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断有中国劳工及遗属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日本政府及日本企业在二战期间强虏中国民众到日本、强迫他们长期从事各种重体力劳动，要求被告方就此进行道歉和赔偿。然而，在这些诉讼案中，由于日本政府和法院刻意隐瞒或者否认历史事实、回避历史责任，导致多数败诉。即使有胜诉案例出现也是阶段性的，日本政府仍表示不服判决，上诉到最高法院。中国劳工在日本法院谋求正义判决的艰辛程度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背景下，记者于8月9日就中国劳工对日索赔问题，采访了中国被掳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会长、已经81岁高龄的马得志老人。
    记者：您怎样理解近些年的对日索赔行动？
    马得志：大家知道，抗日战争胜利已近60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也已32年了，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都有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经贸关系近几年迅速发展。但是两国之间还存在着许多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战争遗留问题，严重地影响着两国的政治关系。日本政府首脑至今还不停止参拜供奉着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甚至公开表示要一直参拜下去，这种错误的历史认识在日本国内是有一定基础的。众所周知，日本右翼势力近年来极力否认、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他们妄图掩饰令人发指的罪行，并为侵华历史翻案，这些恶劣行径再次证明：日本右翼势力和极少数军国主义者亡我之心不死！妄图重温侵略旧梦！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对日索赔行动已不再是仅仅“个人”的行动，而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正义与非正义、保护人权与践踏人权的较量，是维护被侵略国家的民族尊严、为受害的民众讨还公道的壮举！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民间对日索赔的现状？
    马得志：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行动已持续十余年了，至今少有胜果，即使偶有初审、二审胜出的案例，也由于日方拒不承担战争责任，最终在东京最高法院的终审还是无法胜诉。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在日本国内的上层主导意识里，对那场过去近六十年的侵略战争始终认识不彻底、没有做到深刻反省的缘故！至今他们仍不承认这场侵略战争给日本的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人民带来的空前的深重灾难、强烈且深远的伤害！因此，对日索赔行动在当前的形势下就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必要的教育作用。坦率地讲，日本国民尤其是中上层人士需要接受再教育，接受受害国的幸存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做的鲜活的历史教育，唤起他们的良知和人性，正确对待那段悲惨的历史，这在当前是十分紧迫和必要的！
    记者：您认为对日索赔对中日两国有何意义和影响？
    马得志：那场侵略战争已过去了很久，经历过那场战争的幸存者都是像我这样年老体衰的状况，当然更多的受害者已经作古。现在中日两国的民众，尤其是中、青年一代基本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残酷的战争，除了在学校的课本中能读到战争年代的故事和资料，就没有更多的感受了。时间的流逝就这样冲淡着人们的记忆，残酷的战争也就慢慢变成课本或史书中的文字、图片和影像资料等知识，我们这些饱受苦难生活煎熬的人们，虽然现在和平了、生活富裕了，但当年所遭受的民族和国家的耻辱是永远也无法忘记的！
    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非常猖狂，妄图通过篡改日本的教科书，来篡改历史、混淆视听，否认日本在二战中侵略过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否认他们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在这种形势下，难道我们这些受害者和我们的儿孙还能保持沉默吗？还能容忍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行为吗？还能坐等生命的流逝而让历史尘封吗？不，我们只能走向日本法庭，提起诉讼，为受害的人们讨回公道，无论日本法庭是否能真正主持正义、能否公正地审判，只要能开庭审理，我们就可以详细陈述当年所遭受迫害的惨痛经历，进行血泪控诉，而且要向法庭提供一系列的历史证据，即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罪证，同时通过法庭的调查取证和激烈辩论，向世人和国际社会，尤其是日中两国人民，揭开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野蛮的不容忘却的一页，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反人权、反人类、反人性的侵略本质。
    我们的索赔诉讼的过程，就是重新教育日中两国民众，尤其是生长于和平年代的中、青年一代的过程；就是唤醒人们，尤其是日本中上层人士、法律界人士的良知和人性的过程；就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倒行逆施”行为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是积极端正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
