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一章所提，全民铸造起责任意识、凝聚普天下炎黄子孙的共同力量，正是中华复兴大业所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对于这两点或许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但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在责任意识、以及对秩序和规则的遵守程度上不尽人意?为什么我们当中有些人会置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去充当汉奸卖国贼呢？我们认为：这是与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沉淀下的种种文化及思想糟粕不无关系的，我们在回顾战争、展望未来的同时，更应当对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体系做一次深入地剖析和反思。（这里所指的文化泛指人的思想动态和意识行为）
　　
1、文化滞后是产生诸多弊端的根源
麻木无耻的旁观者
　　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所发生的几桩事情。2005年三月七日晚，行走在107国道湖南省湘潭县茶恩寺镇境内的外地人张衡生被一辆疾驶的摩托车撞伤。当地村民先后拨打电话与湘潭县110指挥中心、湘潭县交警大队、茶恩寺镇派出所、民政所取得联系，可五天内竟然无人过问，直至无法行走的张衡生被活活冻死在马路旁。2005年四月十八日，位于河北衡水闹市街头的一公共厕所内，一个花季少女在如厕的时被尾随而来的拾荒男子强奸。令人痛心的是，女孩受害的时间长达二十余分钟，现场围观市民达四十余人，不但没有人出手制止，甚至没有人打电话报警。消息经媒体报道后，人们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谴责那些冷漠、麻木的旁观者。
　　比上面这两件事更让人感到痛心的是：在湘潭、重庆、桂林等地发生有人轻生跳楼的事件中，在楼下的围观者中竟然有人不是想法劝阻轻生跳楼的人，而是起哄、怂恿、鼓励别人跳楼。在重庆发生的跳楼事件中，围观的市民中有人大喊“跳下来我给你一万！”而其中有一名年轻男子竟带头鼓起掌来，随即又有一些市民喊“快点跳，别浪费我们时间！”桂林发生的跳楼事件中，竟然有商贩在现场兜售望远镜。但幸运的是，这两起事件的当事人最终都在公安人员劝说下放弃了轻生的念头。而在湖南湘潭发生的一幕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结局：轻生者在上百人的围观、起哄下跳楼死亡。记者赶赴现场本来希望拍下的是消防队员营救轻生者的画面，但楼下上百名旁观者的冷漠最终使救人的希望化为泡影。
　　当我们提到这一类事件时，或许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心绪都会无法平静。有的人要问：干嘛把这些事情和日本扯在一起？我们在此回答：这种麻木、无耻的“旁观者意识”正是中国文化最大的劣根所在；也正是这种麻木、无耻的“旁观者意识”，致使了一个庞大的中国会屡屡遭受日本这个小小岛国的入侵。当日本侵略者在进攻一部分中国军队时，另外一部分中国军队却在隔岸观火；当日本侵略者在屠杀一部分中国人时，另外一部分中国人却在麻木地旁观。这种现象无论是在甲午战争还是抗日战争中都屡见不鲜。所谓的中国人是一团散沙、责任意识淡薄，以及我们一部份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心丧失，也都是根源于此。我们在回顾战争的同时必须要清醒地看到：那一场让中国失去了三千五百万条生命的战争过去六十年了，可这种麻木、无耻的“旁观者意识”依旧在我们的国土上存在着，我们在痛斥日本军国主义及右翼势力的同时，又有什么理由不对这种文化的劣根性做一次深入地反思呢！？
　　中国人何来这根深蒂固的 “旁观者意识”？这根深蒂固的 “旁观者意识”产生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思想和专制文化。“只扫各自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曾经是从古到今多少国人的处世原则。人们只对自己或者自己所处的小集体负责，而没有对社会、对国家负责任的意识。为何会如此？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及文化，宣扬过“忠、孝、义”等道德观念，其中又以“忠”排在首位。可是，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传统的“忠”只教人们忠于统治者、忠于皇帝，却很少教人忠于自己的民族、忠于自己的祖国。在这种专制思想的灌输之下，人们就只把自己当成某个统治者的奴仆或者臣民，而没把自己当成民族或者国家的一份子。既：“国家是皇帝的国家，好与不好与我有何相干？”而一旦人们不能把自己看成国家和民族中平等的一份子、树立起国家主人翁意识，那么社会责任感、爱国心及民族感情自然就无从说起。
