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刘连仁这个名字，还是在10多岁的时候，起源于一句歇后语，刘连仁吃山韭菜--没有办法子。我缠着父亲让他讲讲刘连仁的故事，那时并未意识到有一天这个名字会改变我的生活，只是纯粹出于孩子的好奇，出于一种猎奇心理，迫切的想了解这个歇后语的来由。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人，亲耳听一听他那传奇般的经历。
以后忙于学业工作，这个想法也渐渐地模糊。但每到忆苦思甜课时，他的形象就会日渐清晰和突出。一直到90年代初，广大专家学者的视线锁住劳工，关注劳工的时候，我的心慢慢复活。从1998年开始，我逐渐留意身边的报道，并习惯性的将它们积累起来。量变达到质变。2000年1月1日，我决定前往草泊村进行这场酝酿已久的采访。
那天的天气有些冷，我坐车从县城到草泊村用了近1个小时的时间。在车上，我反复地想，报道之外的刘连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一见面，我的心安定了下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高大瘦削，面容慈祥可亲，是一个慈祥、可爱、单纯的老人。刘连仁详细的叙述了他的遭遇，带我走进了那个时代。他的语气时高时低，表情时喜时怒。我完全可以感受到岁月带给他的创伤和痛苦。
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与刘连仁的交往。记不清是第几次到刘连仁家里拜访，老人的儿子刘焕新那天也在。我们谈着谈着，话题就转到对刘连仁的宣传问题上去了。刘焕新说，日本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好。我问国内有关刘连仁的书籍有多少？刘焕新说只有1958年欧阳文彬那一本比较全面，记载了他从被抓到回国间14年的生活经历，从1958年至今还没有一本完整的书籍。
那个时候，刘连仁已经不太提及他的苦难，和人谈论更多的是他的诉讼。他斗争的一面越来越突出。如何将他的精神发扬，我一时有了想法，便不假思索的说，我要给刘连仁写本传记，将他的一生记录下来，将他的精神记录下来。在与刘连仁交流的过程中，我知道，虽然他仅仅是一个农民，却不能阻止他对信念的追求。他坚定执著又单纯。但有时单纯的人，更容易到达成功的彼岸。
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我才知道，当初那句话是多么轻率和冒险。也终因各种原因搁置不前，以至于他去世后，给我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此后这个想法一直折磨着我，令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动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刘连仁已经作古一年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始终有一种紧迫感。
2002年3月份起，我开始热身。逐渐深入北京上海济南青岛等地进行采访，席占明、小野寺利孝、欧阳文彬、张一波、康健、蒋欣、朱春立等这些原本与我不相干的人走进我的生活，劳工陈宗福、单亦文、张同升等这些老人也走进我的视野。
这些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日战争受害者默默的做着工作，他们虽然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作岗位，但在这件事上手牵手，心连心，一起努力着。
和这些人交往，我的思想也得到提高和净化，他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件事，人是不能脱离现实而生存的。他们的精神鼓舞了我。为了一项事业奋斗着，那份投入，那份不计得失，完完全全的只是为了这项事业尽自己最大义务的努力着。和他们在一起，能将人的欲望降到最低。
这些人，我想我只能统称为好人。他们在这件事上，不仅仅是对我的帮助，不仅仅是针对刘连仁这部书，而对整个抗日战争受害者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精神鼓励。有了他们，才成就了我，有了他们，才成就了抗日战争受害者更加明朗的前景……
那些日子，我经常出差，车次都选择在夜间。一个单身女子，坐在夜晚流动的火车上看风景，点缀的是那沉甸甸的亲情。我每次出差，无论多晚，父亲都要亲眼看着我坐上火车。
我在火车上看着天一点点变亮，才发现黑夜原来并不漫长，一些经历过的痛楚和辛酸也就不重要了。当我决定写这本书时，就知道，自己要付出的是什么，是时间、是精力、是金钱。
假设我在做这件事之前，就设想到有许多困难，我想我不会做的，起码不会做的这么投入，在这个过程中的煎熬、痛苦、矛盾、挣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但既然已经开始，放弃便不会出现在我的人生字典里了。
做这件事，凭着自己的激情和信念，身边的人还说你不务正业时，那种不理解，那份孤独，我想这辈子都会激励和促进我。
在创作和采访中，我始终抱着感恩的心情。感恩黑夜，让我有时间去投入的采访和创作，感恩有许多人在帮助我支持我，他们当中有我的前辈、朋友甚至是一面之交的人。
“我把理想与追问留给你们。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要与他们斗下去，直至讨回公道。我没有留下财富，只能留下一种精神，就是做人要有正气，一生要有骨气、志气和士气，这就是做人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创作过程时，刘连仁老人的话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在耳边回响。
当我决定去拜谒刘连仁墓时，创作已经接近尾声。第一次站在刘连仁的墓前，竟然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波动，泪水不争气的流了下来。那一刻，我无法说清楚自己的心情。
有不少人问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市场不被看好，而又沉重的题材呢？我想沉重是相对的，当你走进一个陌生领域，当你接触这个陌生群体，总会激起内心那股探索的意念，总会有许多令你感动的事情在促使你去做，我想，之所以坚持到今天，就是在采访和创作过程中，幸运的碰到很多关心和支持我的人。
张凯，是我至今未曾谋面的朋友，就是他，在过去的一年里，在席占明和我之间担当了信使，因为我不懂日语，通常是我将书信传真给他，然后由他传给席占明。“GM935”是一辆摩托车号，那天，我在草泊采访完后，没有想到已经没有返程的汽车，正一筹莫展之际，这位司机停下车，将我送到通汽车的站点。
但在做这件事时，没有过动摇，没有过对自己的怀疑，那是不现实的。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怀疑自己是不是脑筋出问题了，然而在一次次的自我矛盾中，我突出重围。
