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位于东京市区的九段会馆会场开庭。“法庭”座无虚席，两旁及后侧也站满旁听者。环顾整个会场，不论法官、检察官、旁听者或义工，女性为多，同时，记者看到许多年轻人。
此次法庭，因系民间组织设立，故其判决并无强制效果。有人称为“摹拟法庭”，但来自上海的国际法专家管建强先生称其为“人民法庭”。无论怎样，该庭法官均为专业人员，具有高度专业知识。同时，各国检察官亦为法律等学科从业人员，故其判决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台上左侧４名法官为麦克唐纳（原南国际战犯法庭负责人）、琴津（伦敦大学国际法教授）、阿尔西波（国际女性法律家联盟会长）、穆通加（肯尼亚大学教授）等。中间就座的有首席检察官塞拉兹（前南、卢旺达国际战犯法庭性差犯罪法律顾问）、多尔葛波尔（澳大利亚佛林德思大学国际法副教授），右侧就座的是各国检察官。8日上午10时20分，麦克唐纳审判长宣布开庭。来自美国的芭特丽西亚?塞拉兹宣读起诉书。起诉对象包括日本裕仁天皇以及战时首相东条英机等12人。
上月30日，韩国原慰安妇宋神道败诉，12月6日，菲律宾原日军慰安妇败诉。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说，举行国际法庭，也是表明对日本政府拒绝承认自己罪行的失望。此次法庭系由“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国际实行委员会组织。其成员包括亚洲七个团体。中国成员为上海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这个委员会指出，二战之后的东京审判，几乎没有涉及日军性暴力犯罪问题，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一直否认二战时其军队对妇女犯下的战争罪责、人道罪责。因此，该法庭将受理各国提出的日军慰安妇犯罪证据，追究日本政府及其军队残暴对待各国妇女的责任。
早在11月9日，法庭就将出庭通知送达日本政府，但是开庭当日，未见日本政府代表。但为维护审判的公正形式，法庭指派一名律师，由他概述迄今为止日本政府的正式见解，并对日本国内有关法律做了一般解释。日本政府的正式见解即为，裕仁天皇等所有被告均已死亡，无法反论或防御。因此，根据日本刑法，可以驳回公诉中止审判。此外，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无答责”，因此并无回答检察指控之责。
这位律师名叫今村嗣夫。其实，今村本人长期致力战后赔偿立法运动。在此法庭之外，今村曾说，按照本意，他并非愿意承担此项工作。他认为，应该通过这个人民法庭确立一种法理，即慰安妇制度等战时的性暴力违反人道与国际法。麦克唐纳法官说，无论日本政府态度如何，审判的有关文件将成为历史资料，而日本政府对于此次法庭的态度，也将作为历史记录存留下来。
九段会馆临近靖国神社，原为军人会馆，又是遗族会据点。有位与会日本友人说，这是对右翼年初利用大阪和平中心举行右翼集会的回击。8日以来，连续数日右翼分子或开宣传车，或三五成群在场外滋扰。他们打出标语，上面写着，从军慰安妇不是强制的。10日，右翼分子多次冲击会场。记者看到，九段会馆大门停有两辆轿车，似为便衣警察，一直发动引擎待机。大会组织者劝告与会人员，不要出入正门，以免受伤。与会人员大都通过会馆内部通道来往会场与宿舍之间。
会议显示了卓越的组织力量，所有人员均为义工。红袖标为警卫，绿袖标为媒体，黄袖标为义工，包括各个语种翻译、医务、新闻资料中心等。大会准备了中、英、日、韩等语种的同声翻译。此次法庭组织者至少动员了200名义工，此外各代表团也有许多义工。记者遇见韩国团中即有通晓中文的义工。
截止11月28日，共有298个团体赞同国际法庭基金。会场有一个募捐箱，上面写道：此次法庭出现很多赤字，呼吁与会者募捐。
据“法庭”发表的数字，中国大陆此次代表团成员共有28名、台湾63名，各国代表团以韩国人数为最多，220人，朝鲜11名。此外菲律宾有42名，印尼16名，东帝汶6名，荷兰3名，马来西亚1名，各国代表团为390人，旁听者达1300余人。
会场正门右侧则始终贴着中国代表带来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图片。
在九段会馆大厅中国资料摊位上，挂着一份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着日军在中国慰安所的位置。苏智良对记者说，中国是日本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日军曾在中国22个省份设立了数百个慰安所，有20多万中国妇女是日本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但是，因为传统的观念，她们许多人没有勇气站出来。
记者在会场上见到苏智良教授等人主编的《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日军性奴隶真相》以及《慰安妇研究》等著作。此外，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慰安妇证言》也将出版，其中收集了100位幸存者的证言。苏教授说，为了救济中国日军慰安妇，该中心决定将向她们提供生活救济。
