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灵魂深处的蛮荒：日本人的精神-918爱国网

　　第一章
　　灵魂深处的蛮荒：日本人的精神
　　
　　第一节没有典籍的信仰：神道
　　
　　神道教（通常简称“神道”）是日本的国教，自洪荒时代发源，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日本国民固有的宗教信仰。神道在日本的各个宗教中影响最大，信徒最广。据日本文化厅的统计，日本12600余万人口中，有约12200万人信仰神道。
　　神道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体系不同，它没有系统的教义和经典，它既不是由一个开创者所缔造，也没有一个记载着教祖言行的中心教典。原始神道是日本国土上自生自发形成的民族信仰。实际上，原始神道接近于自然神信仰，很大程度上受地缘和血缘制约，历史上极少有传道布教活动。从这些特征上来看，原始神道实际上远远算不上成熟的宗教，而是处于文化人类学上所说的“自然宗教”阶段。
　　明治维新时期，幕府统治被推翻，天皇走上了日本政治权力的中心，为了给天皇的统治抹上神圣色彩，明治天皇通过一系列“教化”活动，把神道确立为日本的国教。从此，这一原本是民间自然神信仰的原始“宗教”，成了日本人精神理念的中心内容。在为日本提供了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同时，也曾被用于军国主义的扩张煽动，给东亚各国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自己带来了深重的历史灾难。二战后神道也在日本经济腾飞的过程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构成了少数极右势力拒不反悔历史罪行的精神资源之一。
　　对于这样一个深深嵌入到日本文化和历史最深处，构成日本人灵魂深处柱础的事物，我们无法简单地去评价其功罪，只能把事实呈现给世人。
　　
　　一神道的起源
　　
　　史前人类是生活在神话和幻想中的。这一时期人们认为一些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具有生命、意志、灵性和神奇的力量。崇拜大自然是因为人们把自然看作是赋予人类以生命的双亲。生命因为有了天地万物才得以维系，山川草木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不可冒犯的神灵。在人类学上，把这种崇拜叫做自然崇拜时期。
　　日本历史上最早有人居住的时期，叫做绳纹时代，由于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陶器上带有绳纹而得名。绳纹时代原始蛮荒，人们的生存方式是狩猎、捕鱼和采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存来源完全仰仗大自然，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冀望于自然物产的增加，因此，人们就通过对自然实施巫术，祈望物产因此增加。这是一个盛行巫术的时代。
　　大约相当于中国西汉末年的时候，水稻栽培技术由中国江南传入日本。日本进入第一个文明时代??弥生文化时期。这一时期人们逐步定居下来，过上了农耕生活。在农耕生活中，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越发敬畏自然，从自然的恩惠中深深感悟出一种超越人为的不可测知的神意。定居的农耕生活使人们世世代代住在同一块土地上，祖宗崇拜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神道在这一时期开始走出巫术，初步向宗教方向发展。
　　日本的原始神话认为，日本列岛是由一对夫妻神??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所生出。伊邪那岐命是繁衍诸神的男神，象征着天，是天父神；伊邪那美命是伊邪那岐命的妻子，是繁衍诸神的女神，象征着地，是地母神。他们不仅生出了日本列岛，还生出了日、月、风、海、树等诸神。其中，他们的长女是太阳神，叫做天照大神，被认为是天皇的祖先。指的指出的是，在别的民族的早起神话中，太阳神一般都是男神，月亮神则是女神。而日本却是一个特例，其神话中的太阳神和月亮神性别和别的民族是相反的。
　　
　　二神道的发展
　　
　　神道产生之初，实际上是一种相当原始的自然宗教。神道走上正轨的第一个推动力，是来自中国的佛教。
　　公元645年，日本历史发生了重大的改革运动??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后，日本在政治、文化方面都采取积极模仿中国的政策，盛行于唐朝的佛教传入日本，大有风靡之势。这时的诸神，竟纷纷沦为佛的附庸，成了低佛一等的护法神。公元8－9世纪时期，一个带有浓烈佛教韵味的神道??两部神道诞生了。两部神道把神道和佛教的教义相结合，认为世界万物的基本要素是由金刚界（智、志、心）和胎藏界（理、色、地、水、火、风、空）这“两部”组成，形成了“佛主神从”的宇宙观。