    我们就是要通过对日索赔告知世人，我们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和屈辱，就是要使已被时间冲淡了的记忆重现，就是要告诉日本人民：日本军国主义就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我们共同前进展望未来的最大障碍，也是扩大双方合作与交往的绊脚石。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二次大战结束近六十年了，但创伤无法抚平，战争的遗留问题尚未解决，仍没有给受害的当事人讨回公道，而日本也仍旧不敢正视自己的罪行，作出应有的赔礼道歉。这说明那场战争的阴影依旧存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有死灰复燃的危险！
    不能正确对待和认识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我们的索赔行动不象有人说的，就是几个钱的问题，完全不是钱的问题！我们的索赔是恢复尊严、伸张正义、尊重人权、讨回公道的理智行为，是向全国人民尤其是中青年一代宣讲爱国主义的教育运动，告诉他们不要忘记过去，奋发图强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使之成为永远不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深信，随着我们对日索赔行动的不断深入和推进，会更进一步让中日两国人民懂得，人权、民主、进步和正义不应是抽象而空洞的口号，而应该体现在给受害者公正的判决结果，体现在日本端正历史认识，诚恳地赔礼道歉和赔偿。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战争的遗留问题，才能得到全中国人民的谅解，才能除去中日关系全面发展的障碍，才能真正世代友好永不再战，才能共同展望未来！这就是索赔行动对于中日两国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记者：您认为国内的青年人是否知道对日索赔行动？是否理解行动的意义呢？
    马得志：这个就要拜托广大的媒体朋友了，希望你们能够积极、及时、准确、充分地报道、介绍和追踪我们的对日索赔行动。这既是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职责，也是对社会的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应该教育我们的青年一代，不要忘记过去，只有正确认识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做一个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有用的人。我们相信一切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人，作为中国人，作为炎黄子孙，他们不会也不应忘记自己父辈所经历的苦难历史，不仅能理解我们，也会支持我们的。希望他们永记中国历史上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加倍珍惜现在，发奋图强、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记者：对日索赔的中国劳工幸存者之现状如何？
    马得志：幸存劳工大部分都是农民兄弟，由于当年在日本遭受非人待遇，保住性命已属万幸，所以回国时都带着各种伤残或病痛，又由于大都没有文化，而且住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加上种种历史原因，所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生活还没有达到小康水平，有的还很贫困。从我们走访的实际情况看，单靠他们自己是没有经济实力走上日本法庭的。
    而且大家知道，跨国官司耗资巨大，如果没有社会各界的关爱与援助，这些劳工的生活只能更加艰难困苦。目前，虽然有良知的日本律师志愿义务的为我们打官司，但他们也都是日本中下层人士，并不富裕，但为支持索赔他们不仅自掏腰包而且广为募捐，但资金仍然紧张，只能有极少数劳工作为代表赴日出庭，大部分无法赴日，故无法形成声势浩大的告状压力和气势。现在即使能够赴日的极少数劳工中也有部分人，由于资金困难而陷入困境。比如有的出国前被告知是日方负责路费，然而到了日本，由于日方开支加大资金也困难，我们劳工因为来日是告日本政府、日本公司和日本人，怎么好意思开口叫日方报销旅费呢？况且，劳工大多已八十开外，有的必须有亲属陪同照料，往来日本这样大的开支，早就超出老人们的承受力。
    应该说，凡是能够赴日出庭的劳工，一般是有一定文化，也不贫困，尚且如此，那更不用说大部分农民劳工了。但是，我们劳工不咬牙支撑下去，又怎能体现我们的人权和尊严呢？所以，无论多困难我们也要想方设法，哪怕是举债借钱，也要走向日本法庭去索赔！
    记者：十几年来的对日索赔有没有真正起到过作用？比如说日方有没有起过变化？
    马得志：应该说正在起作用。教育反思和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日方就是在慢慢地起着变化。最近中国广岛劳工邵义诚诉日本西松建设公司一案二审胜诉，就是最好的说明！这次日方的变化是突破性的。日本法官敢于突破“20年时效期”这几乎是所有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无法逾越的障碍，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对中国劳工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地对日索赔的最好回答。这也说明对日本问题和日本人要有分析有鉴别，决不能取偏激态度，一概而论；广大日本人民还是热爱和平、尊重人权、尊重事实、和我友好的；从历史上看中日友好两千年，交恶仅有一百年，军国主义分子也是极少数，我们应该着眼于团结争取大多数日本人民，这样才能够对端正日本社会的历史观，起到积极作用；也才能够维护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再战的大局。
