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28日中午，花冈上空出现的盟军的飞机。

    9月15日，美军第八先遣队进驻秋田县，接着盟军接管中山寮。

    11月中旬，经美军同意，中山寮15名劳工代表到秋田监狱探望耿谆等12位同胞。

    11月20日午后，中山寮500余名幸存劳工祭设骨灰灵堂，沉痛悼念殉难劳工。追悼会上，美军代表作如下讲话：

    “我将以最大的努力，为惨死的盟国难友复仇……对战争的罪人，对杀人的刽子手，我们是不容宽大的……”

    1946年4月15日，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到秋县迎接耿谆等15人，同翟树棠等11人会合，由美军护送乘火车去东京，等候为国际法庭出庭作证。

    《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指出：“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战争罪犯，包括虐待我们战俘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

    法律的利剑终于显示出了神威。

    国际法庭中国科佥事张乃文、美国佥事新某，正式代表耿谆向设在横滨的国际BC军事法庭，以日寇虐待中国战俘罪行提出控诉。

    1945年10月，美国占领军逮捕了鹿岛组花冈作业所所长河野正敏等七人，于1946年3月送往东京巢鸭监狱。这是，不仅鹿岛组，而且整个土木建筑业各公司都慌了手脚。土木建筑业14家公司联合邀请了有名的大律师平井真一。这位律师曾因为战犯嫌疑被关在巢鸭监狱的原三菱重工业总经理乡古洁的释放出过力。14家公司与平井律师之间达成如下协议：

    1.能保证现在巢鸭监狱关押的七名鹿岛组职员全部无罪并不涉及鹿岛组及有关委托人时，赠金40万元；

    2.只将在押人员判刑不涉及鹿岛组及有关委托人时，赠金20万元；在押人员中每无罪释放一名付2.5万元……

    1946年至1948年间，中国战俘劳工代表，为审判“花冈惨案”的直接责任者，曾多次出庭作证，揭发控诉日本政府和鹿岛组残害屠杀中国人件件罪行。刘泽玉声泪俱下，将大腿被烙的大伤疤提示于法庭；翟树棠等慷慨陈词，列数了“辅导员”对中国劳工一桩桩惨无人道的行为。

    曾经不可一世的河野、伊势、福田、清水等恶贯满盈的罪犯，在正义和法律面前失去了当年的威风，低着头接受中国战俘劳工的控告。

    横滨法庭审判日犯虐待劳工一案，从1946年9月3日开始，中间几经波折，于1948年3月1日判处完毕。日犯判刑者6人（但最终都没有执行，这些刑罚在确认时都减轻了，1953年，6人先后被释放，并一直逍遥法外），3人无罪释放。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5年11月判决了25名A级战犯，释放了19名A级战犯。释放的战犯中，有几名曾经参加过1942年东条内阁会议的人员（如岸信介等）。并且，于同一年的BC级战犯审判中只判决了花冈鹿岛组虐待过中国人的下级职员，而且未进行实际处分，便结束了此种战犯审判的一切工作。

    日本政府一直在回避事件的责任。在战败后不久，便命令各个事业所提出《华人劳动者参加劳动始末书》，根据这些报告书，于次年3月1日，以外务省管理局的名义制成了《华人劳动者参加劳动情况调查书》。但在其中未承担任何责任，甚至拒绝公司《外务省报告》原件。

    岸信介当年曾在东条内阁任商工大臣，在发起、规划和执行强掳中国人问题上都曾参与，负有明显不可推卸的责任，却只被指控为A级战犯嫌疑。尽管盟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于1948年4月16日提出的报告中指出：“岸信介是东条英机最亲信的文官之一，他所管辖的商工省应对军需工业使用俘虏和强掳中国人劳动问题负责。”可是，1948年12月却被以“是否能确定有罪，尚属疑问”为由，免于起诉释放了。当然，强迫中国俘虏劳动的企业负责人中层干部，也都未因虐待俘虏受到任何指控。上述的《日本建筑工业会华鲜劳务对策委员会活动记录》曾有一段如下的自我标榜的文字：

    “平井律师长达11个月采取的手段是有功效的，已得到可靠的结论是，鹿岛组总公司自不待言，就连其他13家委托人都不会受到牵连了，应该说是有很大的成功……”

    这样，日本政府未贯彻波茨坦公告，彻底地追究战争罪责。历代的日本政府甚至连强掳中国人的事实都不想承认。它们以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单方面“放弃要求赔偿”为借口，不仅不能认真地反省过去日本对中国及亚洲各国所犯的罪行，反而对不利于自己的史实加以掩盖。对昭然于世的强掳中国人的历史事实，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几乎根本看不到。

    相关图片 ：（点击后放大并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