　　当日本历史进入镰仓幕府时期，建立起一套经济上封建领主庄园经济为主，政治上武士阶层统治的体制时，神道里也出现了反对“佛主神从”的声音。在天照大神的主神宫??伊势神宫（位于今日本三重县伊势市）为中心，提出了以神道为主体，儒、道、佛为从属的神道理论，这就是“伊势神道”
　　到了江户时代的元禄年间（1688－1704），是日本历史上一个相对太平的岁月。日本文化里也掀起了一场“国学”运动。所谓国学即通过对日本古典文献的实证性、变换角度的发掘研究，来达到思想复古的目的。由于复古主义的兴起，在神道里便出激荡起一股来势汹汹的复古浪潮。其目的是要清除融入神道中的儒学和佛教等外来文化要素，在先日本古神道那种纯粹原生质，即所谓复古神道。
　　复古神道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在日本的八百万神之中，以天照大神为核心，作为天照大神子孙的天皇，是世间芸芸众生的核心，神道存在与天照大神和天皇之中，世人必须对之顶礼膜拜。这种主张鼓吹了尊皇主义，宣扬了日本中心主义，幻想建立以神道为统治思想的世界秩序。客观上成为后世侵略扩张的思想源头。
　　
　　三神道的国教化
　　
　　起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真是因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才从一个世界体系最边缘的蕞尔小邦，一跃而为资本主义列强之一。由于在推翻幕府统治的过程中，复古神道所宣扬的天皇中心论抬头，所以在政权归于天皇之后，神道被异常政治化。
　　为了消除幕府的政治影响，整合日本民族，天皇惟一可假借的力量便是全日本一致的意识形态??神道。天皇颁布了诏令，施行“祭政一致”，即政教合一。并且复兴了日本古代的神?官制度，恢复古代的神?祭祀仪式，并且把天皇亲自祭拜天神地?作为基本国策固定下来。
　　在复古神道潮流下，明治政府极力宣扬国粹，全国掀起一场“唐风一洗”歪风，废除了端午、七夕、重阳等带有中国风习色彩的传统节日。同时增加了一些带有神道色彩的法定节日，如纪元节（2月11日），神尝祭（10月17日），天长节（天皇生日）等等。这些节日中除了新年宴会外，其余都是参拜皇祖皇宗和天地神?的祭祀日。
　　为了保持神道思想的“纯净”，明治政府还搞了旨在剔除神道中佛教思想因素的“神佛分离”运动。僧侣们纷纷被从神社中驱逐出来，不少僧侣还俗。佛教寺院也遭到极大破坏。
　　经过这些准备，神道国教化的氛围成熟了。明治四年（1871）五月四日，明治政府向全国神社发布政令，宣布神社是国家的宗祠，非一人一家所私有，对全国神社进行了一元化改编。正式形成所谓“国家神道”。神道被正式国教化了。
　　国家神道具有至高权威，从国家神道中派生出来的教派神道，以及佛教和基督教，被宣布为国家神道的附庸。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被作为所有神社的本宗，地位至高无上。
　　在国家神道体制下，神道失去了作为精神信仰的本性，完全沦为天皇神权统治的工具，为军国主义的膨胀奠定了思想基础。
　　出于政治目的，明治政府在日本，甚至海外，新建了大量神社。其中包括1869年建造的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最初是用来祭祀倒幕运动 “戊辰战争”（1868）中为天皇而阵亡的3588名将士而建，初名“东京招魂社”。创建伊始，天皇便赐予一万石稻谷的领地作为祭祀费用。其数额之巨，体制之宏，仅次于伊势神宫。明治十二年（1879）正式更名靖国神社，专门祭祀对“皇国”有功的阵亡者。目前靖国神社内的“神”们，主要是嘉永六年（1853）之后历次日本内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海战中死于“圣战”个鬼魂，共约有246万人之众！二战中的特等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一些战争狂人也被供奉在这里。靖国神社利用了日本人的灵魂观，认为通过祭祀和祈祷，死人的魂魄便会从远方漂回故土。以此来宣传效忠天皇的封建观念，把为天皇战死者奉为“护国神”，从而荒诞地把天皇绝对主义和军国主义理论推向正当化。
　　二战后，军国主义的侵略者遭到可耻的失败。作为军国主义阴魂和侵略意识根源的国家神道被美国占领军废除。神道被宣布为普通宗教，不再享有特殊地位。裕仁天皇也发出了《凡人宣言》，不得不走下神坛，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
　　虽然神道的神圣假面被剥除了。但是神道作为日本人的深层精神却无法消除，至今仍然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乃至日常生活发挥着无孔不入的影响。
　　
　　四神道对日本人生活的影响
　　
