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敏1919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爷爷是一个远近闻名、忠厚老实、积德好善的勤劳庄稼汉。一家人生活虽不丰厚，但也其乐融融，吃穿没问题。村里还有两家开明绅士办了两所学校，父亲和两位伯父都有机会上学念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再加之受爷爷的影响，很快锻炼成一名坚强勇敢的爱国青年。勤俭持家，学习农活，娶妻生子，本本分分的过日子，为自己的家庭尽自己作丈夫、父亲的责任。但事不随人愿，1937年“七七事变”，改变了他的一生。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自己的家乡，年轻的父亲积极投入到抗日民族斗争中。由于抗日热情高，又有些文化，便担任了本村“抗日动员会”动员部长，副村长等职。教育村民不当亡国奴，号召大家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又枪的出枪，组织青壮年自卫队、儿童团，和广大群众一起站岗放哨、锄奸防特，坚壁清野，很快我们家乡一带就成为了抗日根据地。
日军的骚扰和屠杀
1938年2月16日 ，日寇占据了我们深泽县县城。从此，不断在各个村庄进行扫荡。1939年2月1日住县城的日军到我村侵扰掠杀，群众闻讯纷纷往村外逃，父亲的前妻（也是我母亲的姑表姐姐）身怀七个月的孩子，也急忙往外跑，刚跑到村口就被日军的子弹打到头上，立刻倒在地上，一下子就夺取了她们母子两条人命。
日军每次到村里，见人就抓，见物就抢，见女人就追就辱，烧杀掠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我家唯一的一头骡子也被日本鬼子抢走。男女老幼被抓走36人，我大妈的三爷爷、元奎的父亲、造栓等，打死我村无辜男女8人。一个叫三儿的村民，被抓后把头和脚分别放在大车辕上，放火烧，烧得狼嚎鬼叫，死去活来。一个伤病员住在王洪全家，被日军搜出后当着全村村民的面用刺刀一点一点地挑，直到挑死为止。日军看到哪个女人漂亮，在村民面前拉到旁边的破房子里就强暴、奸污。在村外的壕沟里人们收敛18岁的姑娘王银雪尸体时，发现姑娘嘴里还咬着一块肉，人们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那是个日军的鼻子。中国人不甘任人欺凌，蹂躏，即使是一个力单文弱的女子，也会不顾一切用自己仅有的力量去跟日军斗争到底。
加入中国共产党 领导群众抗日斗争
随着抗日斗争的深入，父亲也逐步成熟，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家乡人民走上抗日道路。历任小学教员、区民政助理员、区财政助理员、区长、游击队小队长等职。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日寇为扑灭冀中平原的抗日烈火，大肆屠杀抗日民众，疯狂的按据点建炮楼，我区26个村庄之间日军设了两个据点、6个炮楼。日军集中住在有据点的村镇里，每个炮楼里都有日本鬼子把守。炮楼与炮楼之间、村与村之间都有强迫农民挖的两人深的封锁沟，企图以此来阻扰八路军的抗日行动。
艰苦的斗争锻炼了共产党人的能力和魄力，斗争也更加有了针对性。敌人建立汉奸政权，我们就建立两面政权，白天不能工作就在夜间走村串户工作，地上不能工作就在各地挖地道，转入地下办公。舍生忘死的拯救民族危亡。同时，父亲等抗日人员的工作和人身安全也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使侵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被捕越狱
1942年农历十月八日，父亲在二区吕村张旦子家里开会，与其他区的干部共商抗日事宜。晚饭后，被北内堡村据点里下来的日军堵在屋里。日军把住了大门，父亲借着屋外的月光，从屋里用手枪往外打死打伤日军各一人。父亲的头部和腿也两处受伤，昏倒在屋里。父亲苏醒后刚刚爬到屋顶上，敌人进了院子，因不知房间里有多少人没敢冒然进去，点火烧了三间房子，当晚村民将父亲救出。第二天敌人又来报复，烧了邻居家的房子，又捉住张旦子，扔到火堆里活活烧死。半年多的时间父亲的伤也未痊愈。一边在堡垒户家养伤一边工作。1943年旧历四月的一天晚上，在执行任务的路上被县日军司令部巡逻抓捕，敌人用尽各种酷刑，被打得死去活来。只说是八路军负伤掉队的通讯员，始终没有暴露身份。被关到一间不足16平米的房子里，这时里面已经关了20多人，拉尿都同在一屋，房间里臭气熏人。后因汉奸告密，暴露了区长身份，又转押到日本宪兵队、日本特务队等地看守。6月12日同五区一位区长、一位宣传干部和县财政科长四人趁着特务熟睡越城爬沟逃走。