　　有的人要问：日本自古也是等级制度很严格，为什么日本对既定规则非常遵守、为什么日本人内部那么团结？那是因为日本是个小国，历史上虽然也有过统治者争权夺位的现象，但其天皇的绝对精神权威始终没有被动摇过。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历史上也曾分为过许多小国（战国，三国时期，五代十国），再加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入侵，中国的王朝更替相比日本要频繁得多。中国古代的臣民奴仆们，今天要效忠姓李的、明天说不准就要效忠姓赵的，所以中国人对于皇帝的忠心自然远远比不上日本人对天皇那样的绝对忠心。由于缺乏绝对尊重和信仰的事物，中国人在遇到规则时觉得对自己有用就遵守一下，而觉得对自己没用就不去遵守。一个人处身于封建专制的等级社会，但效忠的对象又经常不确定，自己可以对统治者负责，但却没人对自己负责，所以就只好自己顾自己，对于局外人或者国家民族的事就只能充当一个旁观者了。老舍先生的《茶馆》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我也爱咱们的国，可是谁来爱我呢？”或许正是“旁观者意识”的最好佐证。
　　这种“旁观者意识”在社会动荡时期尤为突出：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甲午战争中非同系舰队、军队之间的隔岸观火；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员而国人一旁麻木地围观看热闹；为了自身利益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买办阶层；在抗日战争中卖国求荣的汉奸集团，都是“旁观者意识”的产物。正是中国腐朽的封建专制文化、漫长的历史积淀和频繁的王朝更替，造成了国人根深蒂固的旁观者意识。这种遗毒到现在，就体现在人们对公共财产、公众事物的淡漠；责任意识的缺乏；对于既定规则和秩序的不遵循。国学大师梁启超在他的《呵旁观者文》中说到：“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时至今日我们再论旁观者，可以说：“旁观者意识”不除，中华之复兴无望也！

仁爱精神在等级制度之下扭曲、变质
　　麻木、无耻的“旁观者意识”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就是仁爱之心的扭曲。封建专制等级制度除了产生 “旁观者意识”之外，更使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光华部分蒙上了阴影。在历史上，仁爱精神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重要范畴，中华民族曾以诚信和仁爱等优良品质而著称于世。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思想，无不透露出仁爱精神的气息。但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断巩固，仁爱的光芒不再闪烁，取而代之的则是纵横之术、权谋、厚黑之道的盛行。王孙大臣为了谋取各自的利益，可以尔虞我诈、笑里藏刀；父子兄弟为了争一个皇位，可以兵戎相见、反目成仇；男人为限制女人的自由可以制定出缠足陋俗；皇上为了防止男仆出轨可以将其阉割。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仁爱精神的扭曲和变质呢？首先：封建统治者们对于文化的选择和吸纳都是以维护其统治利益为出发点，儒家思想中以互爱为基础的仁爱精神在统治集团的扭曲下逐渐蜕变成了让天下百姓只爱统治者，或者说变成为了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此外，由等级制度而造成的主奴双重性格也是致使仁爱精神失落的原因。一个人在上级面前是忍从驯顺、谦卑保守的奴材相，而到了下级面前则是专横跋扈、作威作福的主子相。试问：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人与人之间如何以仁爱相待？再者，人们对于绝对权力的疯狂追逐也是致使仁爱精神失落的原因。大家试想：如果贵为一国之君的皇上都可以为争权夺位对亲人下毒手，那么下面的臣子及普通老百姓的“仁爱”又是以什么来做标准？儒家思想把仁爱精神和等级制度同时推出而产生的恶果，恐怕是儒家的先哲们所始料不及的。
　　那么，是否中国人对谁都不仁不义、冷酷无情呢？如果谁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中国的大多数人对于陌生人、局外人或许都很冷漠，但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却是非常地热心，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也是世界上最强的。这也就说明：中国人是懂得“报恩”的，你对他好，他也懂得对你好。中国人的“仁爱”精神千百年来从没有断裂过，只是这种“仁爱”精神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它只局限于与自己平等相待、对自己有恩的这个范围。在封建等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平等可言；统治者对百姓也没有真正的恩情可言，那么真正的仁爱精神自然无从谈起。
　　局限、狭隘的“仁爱”、“报恩”情结可以说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这种特色继而衍生出“家大于国、情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用人唯亲、拉帮结派、裙带关系”等更多的弊端。在中国最深奥的学问不是具体地“做事”，而是如何样“做人”。大多数人都信奉“要做好事情，先搞好人际关系”，并且都愿意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耗费大量的精力及财力，因为人们都希望在人际关系的经营中，让那些“对自己有用的人”把自己纳入“亲信者或局内人”的行列，这样一来，无论在仕途还是商场，都将无往而不利。这种所谓“做人”的学问，还附带产生了“酒文化”、“送礼文化”等更多的“中国特色”。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办什么事都喜欢找熟人，并且许多事情的处理上最终被人情所左右而偏失立场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许多的法规政策都制定得非常好，而到了下面却很难执行，强大的法律威严和巨大的国家利益，经常会被由无数个人情网和关系网编织成的小利益团体所分化瓦解了。