　　神道对日本人生活的影响，不可谓不深。从降生到走向坟墓，甚至身后，神道的笼罩无时不在。只要婴儿呱呱坠地，神道就已经把他看作神的庇佑对象。在男孩出生后第32天、女孩出生后第33天，便要由母亲或者祖母按照神道的规矩，把婴儿抱到神社或者神宫，举行“初拜神宫”仪式，祈求神灵护佑孩子茁壮成长。
　　神道的“七五三节”，也是日本民间的重要风俗。日本风习认为，孩子三岁、五岁、七岁、十三岁、十五岁、十七岁是吉祥年龄，尤其七岁、五岁、三岁是可爱的巅峰，男孩女孩分别是：女孩三岁、七岁，男孩三岁、五岁。在吉祥年龄期间，要举行三种仪式，即“蓄发”、“穿裙”、“解带”。“蓄发”意思是男女儿童三岁起开始留长发，并且头上套白发，祈愿长命百岁；“穿群”是五岁男孩开始穿日式裙子；“解带”是七岁女童，要解去腰间的旧腰带，正式扎上和服腰带。这是传统的“七五三节”习俗。
　　依照“七五三”节的风俗，每年旧历11月15日，七岁、五岁、三岁的男女儿童便要跟随父母去神社举行仪式。传说旧历11月15日恰值天象上二十八宿中的鬼宿当值，是最高的吉日，这一天举行仪式，孩子可以得到最多的福泽。
　　日本的婚礼习俗也充满了神道色彩。日本流行一种“神前结婚”仪式。这种风俗本来古已有之，但直到1900年，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大正天皇）结婚采取“神前结婚”仪式后，这种礼俗才开始风行全日本。最初这种婚礼要求把伊势神宫的分灵接到东京日比谷大神宫（今东京大神宫）祭祀，才能举行“神前结婚”仪式。后来只要设立祭坛迎接神灵，任何婚礼场所都可以举行“神前结婚”。现在日本约有70％的婚礼采用“神前结婚”。
　　神前结婚的程序，一般要先在祭坛上供奉神酒与神馔，新郎要虔敬地接受神官“修绂”，而后夫妻向神敬礼，同饮神酒，奏誓词（新郎朗读誓词，新娘只要奏上自己的名字即可），献玉串，两拜两拍手，再拜。接下来全体宾客觥筹交错，共饮神酒，向新人致以祝福。
　　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眷族灵”信仰。供奉眷族灵的神社称为稻荷神社。传说眷族灵是稻荷神社中的狐狸或蛇，威力灵验，而且会时时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对眷族灵不够尊敬，那么整个家族都会因此遭殃。而如果对眷族灵小心敬畏，则会深得庇佑，有求必应。由于日本人普遍深信这一虚无飘渺的“神灵”，所以日本各地都有稻荷神社。就连东京银座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稻荷神社也要占有一席之地。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一句中国老话，如今中国科学修明，人们已经普遍已经不再“疑神疑鬼”了，“神明”也就退避三舍了。但是这话用来形容日本人的话，至今恐怕仍然适用。由于各式各样类似“眷族灵”这样的“神明”太多，随时都有可能照顾不周，生恐怠慢了哪位而招致大祸，所以日本人几乎人人佩戴护身符。日本人相信护身符是“随身携带的神”，护身符在身边，就是神灵在冥冥之中保佑。日本的护身符类型数不胜数，有挂在汽车中的交通安全护身符，供在家里的安泰护身符等等。而且人们往往还在就寝之前，把随身携带的护身符挂在卧室高处，虔诚礼拜一番之后才放心睡去。
　　
　　日本的人类学家石田一良在《日本文化》一书中评论神道的性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神道的特性之一就是频繁地改变容貌，犹如一个不断“变换服装的偶人”。对于神道外观多变的历史来说，这一评价不可谓不中肯。
　　原始神道本来是偏局太平洋一隅的蛮荒岛民的自然崇拜，带有许多“怪力乱神”的原始性质，却缺乏成熟宗教的庄严。是传自中国的佛教的到来，使日本第一次有了一批超越氏族、地域的神，迫使神道分化重组，迈上了第一个宗教化的台阶。经历了“佛主神从”之后，禅宗开始在日本流行，神道随即换上了“三教一致”（儒、佛、神道）的时装。日本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江户时代，中国儒学与日本藩幕体制气味相投，孔孟便在日本大行其道，也成了当时神道的新装。
　　后来经过了“国学运动”的复古主义洗礼，神道变得狰狞而张狂，终于国教化，成了军国主义的帮凶。二战之后，神权政治显得不合时宜了，神道也随即解衣，披上了欧美式民主自由的外套……
　　如果一个宗教，或者一个意识形态被作为国教，作为这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精神象征，那它显然必须承担传承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使命。否则，民族的精神将何所依附？而这种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终究也必须有一个核心的内在精神，才能保证民族传统的稳定延续。与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儒家传统相比，日本的神道有一个先天的不足：没有经典。没有经典的宗教，注定是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内在价值体系的，这就是何以神道如此形象多变，像个玩偶的原因。这样的“信仰”，终究也只能是无所附丽的“空心”信仰。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必定在本质上是生活在精神的蛮荒之中的。
