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护班的赵满山回忆说：

    暴动时，我们带着部分病号走在队伍最后，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半宿也没有走多远。第二天清早就被鬼子赶回花冈。日本警察见我和刘智渠两人衣兜内装着药品和针管，就用木棍使劲地打我，打掉我一颗牙。三天中不断有难友被从山上抓回广场。

    日军强迫中国人跪在铺着碎石子的广场上。每人必须腰板挺直，屁股不准挨着脚后跟，成排成行朝着一个方向跪着，不许动，不许说话，倒背手绑着，每两人用一条绳绑在一起，警察和民团人员，在行列之间来回巡视。因李担子穿着被打死的“辅导员”的裤子，他在山上和广场上被视为是打死“辅导员”者，因此多次被打，伤得很重。

    70岁的幸存者李绍海记忆犹新：

    我们在广场上跪了三天。白天烈日暴晒，晚上雨淋。上身要直立，低头挨打，歪头挨打，瞌睡挨打。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许多人晕倒在地，由两上人架着遛一圈，然后仍回去跪着。因为是两个人捆在一起，一个人倒下就连累着另一个人也倒下。警察见我们倒下，跑过来就是一通棍棒乱打。

    山东受害者李福令老人对广场上的三天三夜，至今提起来仍不寒而栗：

    我从国内被押往日本花冈才一个多月，比起先到的难友们，身体算是较好的。我头部被打伤，昏倒在地，监视我们的鬼子用带铁尖的木棒打在我的腰部，一阵剧痛使我苏醒过来，我腰部流血，伤口处直冒血泡。现在我腰部的伤疤仍在，至今头痛、腰痛、膝盖痛、右胳膊痛，都是受日本鬼子折磨留下的病根。鬼子看到谁跪得不直，木棍就朝谁身上乱打，打死后，拉到广场边沿去。

    幸存者柳寿欣说：

    我们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日本人变着花样殴打我们。他们用木棍一个挨一个地打我们的头，从排头到排尾，又从排尾打到排头，一个打手刚刚过去，另一个打手紧随其后。我们劳工无一幸免……

    第二天，我口渴得要命，谎称去厕所，看到垃圾堆上有一个米饭团，上面爬了很多虫子，我偷偷抓起，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也许这两口饭团才使我不致死掉。记得一个姓马的难友，要我们尿点尿给他喝，可谁也尿不出来。我亲眼看见厕所的出口处躺着一个死去的难友。

    在调查访问时发现：几乎每个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都知道“在广场上跪了三天三夜”，每一幸存者都边哭边诉：“宪兵用枪托打我们，警察用大刀背砍我们，穿便衣的日本人用削尖的竹竿和木棍扎我们，围观的日本人有的从远处用石头砸我们……”这些毫无反抗能力的中国人除了饱受肉体的痛苦外，还承受着亡国奴的精神之苦！

    夜幕降临，围观的人渐渐离去。为了便于监管，日本军警把跪在广场上的五六百人分割成几群。

    第一天入夜后下起了大雨。广场上被捆绑的中国人一行行全部倒下了。

    罗庆元老人说：

    晚上，监管我们的日本人不懂我们的话，我们一串通，大伙都一齐歪斜在地上，挨着雨淋，一个个昏昏欲睡。就这样白天跪着，夜间歪躺着，在有石头子的广场上不死不活受了三天罪。

    提着矿灯，握着木棍，穿着雨衣的日本人，睁大着双眼监视着，不断有人倒下，死去。

    山东王振瑞老人悲愤地诉说了那恐怖绝望的情景：

    我们几百个人在广场上跪了三天，我的膝盖上露出了骨头，膝盖上粘着沙子粒，一跪钻心疼。毒毒的太阳晒得我们口干舌燥，头晕眼黑。日本人打得我死去活来，我看着敌人的机枪，有所无力地叫着、喊着、骂着：“你们干脆用机枪把我们都打死吧！”

     他希望用死来结束这屈辱。

    三天过后，活着的人被赶回了中山寮。

    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落下了帷幕。

    共乐馆??这个曾残害中国劳工的处所，于1978年被拆除后，热爱和平和热衷于日中友好的大馆市民们，由武田武雄带领，于1980年3月，在原址建立了一块长方形横碑，碑的右端竖写着清秀的“共乐馆址”4个大字，碑中间的黑色大理石上记载着日本强掳4万名中国劳工和“花冈暴动”的原因，以及在共乐馆广场上，花冈中山寮的中国劳工们三天三夜惨遭虐杀的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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