　　
虚伪的面子观及忧患意识缺乏同样祸害无穷
　　除了上面提到的“旁观者意识”及仁爱精神局限性所造成的种种弊端，我们中国人似乎从古到今还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兜里没有几个子，出到外面仍然要打肿脸充胖子。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其实，中国人的面子观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传统的封建礼教文化紧密相关联。在封建社会，礼教是拿来划分人与人之间不同等级的专制工具，如：君臣之礼、父子之礼、夫妻之礼、主仆之礼。中国的传统礼仪种目繁多，而一旦这种不切实际的、公式化的礼仪过多，就必定会产生虚伪的成份在内，中国人的面子观正是虚伪礼教所延伸的产物。就好比别人对你的礼仪多，你就有面子、你就高人一等；而如若别人对你的礼仪少，你就没面子、你就低人一等。随着历史的发展，面子观超越了表面的客套礼仪，而表现在实实际际的财物之上。也就是谁挥霍的财物多，谁就有面子；而谁花钱缩手缩脚，谁就没面子。在这个问题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或许就是一个最好例子。她宁可保家卫国的军舰不买，可寿宴却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园子一定要修得漂漂亮亮。为了争一次虚伪的面子，陪进去了宝岛台湾和好几亿两白银。
　　人处身于这个社会，除了满足生理欲望的需求之外，还需要获得社会认同的心理需求，这种心理需求就是每个人都应当具备的尊严感，人一旦没有尊严意识，也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了。而虚伪面子观与尊严意识的根本区别在于其虚伪性和自欺欺人性。这种虚伪面子观的存在还使得我们存在一个更大的弊端：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意识。一旦发现错误的地方，为了顾及颜面而往往对错误加以掩盖，并由此而产生更严重的错误。诸如欺上瞒下、虚报浮夸风、报喜不报忧等都属此列。在面子观的问题上，同样受礼教文化影响的日本与中国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地大物博的中国在展现面子时往往习惯于物资上的挥霍；而资源相对贫瘠的日本节约意识显然要强得多，他们更注重精神上的面子观。日本一直没有真正地向目前仍落后于他们的中国及其他弱小国家认罪，也正是这种虚伪的面子观在作怪。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点，缺乏忧患意识、追求安逸享受同样也是封建专制文化所产生的一大弊病。忧患意识的缺乏、追求安逸享受在我国历史上频繁的朝代更替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朝代，在开国之初都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而到了后面就变得腐败无能、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最终被新的王朝替换，而这两种弊端的根源亦是封建专制制度及文化体系所产生。
　　封建专制制度之下，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对等交流的可能。做臣子、做奴才的为了去讨主子的欢心，都是尽可能地去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报喜而不报忧。除此以外，中国人好面子的观点又使得人们只喜欢听好话，为了给主子们留面子，哪个做下级的会说一些不中听的？如此以来，人又怎会有忧患意识可言？人一旦缺乏忧患意识，就必定没有长远的奋斗目标，追求享乐则是他们唯一可做之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对于安逸享受、吃喝玩乐的追求可谓登峰造极。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三千佳丽，恐怕只有中国的皇帝有这个福份享用；满汉全席的穷奢极欲也恐怕只有在中国的皇家厨房才可以创造。万恶的鸦片在十九世纪初流入中国，而大多数中国人并非不知道鸦片是害人的东西，是因为这些人思想上对于享乐的追求抵去了对鸦片这一毒品所造成危害的警惕性，这才致使吸食鸦片像瘟疫一样在中国蔓延开。有人会问：日本也等级森严，下级对上级也奴性十足，他们为何没有这些弊端？这是因为：日本的岛国地理造就他们天生的忧患意识；此外，重武轻文的传统又使得日本不像中国的封建王朝那样有着一大批善于奉承的御用文人，所以这一陋习始终没有在日本形成。
　　
知识分子及文化人的明哲保身致使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