　　
　　第二节摇摆不定的彼岸：宗教
　　
　　社会学上认为，宗教与国家的分离，是社会从“前现代”进入到“现代”的最重要步骤之一。宗教涉及的是人们的精神领域，是指向彼岸的，是反功利的；而政治涉及的是世俗事务，是指向现世的，是协调利益纠纷的。只有两种取向相反的权威截然分开，各管各的事情，“现代化”才是有可能生长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是政教合一的，那显然，这个政府的力量相对于社会，就过于庞大了，除了政府的理论恶性膨胀之外，其他任何民间的力量都难以生长。“现代化”的种子无法在这样的条件下自发地萌芽。如果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是受到了外来力量冲击，被迫地现代化，那么，政教合一的体制一定会使这个“现代化”了的社会变成一个怪胎。
　　一般来说，即使在前现代社会，宗教也会因其对彼岸的追求精神，会成为一种不同于世俗政权的力量，可以对政治权力具有一定的制衡作用。而参与到政治中的宗教，则会由于对世俗利益的介入，使宗教组织变得世俗化，使宗教精神本身收到玷污。所以，对世俗事务的介入，一贯都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成熟宗教的主流派别所一致摒弃的倾向。这也是何以三大宗教的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
　　然而，在日本这样一个带有原始气息的神道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里，真正具有超脱意识的宗教精神无法不收到浸染，变得在彼岸和世俗之间摇摆不定，从而变得畸形起来。
　　除了神道之外，日本还有从海外传入的多种宗教。不过对日本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只有佛教。
　　
　　一佛教在日本的兴起
　　
　　佛教传入日本，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一般以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百济的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幡盖和上表马信佛法，为佛教传日之始。一说是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南梁司马达等来到大和，建立草堂，安置佛像礼拜，为日本知有佛教之始。不过，当时世人不知佛像为何物，视为异域之神未加崇奉。
　　公元645年，日本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大化改新，模仿中国唐代文物制度，进行了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由于促进这个革新运动的中心人物，如被任命为国博士的高向玄理、僧?等，都是入唐留学僧，故使佛教进入一个新时期。大化元年（645）大量济大寺召集僧尼，颁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首次任命十师，并设置法头检查全国各寺僧尼，对于僧尼脱籍的寺院，都施给土地，天皇还资助建造寺院。
　　奈良时代（710～784），佛教极盛，天皇也加入到了信徒的队伍当中。当时日本佛教出现了号称“奈良六宗” 的六个主要佛教流派，都是直接和间接从中国传的，有三论宗、法相宗、俱舍学派、成实学派、华严宗和律宗，称奈良六宗。
　　三论宗以高丽僧慧灌为初祖。慧灌曾入唐从嘉祥吉藏学三论，推古天皇三十三年（624）赴日，把三论传入日本。慧灌门下，人材颇我，福亮为其高足。其弟子智藏入唐后回国进行讲学，为三论宗第二传。智藏弟子道慈亦入唐，广学经典，回国后传三论为学，为三论宗的第三传。成实学派在中国曾盛极一时，出了不少学者，但传到日本却未独立成宗，被称为三论宗的附宗。
　　法相宗是道昭传入日本的。道昭在白雉四年（653）随遣唐使入唐，受教于玄奘，与窥基同学，在唐7年，回国后住奈良元兴寺，并巡历各地，大弘法相唯识。文武天皇四年（700）寂于元兴寺禅院，遗言火葬，为日本实行火葬之始。道昭之后，智通、智达亦入唐，从玄奘，窥基师徒学法相宗。不久，智凤、智鸾、智雄等，亦依敕入唐，从智周学唯识教义。以上三传，第一、二传合称为南寺传或元兴寺传，第三会称为北寺传或兴福寺传。时有行基者，曾受教于道昭学瑜伽和唯识；足迹遍及全国，广建寺院，架桥修路，周济贫民。天平十七年（745），受任为大僧正，日本大僧正之官自此始。此外还有玄?，也曾入唐学法相18年，带回大量藏经，被称为法相宗的第四传。俱舍宗附属于法相宗。
