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选的斗争和我国政府的态度

朋友们会有这样的疑虑：既然王选正在做一件对中国有巨大贡献和历史意义的工作，为什么不能得到来自国家的支持呢？扪心而论笔者也希望这样。但是如果站在政府的立场，我国政府对王选等中国公民维护自身权益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诉讼已经给予了必要的帮助。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不妨用些篇幅回顾一下日中关系的走向。自从1972年中日缔结帮交，中国政府提出无条件放弃战争赔偿，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提出了一些举措作为对中国政府善意的回应。我国政府当时提出放弃战争索赔不是一种无奈的政策选择，而是着眼于中日两国结束敌对状态，希望两国人民从此友好相处，共同发展。这无疑是具有战略眼光的选择。遗憾的是中日关系的发展出现了逆流。这一方面是结束冷战后美国抑制中国的亚洲政策体现，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在经济持续滑坡（GDP增长每年大约－1％），面对日益发展的中国（GDP增长每年大约7％以上）而流露出的恐惧与岛国意识的反映。小泉继承前辈的衣钵，在其国内被称之为“小中曾根”，上台以来大肆表演，极力作出伤害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的事态，以此讨好日本右翼，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最近频频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和参拜事件既可以认为是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战略试探，又可以起到干扰中国战略发展的作用，其用心不可不说歹毒阴险。中国有自己的战略重点和政策选择。当今，最重要的莫过于抓紧有利时机发展经济和及早解决台湾问题。因此在事关影响中日关系的问题上必须谨慎行事。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放弃原则不对日本政府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就王选这类民间诉讼问题，中国政府多次表明态度予以支持。

1992年4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就中日关系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害，对于一些战争遗留问题我们历来主张应该本着实事求是、严肃对待的原则，通过相互协商使这些问题合情合理地妥善解决。”1996年9月3日，江泽民再次指出：“日本必须妥善处理好历史问题，肃清反动的历史观，才能有助于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我国的外交部门也多次发表讲话，表示敦促日本尽快解决侵华战争遗留问题。针对日本某些人别有用心的混淆国家赔偿与公民个人赔偿的关系，妄图抵赖战争赔偿责任的企图，钱其琛外长在1995年3月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尽管放弃了国家赔偿，但是，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中国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谈话表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以惨无人道的手段大量试验和使用细菌化学武器，残害中国人民，这是铁的事实。日本政府应当本着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对待这段历史”。上述事实说明我国政府对王选等中国公民通过法律手段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请求表示支持的立场。同时，地方政府对于民间对二战时期日军的战争残害案件的诉讼给予一定的支持。笔者参加声援活动时曾见到义乌市市长亲自过问王选诉讼案件的进展。他表示，对于义乌地方政府来说，处理好义乌市受害者对日诉讼案件事关义乌市很多百姓的切身利益和义乌市的社会安定。政府有责任帮助受害者解决诉讼中的一些困难。

2002年底和2003年初，人们会发现不论报纸电视还是网络媒体，都把报道的目光集中在王选和诉讼团的对日诉讼之上。很多媒体把王选作为本年度的最佳人选推上新闻人物的榜首。中央电视台更是在几套著名节目中对王选事迹予以报道，使得更多的观众了解王选的斗争精神和动人事迹。我不认为这些集中的报道现象是偶然的巧合，而更相信我们的宣传部门在为自己祖国的英雄儿女呐喊助威。2月14日中央电视台停止《现在播报》新闻节目转播了“2002年感动中国”发奖仪式，数以千万计的广大电视观众又一次被王选等10位获奖优秀人士的先进事迹所震憾而潸然泪下。祖国和人民给予王选最高的荣誉，王选获得这一光荣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毋庸讳言，有的地方政府对于细菌战受害者的困难置之不理，有的部门领导对民间对日索赔采取“不支持、不反对、不干预”的三不政策。甚至错误认为，帮助和支持本地区的百姓向日本提出诉讼请求，会影响本地区的招商引资，影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有的部门在办理同胞赴日参加诉讼手续之时，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应当指出，这些地区和部门虽然不能代表我国政府对于王选等民间诉讼的态度，但是的确极大地挫伤了这些敢于坚持正义斗争，勇敢地向没有得到清算的战争恶魔声讨的善良百姓的心，也极大地伤害了同情他们的千百万同胞的心。这说明我们的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此也有一些认识需要提高。我们呼吁所有应该对公民诉讼提供帮助的政府部门，先不要说贯彻“三个代表”的思想与帮助这些饱受日本法西斯罪行迫害的同胞和家属的诉讼斗争提供帮助应该有什么联系，您们就本着中国人应该具有的对同胞的关心与同情之心，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