　　当我们回顾中国的封建时期，不难发现：它稳定而持久、沉闷又漫长，两千年来几乎没有多大的改变。为什么这种日渐腐朽的封建制度没有自行被新的制度而取代？这仍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体系不无关系。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对于时局的充耳不闻、对于世事的明哲保身，都是封建社会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所在。
　　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当属于一个民族的精华所在。他们的使命在于洞察现实中的阴暗面、瞻望社会的发展方向。他们应该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而不是那些只懂得为封建统治阶层歌功颂德、附庸吹捧的喜鹊。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真正涵义上的文化盛世只在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出现过。春秋时期的诸侯们可以与知识分子、文化人促膝谈心，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多杰出的思想先哲共同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百家争鸣”时期。而这种现象从中国的第一次文字狱“焚书坑儒”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自隋唐兴起的科举制度则是我国文化制度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科举制度是面向全社会招纳贤才，看起来似乎很公平，但实际却只是一个更加杀人于无形的文字狱罢了。科举应试的考题不外乎 “四书五经”的内容。普天下的才智之士从小就开始苦读维护皇权等级制度的圣贤之书，成年之后，多半都成为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忠实奴才，又有几个人敢于对专制制度提出异议和置疑？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命运不外乎三种选择。对于皇权专制顺从者便充当起了御用文人，为封建专制统治者不遗余力地炮制出更多的专制理论。而那些刚直不阿、对于皇权专制不顺从的文化人，要么被奸臣谋害致死；要么被朝庭贬到偏远地域，悲愤到老、郁闷而终。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介于两者之间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或许还有着一丝未被泯灭的良知，但屈于强大的专制权威，只能以中庸之道来处理上下的关系，以“难得糊涂”来平衡内心的苦闷，以寄情山水来告慰平生的志向。在所有这些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中，对于皇权专制顺从的或者“糊涂”的文人占据了大部分，他们或者忠实地捍卫着日渐腐朽的封建专制体系，或者在日渐腐朽的封建专制体系下麻木自己，直到外来文明挟坚船利炮将其彻底地摧毁。而那些对于皇权不顺从、真正忧国忧民的文人，他们虽然只是古代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中的少数，但他们的高风亮节却让万人敬仰、世代相传。
　　
今天的我们仍然没有摆脱封建专制文化遗毒的影响
　　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封建专制文化的种种遗毒依然存在着。除了上一章提到的责任意识缺乏和对于规则和秩序的不遵循之外，虚伪面子观在今天显得尤为突出。但看那几千、上万一顿的豪宴；几百万一辆的名车；几千万、上亿一栋的豪华别墅。酒越高档越有人喝、烟越贵越有人抽；中国人用的手机在全世界是最先进的；中国的高档消费令发达国家的人们都惊叹不已。有消息披露，全国每年公款“吃喝”在两千亿元人民币以上，中国的酒家及饭店用餐的平均浪费率在30%以上，古都西安更是惊闻一桌满汉全席价值３６．６万元（相当于八斤黄金）。是否中国真的富有到了如此地步？不是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许多地方的人们还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努力，中国人的这种畸形消费正是虚伪面子观的体现。目前的这种畸形消费潮，既不符合我国的社会制度，同时也是败坏社会风气、滋生腐败等丑恶现象的温床。在我国，就算是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虚伪的面子观问题也同样突出。人们遇到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时都不免要倾其所有来大操大办一番，以便在乡亲们面前显得有面子。
　　除了讲究这虚伪的面子，日子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找乐子、寻享受的本领也是非比寻常。且看街头那各式各样的夜总会、娱乐城、休闲中心，都是享受的好去处。还有一样中国的国粹：麻将。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富贵贫贱，它都是人们的亲密伙伴。据说在上世纪初，中国的麻将也曾经传到了欧美国家，并且曾一度成为时尚，但仅仅风行了一、二年，便就再也无人问津了。更可笑的是：遭到国人一片指责的日本人却发明了先进的自动麻将机，让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同胞们趋之若鹜（我们可以肯定，这些“麻友”当中一定有不少是痛斥过日本军国主义及宣扬过抵制日货的）。