　　华严宗是因新罗僧审祥在日本开讲《华严经》而成立，故审祥被奉为华严宗初祖，以请他宣讲《华严经》的良辨僧正为第二祖。审祥初住大安寺，后任东大寺别当（住持），主持寺务和法务。其弟子相续，后受持此宗，并以东大寺为华严宗本山。审祥的老师是中国华严宗的第三祖法藏，所以他的法脉也间接传自中国。
　　律宗是奈良六宗中最后传入的宗派。开始有兴福寺的荣睿与大安寺的普照，鉴于日本戒律不兴，入唐求律，并敦请鉴真东渡。鉴真曾5次航行失败，经过12年苦心精进，始到达日本，而荣睿则于途中病故。鉴真到日本后，先在东大寺佛殿前建筑戒坛，为天皇、皇后和皇太子等授菩萨戒，一时受戒的达400余人，继于寺内建戒坛院，为随从比丘依受戒羯磨（作法）重受新戒。后在唐招提寺终其一生。生前由其弟子所塑的遗像，至今犹存，为日本的国宝。
　　此时期的日本佛教除从中国引进外，本身没有创新，但制度逐渐完备，从僧官的设置、僧位授与、僧侣的品行衣食住所，均有详细规定。佛教被作为镇劾家的要法，与政治关系密切，僧侣待遇优厚。寺院都建于城市，被称为“都市佛教”。但僧侣在朝廷的支持下，兼并土地，秽乱法门，出现了堕落的趋势。
　　平安时代（784～1192），日本仍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学习进步的工艺、美术和宗教等，通过遣唐使传入中国进步的评论经。其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相继创立。唐贞元二十年（804），最澄、空海奉敕随遣唐使藤原葛野到中国求法。回国后，最澄在比睿山创立日本天台宗，成为以密的创始人；空海在高野山创立日本真言宗，后被称为“平安二宗”。最澄、空海之后，密教大盛，主要流行于贵族之间。
　　
　　二日本佛教的“镇护国家
　　
　　可以认为，大化改新之后佛教的兴盛，重要原因在于原始部族制度的解体，结果就需要一种比部族宗教??神?崇拜更普遍的宗教??不是崇拜因部族而异的诸神，而是崇拜所有世人共同的神。普遍的宗教在削弱地方部族势力、巩固中央集权方面可以作为精神动力，因此，“奈良六宗”和“平安二宗”无一不是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鼓励。这些教派中保佑国家政权的思想也极其明显。具有明显的“镇护国家”性质。
　　所谓“镇护国家”，日本学者永田广志在《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中给出的定义是：在现世利益的前提下，寺院与现存的国家－政治秩序相结合，并得到其庇护；同时作为交易，确实运用宗教的手段直接保护国家秩序。所谓运用宗教的手段直接保护国家秩序，不是用宗教来教化斯民，而是借神的名义使政权神圣化，并为现存统治秩序的稳定安泰而祈祷。
　　奈良时代，日本宫廷提倡提倡具有浓厚镇护国家色彩的《仁王经》和《金光明经》之类，宣扬为现世利益而祈祷，佛教成了纯粹的入世宗教，在兴盛的同时也丢掉了追求永恒超越的精髓。
　　
　　历史上，在镇护国家还是追求宗教自身的精神方面，日本佛教很骑墙。虽然有镇护国家的一面，但是在幕府政治建立之后，佛寺又一度成为令统治者头疼的势力。净土宗提出的“王法”思想，是一种超越现世政治，探索永恒法的努力。这造成了现世政治可能违背永恒法的逻辑后果。导致净土宗寺院一度成为收到政府迫害的农民抗议者的藏身之所。引发织田信长火攻比?山、丰臣秀吉毁灭根来寺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三当代日本佛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12月15日美国占领军颁发了《神道指令》，日本开始实行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原由国家颁布的《宗教团体法》于同年12月18撤销，同时公布了《宗教法人令》。过去依据《宗教团体法》，曾把原有的佛教13宗56派，统合为13宗28派。在《宗教法人令》公布后，又各分派独立，成为270个教团。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隶属和脱离所属的宗派是被允许的，从而使寺院之间的隶属关系松弛。
　　战后新兴宗教有显著发展。据统计，日本大约每20人中即有一人参加新兴教团，其中70%属于日莲系。主要有：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妙智会、灵友会、佛所护念会、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念法真教、孝道教团、解脱地、真如苑等。此中除天台系的念法真教、孝道教团和真言系的解脱会外：其余创价学会等均属于日莲系。这些新兴教团，多与政治活动发生联系。
　　新兴教团开始产生于战前，战后依《宗教法人令》而被公认。由于传统佛教考虑的主要是生死大事，对于现实总是不很关心。新兴教团所关心的不是死后，而是要实现天国于地上。如创价学会就主张把“真善美”，改为“利善美”，换“真”为“利”，追求地上幸福的实现。这种思想比较适合时代潮流和日本国内形势，故新兴教团不断得到发展。到目前为止，佛教仍是日本除神道外的最主要宗教，现在日本各地有佛教各宗宗立男女大学20余所。还有许多学会、研究团体，专门从事佛教的研究。各宗还派遣传教师到欧美各国建立别院，进行佛教宣传。