去年5月份，天气逐渐变暖，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刘连仁，更走近他的内心世界，我走访了高密幸存下来的劳工，他们都是和刘连仁一起被掳到日本去的，虽然只有五名，可却耗尽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每到双休日，父亲便会载着我行走在乡村的小路上，我想没有人会想到，我如此风尘仆仆脸色匆匆，究竟在做什么？
那天我的情绪非常低落，问驾车的父亲，我这样做的意义究竟在那儿，我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放着时间不去做点别的，调查什么劳工啊？吃饱撑着没事干了吗？父亲沉默不语，一直到我与张同升话别，他一再相送。父亲说：“看看他们，你还会怀疑自己这么做的意义吗？”是啊，我还用得着怀疑吗？我得到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对自己灵魂的冲击，对人生的重新认识，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重新界定，这些足以抵消那些不快了。如果说我做这件事是偶然的，那么坚持下来是必然的。
通过采访，我接触到许多和刘连仁一样被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他们或过着贫困的生活，或落下一身的疾病，或承受着不公的待遇。听他们倾诉时，我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你不参与，不经历，根本感觉不到，体会不到那种心痛心酸和忍不住眼泪的感觉。我想，如果每一个年轻人都有机会参与这件事，听听这些老人的倾诉，对他们的一生都会有很重要的影响。但这些历史的见证人正一个个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历史欠了他们一笔债。
大量的劳工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每一次和他们接触，我的心灵都要受到很大的震撼。我结束访问之后，每一个劳工都要送出很远。这些老人迎风而立的身影，久久挥动的手臂，构成一个苍白无力的历史回忆。
随着书稿最后一个字的落笔，我想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后悔最初的那个决定，尽管想起来还有些轻率和冒险，但是现在看来，我起码已经将这件事做下来了，并且尽善尽美。关键是在这件事上，我重新寻回了自己，一个全新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我所感受到的，我所接触到的，都足以影响我以后的人生。
“民族仇恨，不共戴天”，出自我学者专家、劳工的口中，冲击着我。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是报复吗？有的人说血债血还，你也不能说这些人偏激，只能说在经历了冲动之后，人的思想总是在变化的，这是想到的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复仇，但是怎么复？
我的一个朋友，26岁，在我与他交流我的创作经历时，他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 “作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对于历史的把握也并非尽如人意。”?读书时看到“济南惨案”"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这些日本人对我们的前辈犯下的滔天罪行，虽然悲痛，愤懑，终究是纸上之谈，直到有一天，看到一位民间老人将自己收集的日本侵华期间的一些罪证展览在我的面前，生锈的日本军刀，沾着泥土的手雷，最令我触目的是一张照片：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一手指着一棵树，一手拉开胸口的衣服，露出碗大的一个疤，说：当年日本兵就是把我绑在那棵树上，用刺刀刺在我这里。发黄的照片似乎将我带回到那个村子，那棵树旁边，从来没有感觉到一种血腥就在眼前重现。“为了应对考试而学习”形成的“比较抽象”的“感觉”，随着考试一起淡化，这就是为什么曾经的赵薇军旗服事件会出现。鲁迅写过为了忘却的纪念，时间依旧流逝，街市永是太平，我们正在忘却，我们正该纪念了，纪念不是为了血债血偿，而是为了“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让我想到了，去年4月份在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遇上的一件事，河北的一个劳工因为听说电视台要去采访他，结果与当天晚上因激动致死。作为这些劳工的辅佐人康健律师说，希望不要惊忧他们。其实，我想这个事件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对劳工平时的关注太少了。他们的苦难一旦得到机会向世人诉说，这种压抑的情感在那一刻得到了爆发，但结果却是令人伤心的。第二，只有事物真正发生在自己眼前，才更能产生强烈的震撼。这里牵涉到一个抢救资料的问题，日本方面，日本人出于对受到原子弹爆炸危害的老人渐渐死去的担忧，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这段历史，广岛市政府给每个受害者拍摄了一段讲述那段可怕历史的录像，存在纪念馆中。尽管这些老人很多都已去世，但年轻人仍然可以从电视上看到自己亲人讲述的历史。亲人讲述，切肤之痛，更有震憾力。而我们在这方面是薄弱环节。
其实，有些事是不需要国家解决的，不能依靠政府。应该从自我做起，有的劳工，自己的子女，对其受害事实都不是很了解，只知其大概。那么，是否应该在老人生前，将所承受的受害事实进行笔记录音呢，这完全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做得到的。不仅对受害事实耳熟能详，就是对诉讼的过程也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向老人进一步讲清楚。
我在与刘焕新交流的过程中，他说现在的受害者年事已高，抢救资料是关键的，再说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对诉讼进展情况不清楚，信息来源不灵通。闭塞导致了有些劳工只求结果。我曾经萌生过办一份劳工专刊之类的报纸，将各种信息综合汇总，发给他们，便于他们了解形势，更好的建立起全国的同盟。
写到这儿，我想起美国著名吉他手卡洛斯?桑塔纳说过的话：我只晓得每一个音符里面该放进五种东西??灵魂、感情、思想、身体和勇气。我想，在我以后的创作中，在我的每一部作品中，都将这样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