近年来，境外赌博逐渐成为了富裕人群及一些腐败分子新的嗜好。腐败分子们动用国家资金进行赌博，少则几十万、几百万，多则上千万过亿。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境外赌博而外流的资金在两千个亿以上。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娱乐多是追求享乐型的娱乐，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娱乐都是和“黄赌毒”有着一定联系的，而这也正反映了我们文化思想领域中忧患意识的缺乏。但看其他一些国家，人们更多提倡的是室外运动类的健康型娱乐（健身、登山、漂流、野营等）。这些娱乐即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增进人与大自然的亲近与融合，增加人们对环保的重视，而且花费也未必有那些不健康的娱乐多。（从这一点上也再次证明了前面所提到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必要性）
　　无论是由专制制度催生的“旁观者意识”，还是由封建礼教而延伸的虚伪面子观，我们都足以看出：正是封建专制制度及文化产生的种种弊端，致使了中国在近代遭遇到重重危机。目前封建专制制度虽然早已经被消除，但专制文化的遗毒却依然存在着、并影响着我们。
　　
2、中国文化的发展现状
　　对于封建专制文化遗留下的种种糟粕，中国文化的发展状况又如何呢？依我们看，一些现象是不容乐观的。就让我们主要以影响面最为广泛的影视文化来加以分析，并从中找寻一些问题吧。
　　
古装宫廷戏、神功武侠戏和黑帮警匪片占据当今文化作品的半壁江山
　　如今，影视文化算是文化的重头部分，而古装宫廷戏又是影视作品中最多的一类。在这些戏中的剧情通常都是：一般老百姓理所当然应该解决的问题，如地方官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等，但却往往非要等一个权力更大的人物出现才可解决（皇上）。这一类片子从表面上看来并无可厚非，片子内容大都也是以弘扬正义、铲除邪恶为主。但是，此类片子过多的播放，对于国民素质的影响却是极其负面的。中国影视文化中的这种“帝王崇拜”现象，正是对封建专制文化的宣扬；它在向人们灌输“权大于法”、“人生来不平等”等专制思想；它所体现的核心是与国家提倡的民主法制精神背道而驰的。回顾中国的历史，也确实有过“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辉煌时期。但与这些辉煌时期相比，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更多的则是昏庸腐败、战乱频出，广大的劳动人民倍受压迫和奴役。由此可见，仅仅只靠一二个明君，或者三五个清官是不可能让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是依靠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制度。因此，我们在演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必须要懂得运用辩证法来看待问题。我们不能只展现历史人物光辉的一面，同时也要揭示其阴暗的一面，更要表现出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及人物的历史局限性，这样的作品才能对现实社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如果说皇权宫廷戏多少还能和历史有一些关系，那么日前泛滥的神功武侠戏除了让人打法时间外，则不具备任何实际的意义。现在的神功武侠片有别于十几年前的武打片（如《少林寺》、《霍元甲》），更是与李小龙时代真武侠拍的片子不同。现今的神功武侠片，清一色的俊男靓女，不用他们会什么武功，电脑特技可以让他们神乎其神；不用他们勤学苦练，只要他们在剧情的发展中拥有一两本武林秘籍、一两件神奇的兵器，他们就照样可以天下无敌。当美国的电脑特技向人们展示着太空时代的科幻场景时，中国的影视工作者们却还在乐此不疲地复制出一些从古到今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武侠大梦。
　　中国人对于神功武侠片的热衷，究其根源则是专制文化下产生的迷信思想所致，所谓的绝世武功都是在那些唯心主义者的臆想之中产生。环视世界民族之林，在已进入文明社会的国家中，中国恐怕算得上是非常迷信的了。中国人的迷信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宗教信仰。如伊斯兰国家的宗教信仰是人们在尘世间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穆斯林们为了自己信仰的真主可以不惜献出生命。而中国人的迷信则往往是一种对既得利益的追求，中国的迷信者们为了自身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发财、升官、长寿等），可以今天拜完佛教的神，明天又去拜道教的神，后天再去拜黄大仙、妈祖，关帝老爷等等各路神仙。如果让哪位国人为他拜过的神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恐怕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由此可见，真正的宗教信仰与封建迷信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古代的专制统治者为了自身的统治得以牢固，就这样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让百姓们懂得越少就越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当人们遇到自身知识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时，就惟有借助于唯心的思维体系。如今日益泛滥的神功武侠片不仅仅是对真正中华武术的亵渎，更是唯心主义思想的表现、封建迷信的借尸还魂。它会使人们的思维变得浮浅，对待工作缺乏务实态度和科学精神。不少的有识之士把这类作品称之为“精神鸦片”是绝不为过的。