再次被捕 送往日本
从虎口逃出后，改任四区区长兼游击小队队长，该区在敌占区，组织抗日更为困难，秘密串联，向群众宣传道理，发展抗日力量，扩大抗日势力。因脑部伤口经常作疼，难以担当区长重任。农历1944年2月调到晋深极县三区改任民政助理员。农历4月的一天晚上，在本区甄家庄村被七级村据点的警备队抓捕，送到无极县日本宪兵队受审。为不暴露身份不牵连其他抗日干部和家人改名张开花。审讯期间，木棍打、枪托戳、电刑、灌凉水等各种刑罚，不知多少次昏死过去。始终咬定我是老百姓，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九天后被押到石家庄集中营。集中营四周有电网围着，院内鬼子带着洋狗昼夜巡逻，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和烂菜汤。每天都有被折磨死的同胞被拉出去。农历五月初五，用闷罐子车拉到北平西苑日本一四一七宪兵队 生队（集中营）。在这里也是每天有死尸被抬出。
在花冈做苦役
1944年8月，日本从北平西苑 生队提出300名作为战俘押送到青岛，被赶到一艘日本装有铁矿石的轮船上。在押往日本途中三人（有断气的也有没断气的）被绑上铁板扔进大海。
300人被编成一个大队、三个中队、九个小队。指定耿谆为大队长，罗士英为副大队长。父亲被编在刘玉林为队长的第七小队。到日本后经消毒押运到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做苦工。初到花冈在山坡上开荒种地，毒虫叮咬同胞们褪肿得流黄水，疼痛难忍，难以行动，病号不断增加，便组织了看护院。刘玉林任看护院长。父亲代理了第七小队队长。在山沟修筑水渠，每天干活13-14小时以上，吃的是橡子面和一根菜梗子，还不能维持半饱。因病不能上工，口粮还要减半，只要挂了病号不几天就得死去。
入冬之后，寒风大雪仍穿草衣草鞋，父辈们还得在泥水冰雪之中不停的干活。冻得没办法，人们把水泥袋纸捆在身上，被监工发现后，强迫在冰天雪地里脱光衣服撕下纸袋，随意打骂。父亲因雪天穿草鞋脚冻烂了走路迟缓了点，监工福田伸手就是几个耳光，真是敢怒不敢言。有的冻死、有的饿死，有的吃野菜野草中毒而死，还有的被活活打死，不到一年就死去了一百多人。
1945年5月后，又分两批共计700人被强掳到花冈。工程进入突贯期，劳动强度加大，工时延长15-16小时，而吃得更差了，死亡人数也骤然增多。
组织暴动
压迫越重反抗越烈，宁愿拚死不愿等死。再忍受下去，就只有死亡了。于是，父亲等共产党人和一些正义人士不谋而合的产生了同一个念头??暴动。
杀死监工，夺船回国，不成功便成仁。父亲利用各种机会主动与大队长接触、交谈，沟通思想。暗地里联系十几名骨干。决定在两个最残忍的监工值班时的6月30日夜间开始行动。
6月30日晚上约11点钟，几十名骨干和积极分子，冲出工棚，用铁锨和镐头打死了四个监工和一个汉奸。父亲及难友们往山上撤退。天将亮日军、警察、民团等二万多人将山包围，把难友们押往共乐馆。不给吃喝，跪在满地石子的地上三天三夜，雨天烈日棍打脚踢，惨死一百多人，父亲等30多人即被抓往警察署。拷打、酷刑苦不堪言。
日本投降 回到祖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12月父亲带领531名幸存劳工回到了久别的祖国。
回家后父亲才知道，在他走后家里得不到一丁点关于父亲的消息，母亲变卖了结婚时的嫁妆和赖以生存的五亩田地，在舅舅们的帮助下到处寻找，托人找到石家庄集中营的死亡簿也没消息。两个哥哥为父亲穿上了孝衣。坚强的母亲擦干眼泪，一边投入抗日工作，一边艰难地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幼子。盼望孩子快快长大，为父亲报仇。几十年过去了，孩子们长大了，没有忘记为父亲报仇，为民族雪恨，父亲更没有忘记猪狗不如的花冈劳工的生活。他说：“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成很大伤害。日本政府到现在为止连一个道歉的话都不肯说，我能活着回来就比惨死在异国的兄弟幸运。一定为死去的冤魂、为受难者的家属讨一个公道，讨回我们做人的权利和尊严。让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承担起应负的责任。承认历史，面对历史。”
日本政府必须谢罪赔偿。否定历史事实，歪曲事实真相，甚至美化其侵略行径。妄图用各种手段和借口阻挠、封杀我们受难者对日索赔的请求权，这是决不能容忍的！决不放弃我们应有的权利，一定会携起手来共同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已故会长王敏之女：王红
2007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