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人殉难者名簿共同编制会执行委员会《关于劫掳中国人事件报告书》（以下简称委员会《报告书》）记载，按照日本内阁会议和政府次官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日本侵略者仅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就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169批，共41758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迫害，乘船前死亡2823人，实际被赶上船运往日本的是38935人。这些人，有90%是被抓的劳苦群众和中国军队的被俘人员。他们当中大多数是20~49岁的青年和壮年。15岁以下的童工有157人。60岁以上的老人有248人，其中70岁以上的还有12人。

    在被运往日本内地的途中，中国劳工的遭遇是很悲惨的。委员会《报告书》在“劫持时死亡情况”一事中写道，从乘船到抵达企业单位，这个阶段共死亡822人，其中船上死亡584人，上岸后至企业单位途中又死亡230人，失踪8人。

    除途中被虐待死亡者外，实际运到日本各地的中国劳工是38117人。他们被强迫分到135处企业单位服劳役。其中土木建筑业为最多，共63处，15018人，包括修建发电所，飞机场以及铁道、港湾建设和地下工程等；采煤、冶炼业居次，共47处，15816人，包括煤炭、水银、铜铁和其他矿石采掘与冶炼；还有造船业4处，1210人。港湾运输业21处，6073人。

    为了加强对中国劳工的法西斯统治，日本军国主义者建立了内务省??地方厅??警察署??企业单位管理中国劳工体制，拟定了各种压榨中国劳工的手段和措施。中国劳工抵达各企业单位后，即在日本宪兵、警察和企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刺刀与皮鞭下生活。他们处在严密的监管下，不能外出。他们没有衣服，多用稻草蔽身，即使在大雪纷飞的严冬，仍然赤着脚干活；一餐只有一个糠窝窝头，饿了只好吃草根，啃树皮。病了不管，还要干活，每天劳动9~13个小时，多则超过15个小时，稍有不慎即遭鞭抽棍打。在如此残酷的虐待下，被劫到各企业的38117名中国劳工，又被折磨死了5999人，其中2282人是到各作业场三个月以内被残害死的。据日本外务省《报告》载称：从乘船以来各企业单位共死亡中国劳工6830人，占乘船总数38935人的17.5%，平均每五个半人中就有一人被夺去了生命。如果再加上负伤的（6975人）和残废的（467人），那么就中国劳工的伤亡率而言，在10%以上的有57个单位，其中10%~29%的43个，30%~52%的14个。在这14个单位中中，共有中国劳工6640名，占总人数的18.4%，死亡2483名，却占总死亡数的36.31%，还有负伤的426人。如鹿岛花冈、川口芦别、空和天监、矿峰之泽、日铁釜石、古川足尾和战线仁科等单位，死亡率均在40%以上，其中战线仁科死亡率最高，200人就死亡了104人，高达52%。

    委员会《报告书》分析了中国劳工死亡的原因：一是疾病，二是事故，三是杀害。《报告书》援外外务省《报告书》列举的疾病死亡数字6234人以后指出，所谓大量病死，实际上是对大量摧残和虐杀的隐瞒。如川口组室兰共有969名中国劳工，死去310名，原因全部是患病死亡。但事实是，不少是被虐杀或活埋的。这一点可以从1954年室兰市民对遗体发扬的结果得到证明。在这次发掘出的200余具中国劳工遗骨中，发现许多有弹孔和裂口的头盖骨，或怀疑是活埋的。日本企业当局只顾压榨中国劳工，不管矿井和工地安全，是造成伤亡事故严重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即使从外务省《报告书》经过粉饰的统计数字中也能看出来，在135个使用中国劳工的企业单位中，重伤1433名，轻伤5330名，死亡332名，残废130名，合计伤亡7230人，占中国劳工总数的186.6%。死亡的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当局对中国劳工的直接屠杀。

    关于日本当局直接屠杀中国劳工的例子是很多的。委员会《报告书》举出若干警察逮捕和虐杀中国劳工的情况，说明日本人的直接屠杀不是个别的。《报告书》揭露，日本警察署仅在16个企业单位就逮捕中国劳工116名，其中死亡和失踪79人，占68.1%。《报告书》在列举上述事实以后指出：“这些事例只不过是警察逮捕的全体人员中的一部分。”除关在广岛、长崎监狱的安野、鹿町和崎户的38人是因原子弹爆炸而死亡外，其他“无疑几乎都是在警察所或刑务所中被杀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