　　近年来，社会治安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其实，治安状况和不良文化作品的侵袭有着非常密切地联系的。中国影视文化在发展初期，港台的黑帮片、赌片、欧美的暴力片充斥着我们的文化市场。而如今国内许多地方社会治安恶化、赌博陋习蔓延、黑恶势力横行、刑事案件居高不下，都与这些不良影视作品的泛滥有关。前些年风靡一时的香港黑帮片《古惑仔》系列，让多少内地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走上了“江湖”不归路。2003年在河南发生的震惊全国的残忍杀害十七名少年学生案的主犯黄勇，曾说过自己从小就喜欢看港产的凶杀、恐怖片，剧中的杀掳场面一直让他记忆犹新。从事这一类题材创作的人或许从来就没有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去剖析：为什么有人要去犯罪、为什么有人要去铤而走险？他们没有想过通过剧片的播放反映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端，从而尽可能的让人懂法守法，并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达到使犯罪率下降的目的，他们只是想着如何让剧中的场面更血腥；如何让片子更有票房及观众。剧片对于犯罪过程的精细描写，给许多有犯罪企图但却缺乏犯罪技巧和经验的人一个大好学习的机会，正是这些不良的文化作品，诱使不少人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
　　
低俗之风越演越烈
　　现在的电视节目中，娱乐类也是热闹得很。中国人对于忧患意识的缺乏，表现在文化作品上，就是这些花样繁多、数不胜数的娱乐节目了。现在娱乐性节目的数量是远远超出了那些带有忧患意识，思想性、逻辑性强的节目。目前各电视台的娱乐节目加起来不下百种。这些节目的观众不少都是十来岁的学生，也正是这些娱乐节目造就了大批的追星族，这些追星族们以谈论娱乐界的最新动态为荣、以评说明星大腕们的绯闻趣事为兴，却荒废了他们真正应该花心思的学业。曾经以经世致用，忧患救国而著称的湖湘文化，在这几年成为了中国娱乐文化的急先锋，这恐怕是出乎那些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的湖湘先烈之意外的。近期，来势汹涌的“美女经济”又大有泛滥之势，各种名目繁多的选美、模特秀、歌唱秀层出不穷。选手的年龄也越来越小，有的十三四岁就开始上台参加选美，甚至于还出现了什么人造美女选美、变性人选美。试问：是否中国人的审美情趣非要在观赏变态人的扭曲灵魂时下才能得到陶冶和升华？！是否我们的下一代只要能够模仿某位明星或者只要会唱几首歌就可以把国家建设好？！有的娱乐节目剧组为了提高收视率，更可谓是挖空心思博取一些品味不高的观众欢心：有什么放狼狗咬美女；有拿一盘蛆让蒙着眼睛的女孩去摸、再猜是什么东西；有拿腐烂变质的肉让人闻、看谁忍受最久。这一类节目除了让人们更加肤浅和无聊，究竟还能给观众带来一些什么？！
　　除了影视文化这一大类，其它文化领域也都普遍存在着浮躁、低俗的通病：时下文学界流行的身体写作潮可谓方兴未艾；让无数青少年着迷的暴络游戏、黄色网站可谓风头正酣。还有大众媒体对于明星绯闻的刻意炒作；哗众取宠者对于历史人物的刻意歪曲；社会上对于腐朽生活方式的刻意吹捧等等，皆属于对国家和民族极不负责任的文化现象。
　　不良的文化作品不仅影响着社会风气，更加对未成年人造成毒害。未成年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成长阶段，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没有定型。好的文化作品可以引导他们努力学习、积极向上；而那些不良的文化作品却会对青少年的思想造成扭曲，使他们变得残暴狂妄、好高鹜远、消极颓废。有的青少年开始做着“江湖大哥”的梦；有的则开始做着明星梦；而还有很多则是胸无大志、缺乏理想和追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地混日子。受港台影视作品的影响，在校学生的早恋问题已经让无数家长及老师头痛不已。我们应当看到：青少年是中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国家近年来亦是非常之重视未成年人道德品质的教育工作。但是，这种道德品质教育不应仅仅只局限于校园之内，更应当是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来构建起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而目前文化界的这股低俗之风受害最深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我们民族的未来、我们的青少年。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反倒许多人都感到精神上的空虚寂寞。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了应有的真诚，人们心里对金钱和利益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人生应有信仰的追求。人与人之间一旦失去了真诚、人一旦丧失了精神上的信仰，生命就成了追求物欲享受的过程，人又怎么能不空虚呢？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缺乏优秀文化作品对于人们心灵的净化和引导有着直接关系。