    另外，虽然有部分诉讼案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只要终审不胜诉，只要还有一个劳工没讨还公道，我们就要坚持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要让日本社会及其政府、法庭知道：中国劳工不可辱！我们劳工虽然都已年老体衰，但我们有子孙后代，可以学习寓公移山的精神，子子孙孙状告不止，年年月月上法庭，这就是我们全体劳工的决心和意志！
    记者：目前面临的困难是什么？社会各界能做些什么工作以提供支持？    
    马得志：当前我们的困难，坦率讲就是资金困难，需要全体社会的声援和支持，使我们能够度过难关走出困境。再就是我们确实都已年老体衰，这几年陆续有人离开人世，时间已非常紧迫！尤其是那些处于贫困的农民劳工兄弟，他们日夜盼着我们这些劳工代表带来胜利的喜讯，然而一次次的败诉在抽打他们凄苦的心，使他们的梦破碎！他们中有的人就这样在打击中不甘心地离世了。也正是因为事实如此，日本右翼势力才采取拖延策略，想一直拖到劳工不再幸存。所以我们必须求助于社会各界展开募捐，让我们国人团结起来形成合力，加大对日索赔的力度、广度和深度，造成声势浩大的索赔诉讼压力，迫使日本政府和法庭正视和感受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和力量！                              
    另一方面，关注对日索赔的民众、团体和媒体朋友，可以在开庭前后以及抗日纪念日开展多种形式的访谈和声援会，对日可造成舆论压力以配合我们的对日索赔；同时与媒体去访问幸存劳工，尤其是那些贫困的农民劳工，带去社会对他们的关爱和温暖以增强他们战胜困难迎接胜利的信心，也是十分必要的。
    记者：日本和平友好人士和日中友好团体是怎样支持、帮助中国劳工的？
    马得志：应该说如果没有日本友好人士和团体的支持，尤其是日本律师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走向日本法庭的。这些日本友好人士和团体大都是日本的中下层人士和代表组成的，他们对我们中国劳工和死难者深表同情。在庭审期间，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各自的心声：有的直接到法庭作证，述说他们作为证人所看到的劳工当年的悲惨请况；有的组织社会募捐；有的在我们到达日本时迎来送往和接待；有的组织民众在庭内外声援；更有律师界组织律师团，自愿义务为我们辩护；更令我们钦佩的是有的律师还深入我国偏远农村调查取证、笔录、实录中国劳工的控诉和揭露，为他们的辩护做充分准备。他们所做的一切表明：日中友好的潮流涌动在日本民间不可阻挡。在此我代表中国劳工幸存者，对广大同情支持我们的日本人民，尤其是那些日夜和我们共同战斗、时刻声援我们的日本友好人士、和平进步团体表示最衷心、最诚挚的感谢！
    记者：您曾多次到过日本，您感觉日本青年一代是否知道我们的索赔行动？日本媒体是否很关注中国劳工的对日诉讼呢？
    马得志：知道。凡是关注时事报道的人都应该知道。日本的媒体业十分发达，非常注重新闻的时效性，一切在日本社会发生的新闻事件，媒体都能在第一时间及时、充分和多角度地报道。
    以前，日本媒体很少关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案件，但是这两年情况有所改变，各地报纸和网站开始对相关诉讼案的审理和判决关注起来，并以较长的篇幅和多个版面进行报道。所以，凡是听新闻、看电视和读报纸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在日本的索赔行动。尤其是日本的中下层民众中的青年一代和他们的父辈，对我们都是很同情和友好的，理解并支持我们的对日索赔行动。
    记者：又一个“8.15”就要到了，您认为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纪念呢？
    马得志：虽然抗战胜利已经过去59年了，但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印象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这些曾经被强虏到日本的劳工都是二战时期的受害者。我们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但是也有一句话叫做“冤家宜解不宜结”。曾经有日本人问我，“你们的诉讼是否有复仇的意思？”我说：“没有。虽然日本政府和一些右翼分子仍然保留着‘大东亚共荣圈’的精神，但毕竟是少数人。我们发起的这些诉讼，是要向日本民众讲述曾经发生的事实，以及众多劳工所遭受的苦难。如果两国人民化解不了仇恨，就没有友好可言。”
    我也曾通过其它渠道提出建议，希望日本（政府）效仿德国，设立基金会对中国劳工等受害者做出赔偿，但是至今还未看到能够实现的可能。如果历史问题解决得好，则会带来两国之间的友好，如果解决不好，将会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一个障碍。我们决不能让不幸的历史重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国人民应该友好相处，但是日本人民应该对过去的那段历史有清醒地认识。

    资料：
　　马得志是山东莒县人，1923年出生，1940年毕业于“奉天日语学院商专班”，后到山东禹城文昌阁小学当教员。1942年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曾为反“扫荡”收集情报、撒传单策反日军。1943年7月遭叛徒出卖被捕，在之后的3个多月中在日本宪兵队受到严刑拷打。1943年11月，马得志被押送到青岛，与另外的将近200名中国人一起被强迫乘运煤船前往日本，在下关上岸，之后到达能登半岛的七尾市，在港口做装卸工。
　　在日本七尾港的重体力劳动一直持续了一年零两个月，到1945年8月，马得志发现日本工头突然不派工了，他偷来报纸一看，才知道日本投降了。之后，马得志在一名美军军官处了解到具体情况，1945年12月坐美国军舰回国，解放后辗转进入考古研究所，成为我国考古学界有名的隋唐考古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