义和物质等方面支持的国家和国际友人，不会忘记在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惨案中为中国难民提供帮助的外国朋友；不会忘记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并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不会忘记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救死扶伤的外国医护人员；不会忘记真实报导和宣传中国抗战业绩的外国记者；不会忘记为中国抗战胜利付出过心血的外国军事顾问及其他方面人士；我们更不会忘记在中国东北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苏军烈士！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世界各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宝贵贡献！”

在胡锦涛同志这一重要讲话的基础上，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各地、各部门、各种民间机构均热烈地置身其中。单以媒体而论，类似“抗战纪念特刊”等重头策划在全国遍地开花，而且分量尤重。譬如《南方都市报》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特刊多达84个版；《三联生活周刊》推出的“抗战胜利60周年系列纪念特辑”，前后5辑，第二辑《中国人的血与火》即多达70页。

最突出的变化，还是体现在纪念主题上。与以往不同，这一年大部分的媒体都用相当大的篇幅报道了国民党军队主导的正面战场。人性化、故事化的叙事方式被广泛使用，意识形态色彩则随之大幅淡化。虽然报道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几乎所有的媒体纪念策划都离不开“牢记历史”、“抢救抗战记忆”这一主题。时代已经变了，时代需要让抗战的记忆归来，让抗战的荣耀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