会场前排就座的是受害国家代表，其中来自各国的原慰安妇共有64人。他们年事已高，身体病弱，出入均有随同。来自中国的原告有万爱花、袁竹林、杨明贞、何君子、郭喜翠、李秀梅等6名。检察官为苏智良、周洪钧、管建强、龚柏华、朱成山等。中国原告提出四点请求。第一，确定被告构成战争罪与反人道罪；第二，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正式谢罪；第三，赔偿已故受害者和幸存者每人2000万日元；第四，要求日本政府在日本本土为所有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树立慰灵碑。
12月9日上午，中国检察官提起公诉，控告日本政府、裕仁天皇以及侵华日军将领。中国受害者万爱花、袁竹林、杨明贞三名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向提出控告人出庭作证。中途，７１岁的万爱花因为悲愤过度晕厥。法庭一时中断。
开庭前一天，记者曾来到九段会馆杨明贞的房间。她说，她不想来，因为讲过去的事情，很难受。讲一次哭一次。杨明贞，1931年生，家住南京。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时，杨明贞只有6岁，住在南京南部通济门。12月13日，日军杀死她家的邻居。１４日父亲对日本兵进行抵抗，日军用军刀砍伤她的父亲。15日，她与母亲在父亲面前，遭受日军蹂躏。几天后，父母相继死去。60多年来，她一直小便失禁，至今每天要带着尿布。
此次作证，本来中国原告排在前面，但是此次南北朝鲜组成联合原告团，应其要求，中国代表为其民族团结精神感动，应允南北朝鲜原告团首先进行法庭陈述。韩国金英淑头发已经花白。12岁时被日本宪兵强行带到慰安所，周围有看门狗、高墙与铁网。一个叫nozaka的日本兵对她说，“我们去玩玩。”然后将才12岁的金英淑强奸。这个日本兵还用刺刀将她刺伤，至今她仍留有伤痕。她最后说，“我不是为了要求金钱或乞求怜悯才到这里来的。失去的东西无法挽回，我的青春已被剥夺。我决不饶恕日本。”检察官指出，金英淑一天要被强奸30-40次。
12月10日，东帝汶的两名原日本慰安妇首次来到日本证言。她们70岁左右，一个叫玛尔塔，另一个叫艾丝梅莱达，生活在东帝汶西部内陆的一个村庄。1942年上半年日军进入时，玛尔塔13岁。日本兵到了她家，把她拽到村旁慰安所。玛尔塔说，第一天夜里，有10个日本兵来蹂躏她，此后的3个月中，每天都有四五个日军强暴她。艾丝梅莱达则是在田里采集木薯的时候，被５个日本兵强行抓去的。在军官宿舍里，三个军官在三年中轮番对她施行性暴力，同时强迫她从事农活。
在审理期间，记者曾与庄国明律师交谈，庄台南出生，从业14年，５年前开始涉及慰安妇辩护工作。庄说，台湾社会对于他们的事业十分理解与支持。台湾大约有2000多名原日军慰安妇，但是，现在只查清70余名。
他说，日本政府很难改变目前的态度，将来应该着眼于美国方面的介入。
12月12日凌晨，记者拨通长期从事慰安妇救济工作的班忠义电话。他刚带万爱花、郭喜翠、李秀梅等老大娘外出回来。他说，这次法庭虽是摹拟的，但提高了人们重视慰安妇问题的程度，唤起了舆论的关心。但是，因为日本右翼势力很大，日本主要媒体有所顾虑。连日以来，对于此次法庭，许多日本媒体保持沉默。12日下午1点开始的记者招待会上，此次法庭组织者之一的松井女士说，她不对日本媒体抱有希望。
应该说，以往涉及战后索赔诉讼，媒体没有如此重视，此次采访媒体共143家，305名记者。国外媒体十分重视此次会议。九段会馆二楼媒体席位天天满座。二楼过道亦有各类媒体记者紧张工作。但是，松井女士指出，有的日本主要媒体，对于该法庭未报一字。
尽管日本右翼学者提出大量资料否认慰安妇制度的国家性质，认为这是民间企业征集的民间经济活动。但正如一名日本经济学者指出，战争期间，日本实行的国家统制经济，所有活动均为国家管理，根本不存在纯粹的民间企业。
中国原告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有的美国媒体问中国政府的态度，苏教授说，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这就表明了我国政府的态度。
在会场上，记者遇见日军731细菌战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她说，这次审判，四名法官中有3名女性，具有女性运动色彩，也具有性政治学意义。所以吸引了更多的参加者。但是，她强调，日本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如男性赴东南亚的“性旅行”、“援助交际”等问题，均与日本社会没有彻底清算二战时期的观念有关。
法庭实行委员会三位代表的致辞中指出，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对于女性严重的人权侵犯，而社会竟对于此无可奈何、视而不见。有组织的强奸、性奴隶制、强制妊娠，对于幼儿施行性暴力等现象均未受到处罚而仍继续。她们指出，日本帝国陆军对于女性犯下的罪行，空前残酷。但是，战后日本政府一贯拒绝进行详细调查，也不正式承认罪行，仅仅敷衍地表示遗憾。
法庭回顾了8、9、10日三天审理的过程后指出，检察方面提出的证据十分有力，认为当时作为日本陆海军最高责任者的裕仁天皇知道也应该知道日军在南京做出的性犯罪。法庭宣布，鉴于战时日军的强奸以及性奴隶制，裕仁天皇对于人道犯有罪行。会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人们激动得站了起来。因为这个判决推翻了前一次东京审判认为裕仁天皇无罪的结论。
最后，来自8个国家的原慰安妇站到台上，手里挥着印有大会图案的手帕。女性法庭提出，日本国应该对受害者进行真诚的谢罪、进行损害赔偿以及其他赔偿。对于其他被告人的宣判，国际法庭要在2001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最终判决中发表。（南方日报）