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张克诚是天津市人民熟知的城防工事盗图案的英雄主角之一，这张城防工事全图还有其他地下工作同志搞到的资料送到四野攻城司令部中，大大减少了人民子弟兵的伤亡，为解放天津立了大功，当年得到了刘亚楼司令员的肯定和赞许。在1948年秋冬季天津解放前夕，克诚同志担任地下的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所属市政、银行委员会的委员。除了在上述情报工作方面做了出色的成绩外，他还承担了“工委”布置的黎明前的种种战斗任务。本文所述的是他当年在天津和北京沦陷区求学时的亲身经历。

　　张克诚同志本人曾多次遭受日寇的殴打，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卢沟桥挑衅，当时他陪同母亲姐弟正在北京探亲，他得到消息后次日立刻乘火车返回天津，车过廊坊车站，当地已被日军占领，他们被日寇赶下车来，勒令改乘另一列车，克诚当时虚岁14岁，他作为家里最大的男孩，此时免不了忙碌起来，拼命的帮助母亲和姐弟们搬东西，大概是工作太积极了，不知为何触怒了一个日本兵，被打了一耳光，这一耳光打醒了他的全部民族意识，令他终身不忘。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帝蓄意破坏我国的教育设施，立即出动飞机轰炸天津市八里台的南开大学和市区内南开中学等。霎时间，天津“中国地”（指租界区以外的地区）所有的中学都被战火破坏，大批学生失学，这时，耀华中学因位于租界区内勉强维持下来。耀华校长赵天麟先生立即扩大招生，通过办特班等措施（午后及晚间上课）将大批失学青年招收入校。克诚同志也幸运的被招入耀华。1937?1941年他一直在耀华学习，难能可贵的读完中学。但此时，他家住河东的意租界，大约两年之久他需要每天早晚两次通过日本兵把守的封锁口进出英租界上学，那是一个十分恐怖的经历。通过封锁口的人，除了学生以外，更多的是给租界区居民供应生活物资粮食必需品的商人小贩，每个人都要遭受日寇屈辱的检查（脱光衣服），即便不脱光衣服，也要向日寇深深鞠躬，向持枪日本兵说日本话请安：……锅砸一骂死！日本兵一个不高兴，轻则“八个雅鲁”，重则不好说了。

　　那时，天津市有一处不错的亭园，叫宁园，有点小颐和园的意思。但因位于市区偏北，当时交通不便，很少人去游逛，并且国难时期那样的环境中国人很少闲情逸致去游园。但年轻的学生有时还要跑去逛逛。那一天，张克诚和三两个同学去了宁园，大家知道宁园后湖有个地段是很好的垂钓去处，那时候，没有什么人有兴致钓鱼，但确实也有几个人在那里垂钓玩乐。那是几个日本人，侨民。克诚等几个人走到附近，据说是“惊扰了他们钓的鱼儿”，竟被那些人追过来打了一顿，狼狈逃走，在这些日本国民的脑海中，这里当然早已经是他们的地界，理所应当的是他们的玩乐之处。

　　1941年夏季，克诚等从耀华高中毕业，当时，在沦陷后的天津和北平，升学读高校的选择余地是不大的，他们幸运的进入了北平唯一一所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那里多少有一点自由的空气。但是，他们的幸运只维持了三个月左右。1941年12月8日，日帝突袭珍珠港，和美国撕破了面皮。12月9日清晨，全副武装日军团团围住燕京校园（现在北京市西郊北京大学校园）宣布日军进驻劫夺燕园，一方面按照黑名单搜捕爱国师生，另一方面，普通师生携带个人衣物立刻全部逐出燕园。霎时间，广大师生只好自寻出路。日军规定学生离校时只准携带个人衣物，不许拿燕京的公家财产。克诚等同学离开校门被检查时，发现衣物中有一些印有燕京大学字样的信纸信封，这本来是商店印制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我们今天高校师生的习惯一样，但日军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东西抽出来扔掉，把学生打了一顿。那天学生离校时，许多人都把宿舍的玻璃打碎了（正在冬天），另外还破坏了一些桌椅木器，因为日本兵人数终究还是较少，只顾在校内外包围监察等等，还不能派足够的人进入宿舍督察，但这些也只不过是中国学生泄愤而已。

　　当时，燕京的校门就是今天北京西郊的北京大学西门，离西直门很远，几十里旷野，是没有人家的。附近有个海淀，但和今天的海淀区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大概有几家卖油盐酱醋的商店，如此而已。那一天，他搬行李的任务很重，他姐姐也在燕京读书，还需要照顾一些女同学。那一天，他终于步行到海淀，找了两部人力车，行李拉到西直门，却发现那天不许学生从西直门入城，只好绕到阜城门入城，直到傍晚才走到宣武门内亲戚家住下来，第二天搭火车回到天津却发现家也回不去，不许进去，因为他家所在的租界区也被日军接管了。经过漫长交涉，终于被放回家中，两天以来，又挨打又疲惫，可谓筋疲力尽。

　　租界区被日军接管后，被更名为“极管区”，“极”是被指派做这个地区的日本长官的姓名。它就是今天我们天津市和平区南部的地区。是大人们生活劳动，孩子们学习嬉戏的欢乐的家园。那个时候，在日帝铁蹄淫威之下，可由不得我们中国人做主。

   （根据张克诚遗稿整理写成）
    
    投稿人：徐定华天津大学土木系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2004年12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