　　
“歧视” ，一种非常愚蠢的思想行为
　　文化的表现层面不仅仅是体现在文化作品上，而更概括了人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动态。与“旁观者意识”相同， “歧视文化”同样是封建专制文化的一个病态产物。在万恶的旧社会，“歧视”就像一根根毒针扎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心上。近年来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开，“歧视文化”也成了中国一个较突出的文化现象。
　　现在社会上，有钱人看不起没钱人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经常可以在各报刊媒体上看到某某明星开车刮到人还对人泼口大骂、某地的大款仗势欺人、某地的环卫工人遭人暴打等事件。除了贫富歧视，在我国“地域歧视”现象也比较突出。如贬低某某地方的人不行；或者吹捧某某地方的人特别出色等。更可笑的是：有的地方甚至把黑社会横行当成了引以为荣的事情。“地域歧视”现象的存在，无形中对于一个整体的中国人为地设置了隔阂，而这对全国人民团结互助精神的确立是极为不利的。除了上述的两种，社会分工的歧视现象也很突出：工商业者歧视农民；脑力劳动者歧视体力劳动者；还有些城市的领导人甚至把农村人口当作不受欢迎的人群。现在许多城市居民抱怨城市的卫生是那些农村人口破坏的，并在言语及态度上都不太友善。殊不知这种行为只会加剧农村人口、体力劳动者的逆反和破坏心理。就好比：“大家都是中国人，你们城里人住着高楼大厦、吃着大鱼大肉，而我们农民一天到晚辛辛苦苦赚不了几个钱，你们还对我们横挑鼻子竖挑眼、看不起我们，老子就是不遵守公共秩序，老子就是要随地吐痰、老子就是要乱扔垃圾，反正这花花绿绿的城市又不是我们的。”
　　依据以上的分析，大家不难看出“歧视”对于当前社会的危害性，“歧视”是我们必须根治的一个顽疾。
　　大家必须意识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希望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大家共同走向富裕，而不是让先富起来的人来歧视贫困落后的人。贫富歧视会加剧社会各阶层的对立情绪，直接激发社会矛盾，致使社会不安定、不和谐的各种因素存在。就地域文化而言，中国是一个有著悠久历史和众多民族的大国，中华文明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历程中，各地方、各民族通过经济、文化和信仰等多方面的联系，在相互交往与不断融合中共同创造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的形成、发展与创新，与地域文化传统的这种构成特点密不可分。 可以说，正是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才造就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而“地域歧视”只会使这种多样性受到抑制，各地域文化的相互借鉴学习将无法实现，全国人民的团结互助精神也难以形成。
　　与以上两种歧视相比，社会分工的歧视则是更加难以让人接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每个人所接受到的社会资源非常之不均衡。一部分人从小就能接受到很好的教育，长大后能获得较好的工作及依靠一些人际关系的优势参于社会竞争。而另外一部分人（尤其在农村及贫困地区），他们从小就缺乏受教育的机会，走上社会后又缺乏相应的社会背景，同样为共和国的公民，但他们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平等机会。他们只得从事着许多人不愿意干的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我们应当看到：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造就了都市的繁华；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奠定了我国经济腾飞的基础。对于这些付出多过收获的劳动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歧视他们呢？！
　　可以说：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歧视”，都是非常自私、刻薄、愚蠢的思想行为。都是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不相符合的。
　　
中国呼吁真正能够引导时代潮流的文化工作者
　　当社会上出现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时，大家或许会问：为什么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真正具有正确导向能力的理论界、学术界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影响却不大呢？其实，这与学术界中仍残留着的“八股文风”不无关系，许多简单的问题往往被搞得很复杂。这样的结果就使许多好的知识仅成为专家及学者们在学术和理论层面上讨论的东西，并没有真正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二十一世纪可以说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他们对于复杂而亢长的理论文章是没有足够兴趣的，他们更愿意接受一些将复杂问题用简单而精辟的形式来概况的作品。