　　
　　第三节没有原则的效忠：意识
　　
　　西方的法理学中有一句名言：恶法不是法，是不值得遵守的。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为构筑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石之一。从中透露出一种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善”与“恶”是超验的价值，是独立于“法”之外而存在的。如果一部法律本身违背了“善”的精神，则不值得去忠于它。但是在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中，善恶却是和效忠混为一谈的。日本人没有超验的善恶是非观念，只有一味的愚忠。
　　愚忠是一种封建意识，与现代社会的精神格格不入。却深深融化在日本人武士道精神的血液中。日本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封建割据的落后社会，人身依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主流。对于依附者来说，主人的荣辱高于自己的生命，为了主人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除了忠诚，没有别的价值，就是日本人效忠意识的核心。武士道精神中的效忠意识非常适合封建领主们的胃口。再加上神道的渲染，效忠就成了日本人血液中的习性。正如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所说：“哪怕是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 而武士道精神中的愚忠意识，则把日本人精神中的善恶观念都给挤没了。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政治虽说是君主立宪，但在精神上日本天皇仍是至高无上的。对天皇的效忠取代了对大名和领主们的效忠。这种愚忠一度为日本在19世纪的崛起提供了精神力量的支持，却也为20世纪上半页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种下了祸根。
　　这种效忠精神在20世纪30年代与“现代”的法西斯主义相结合，便恶性地膨胀起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一种更加野蛮的法西斯武士道精神。这种武士道精神浸透了日本人的肉体和灵魂，使他们充满了强烈的愚忠精神，视死如归，甘愿充当“肉弹”，在战场上宁死不屈；他们在被侵略民族面前是杀气腾腾的凶神恶煞和刽子手；他们像疯子一样驾驶飞机去撞美国飞机和军舰。所有这些现象所体现出的好斗和凶残的精神，就是没有原则的愚忠。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所说：“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身’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这回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
　　日本的侵略官兵都是为天皇而战。战争的精神支柱就是日本天皇，实际上日本天皇还是日本的政治的偶像。有历史记载在日本投降之后，有许多日本青年学生集体在代代木练兵场切腹自杀，以示对天皇的效忠。也许还有人记得，战争结束近40年，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岛屿还发现一位日本士兵仍坚守在岗哨，孤身一人为天皇而战，直到天皇下了诏书，他才回国。
　　二战时存在这样的事实：日本妇女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竟甘愿去做慰安妇，为侵略中国的“皇军”服务，“慰安”他们枯燥的心和枯燥的生活。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攻打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公路上的一座大桥。当时守桥日军叫80名慰安妇撤离，但她们说：“我们是日本人，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才到前线上来，我们要和士兵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