　　笔者于近期在北京出差，期间有幸拜会了几位在文化界较有影响力的专家及学者。在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生活都比较清贫与拮据。他们穿得很随便、吃的也非常简单、有的住得还很偏远、出门基本上是地铁或者公车。而当我们再看看一些无论是专业水准还是道德品质都让人不敢恭维歌星影星们，他们的生活水平却都属于上乘（住着别墅、开着名车）。当笔者将这个困惑与人探讨时，人家说：再优秀的专家学者，他的追随者也不过几万、几十万，而歌星、影星们的追随者却是十倍、百倍于这些专家学者，这样的差距如何比得？的确如此，如果我们把中国人口总和来比喻成六合宝塔，具有正确思想导向能力的人就好比塔尖、而他们作品的受众仅仅只局限于宝塔上面的第一、二层，而作为宝塔最下面的几层、也是人口基数最多的几层，却没办法接受到来自塔尖的知识及思想。也就是说，真正具有正确导向能力的理论界、学术界和最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中间是存在断层的。而一旦好的知识和思想不能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占据了文化宣传阵地，那些低俗无聊的文化产品自然就被广大的老百姓所认同并且日益繁荣起来。有人曾经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在这资讯及媒体都异常发达的今天，真理为什么就不能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尽快地让更多人接受呢？
　　中国的文化及思想界（主流媒体）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一旦作品涉及到敏感的社会问题，人们往往是退避三舍、不愿触及，这让人们联想到旧时茶坊酒肆常悬挂“莫谈国事”的木牌。这其中除了主管部门的限制之外，文化人的旁观者意识亦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的文化精英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出于涉及社会弊端费力而不讨好的客观事实，他们只得将诸多社会弊端当成一种“合理”现象而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正因为这些原因，使得我们很难听到自我批评及反省的声音，即便听到，也是非常之微弱和无力。
　　当人们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及面对当前文化的现状时，心情是沉重的。2005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同时也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去世一百周年。1903年，陈天华赴日本留学，当时正值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日本当局为了杜绝中国进步力量的发展，颁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面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民的麻木不仁，陈天华决心以死谢国、唤醒同胞。1905年十二月八日，陈天华留下《绝命书》之后在东京投海自尽，去世时年仅三十岁。陈天华生前为唤醒中国民众的觉悟，撰写过《警世钟》、《猛回头》等作品。陈天华的作品以血泪文字唤起同胞共结同盟，对历史上卑躬屈膝的民族败类做出了无情的鞭笞，对大义凛然、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进行了热情的歌颂。陈天华的作品通俗易懂，在民间广为流传，对于中国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这位饱含悲愤而走的革命先烈去世已整整一百周年了，如若他在天有灵，得知后来日军的侵华暴行，不知道又要伤感几许？不知道又要悲怆几许？对于这位忧国忧民的卓越文化先驱者，我们今天的文化界人士又将拿什么来告慰他！？
　　
小结：关于文化反思的文章，自晚清开始就有许多。可大家不难看出，文化的种种弊端在今天还仍然困扰着中国，这其中的原因便是因为以前的反思得还不够到位。我们在这本书中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文化的反思结合在一起，就是希望这种反思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彻底、更加引起人们的共鸣。
　　文化是一个民族前进与发展的原动力。回顾人类文明的进程史，文化先进的民族必定昌盛，而文化落后的民族必定衰败。中国在近代史的由盛至衰的根本就是文化滞后的缘故，而欧洲也是经过了文艺复兴，才率先兴起了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华民族欲尽快地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彻底地告别腐朽文化，并由此树立起先进文化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