　　再来看另一类日本女人的真实故事：1931年冬天，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此时，侵华日军中的大孤步兵第37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新婚燕尔，正在大阪家中休假度蜜月，眼看又要推上前线，他在蜜月的最后两天终日落落寡欢，突然产生了厌战思想。要不是战争，他就能与娇妻永远厮守在一起，就不会再有生离与死别……这一切，新娘千代子都默默地看在眼里。
　　这个看起来娇小柔弱的女人却一直在悄悄准备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在井上清一即将出征中国的前夜，21岁的井上千代子躺在丈夫身边悄悄地用小刀切开了自己的喉管。由于她不谙此举，这个残酷的举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而她始终一声不吭，直到黎明前才默默地死去，鲜血淌满了榻榻米。而在神龛前，千代子留下了一封题为“军人妻子之鉴”的长长的遗书。遗书洋洋洒洒上万言，大意是说她为了大日本帝国圣战的胜利，为了激励丈夫英勇征战，为了不拖累丈夫以绝其后顾之忧，她只有一死尽责了。
　　次日清晨，井上清一发现妻子的仍有余温的尸体，阅毕遗书，他没掉一滴眼泪，默默地收拾起行装，将妻子的后事托付于家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在大阪港乘上驶往中国的军舰。后来井上清一果真不负亡妻的遗愿，成为中国战场上最凶残的日军指挥官之一。1932年9月16日中午，200多名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将辽宁抚顺的平项山村团团包围，把全村3000多名男女老少逼赶到平顶山下的一块草地上，用六挺机关枪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扫射，3000多村民无一生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其罪魁祸首，正是这个井上清一，他是辽宁抚顺日军守备队的指挥官。
　　千代子的死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妇女组织”??“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产生了。千代子也被天皇封为“昭和之烈女”。与侵略战争相始终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是产生于军国主义母体的一个怪物，它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举世罕见的全国性妇女组织。在战争中，它像病菌一样在日本迅速孳生繁衍，短短十年内其成员由40人猛增至1000万人。它为虎作伥，充当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帮凶，有效地协助了日本军队实行侵略战争。
　　如果日本女人不去充当那个受害后作恶的“伥鬼”，日本法西斯之“虎”也不会有如此大的能量，点燃“一亿颗火球”（一亿日本国民）。因此，“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就是日本女性主动助纣为虐的体现。
　　靖国神社合祀的246万个亡灵中，有57000多是女性，她们大多是“大东亚圣战”中志愿为天皇捐躯的“昭和之烈女”。由于日本社会妇女地位的绝对卑贱，在战争中无谓捐躯的绝大部分女性却没有资格进入靖国神社这个“灵魂的天堂”，她们只能永远成为游荡在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因此有史可查的“照和之烈女”远不止57000个。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后，东京的居民千百户人家来到二重桥外，家家户户的老小跪伏在地，面对皇宫，叩头遥拜，痛哭不已。有的人在激愤中剖腹自杀，还有的竟全家老小三辈共同自刎，以死报国。东京青山通有的全家卧轨自杀。横滨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后，校长便带领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日本民族是信神道的，而神道却不是一种具有超验精神的宗教，它没有超越于宇宙之外的上帝，能够不带偏颇地评判世间善恶。相反，却有一个现世的活神??天皇。一切是非曲直，在他们那里，都转化成了对天皇效忠与否的问题，除了忠与不忠，没有善恶观念。因此，当天皇这个活神号召他们从事疯狂行为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把侵略当作神的感召。当军国主义的失败到来的时候，他们就感到了一种世界末日的恐慌。因此，做出自杀之举也就不奇怪了。说到底，这是灵魂深处的蛮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